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要求以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为引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这是中国从中央层面首次对绿色转型进行系统部署，“加快”“全面”等字眼凸显了绿色转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作为绿色转型的重要构成，气候转型关注的重点已经逐步从国家层面转移到了企业层面。企业如何认识气候转型计划、如何制定气候转型计划以及如何执行计划，将对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产生重大影响。

什么是转型？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9年发布的《转型金融：介绍一个新概念》报告中给出的定义，转型被默认为“为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而需要进行的改变”。而可持续发展包含很多方面，其实现也需要很多要素。因此，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属于转型，从高污染高耗能经济转向绿色经济也叫转型。

由于气候是目前最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议题，近年来转型一词很多时候也被专门用来指代气候转型。

而气候转型的目标也非常明确，并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共识：2015年，《巴黎协定》设定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2度之内，并努力将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度之内”的目标；其后，201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特别报告指出“要达至全球变暖限制在1.5度，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到2030年需要比2010年减少45%，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

改变现状通常需要额外的投入。因此，转型这一概念通常伴随着“寻求资金支持”的语境。

在国家层面，广义转型的资金来源有三种类型：一是国家资金，来自于税收、国债、主权基金等；二是私营部门，包含国内的私营部门和国际私营部门，其中重要渠道是资本市场；三是国际援助，包括来自发达国家政府的援助和多边机构的援助。转型之初，相对脆弱的国家和行业会比较依赖于国际援助来打下基础；随着自身能力增强，这些国家不再符合国际援助标准，但却更多地吸引国内和国际私营部门资金。在理想情况下，此消彼长，仍然满足国家可持续发展转型的资金需求。

关于气候转型的讨论一开始似乎也是遵循这样的路径，国际援助一度是最大的焦点。然而，《巴黎协定》之后，气候转型议题的关注点似乎渐渐从国家层面转向了企业层面。

原因之一可能是，相对于其他可持续发展议题，气候转型是个几乎完全基于经济活动的议程，天然比较容易分解和落实到企业。

原因之二可能是，气候是个全球问题，气候议题深入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转型的挑战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这多少突破了其他很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国际合作框架。

最后，自199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生效，国际气候治理已经走过了三十年漫漫长路，针对国家层面的目标设定和资金支持的讨论已经或多或少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即，能一致的都已一致，被搁置的也就搁置了），经过若干反复，基本框架已经搭建好，目前更多需要进入的是实操阶段。而实操中企业行为明显比政府行为更有效率。

另一方面，对于全球气候转型这一庞大使命，曾被寄以厚望的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和来自国际多边机构的资金是远远不够的，顶多能起到引领和撬动的作用；主要力量还得依靠常规经济和金融活动，即通过政策和市场推动，联合公共与私营部门资金，推动企业实体或经济体对其经济活动进行脱碳化。

行业和企业实质上是气候转型的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是气候转型的最小主体。

归根到底，绝大部分企业的转型其实是由国家气候目标和国家转型计划推动的。国家推动行业，行业推动企业。

国家气候目标一直是气候谈判的核心、博弈的焦点。

《巴黎协定》要求每个国家制定并通报其2020年后的气候行动，即国家自主贡献（NDC），每5年更新一次。目前各国承诺实现净零的年份从2040年到2060年不等。联合国2022年发布的报告显示，现有的国家计划加总起来并不能满足全球气候目标要求；根据观察组织气候行动追踪组织（Climate Action Tracker，CAT）的评估，截至2024年7月，没有一个国家的NDC与巴黎协定1.5度目标完全一致。

一方面，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一直在呼吁各国在2025年即将更新的NDC中提高雄心力度水平；另一方面，转型不等人，现有的国家的自主贡献（NDC）、长期战略（LTS），以及行业路径至少已经设定了一个行动的基础。

那么，现有的全球目标/国家目标如何落地到企业？如果企业希望/被希望自己为此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到底贡献多少算够呢？

需要了解的背景是，在不同的时间点，根据当时的经济和技术状况，《巴黎协定》零碳目标所暗含的“实现路径”是不一样的。经济总量和结构如何发展？人口如何变化？这是基本宏观经济状况。技术如何演变？政策如何实施？这是人类的减排努力。二者的不同情况结合起来，模拟出的行业排放以及行业减排的速度和程度可能千差万别。同样的减排政策和措施，遇到不同的宏观经济状况，最终反映在全球升温数字上，可能是巴黎协定希望达到的升温1.5度以内，2度以内，或更高。

倒果为因，首先，研究机构根据巴黎协定升温目标所暗含的碳排放量，基于一些宏观经济预测，制定出碳预算，即各国家/行业分别可以排放多少，再根据关于减排政策和技术成熟度的预测，模拟出各行业脱碳的速度和程度——所谓行业路径（trajectory/pathway）。然后，企业按照自己希望与其一致（align）的升温情景所暗含的行业脱碳路径，以及自己在行业中的定位，推算出自己应当实现的减碳的速度和程度，这就是所谓企业的减碳路径。它的具体呈现可能是一个以时间为横轴的减碳指标曲线——指标可以是绝对碳排放，也可以是单位产品/活动碳强度，等等。

企业的减碳路径属于减碳的“结果”呈现，而支持它的“过程”是一个清晰的技术路线图（roadmap）——施行什么措施，采用什么技术，从事哪些活动，各自的时间表和目标，等等。

虽然逻辑链条相对清晰，但现实中需要关注的是，“升温目标所暗含的行业减排路径”是在许许多多假设下的情景分析的结果，不同模型给出的结论也不一样。假设不一定会实现，也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调整。而技术路线图更加是各种因素预测模拟的结果。

因此，不管是行业减碳路径/技术路线图，还是企业减碳路径/技术路线图，必然是个动态的分析和调整过程，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企业气候转型的复杂程度。

作为气候转型的主体之一，企业要进行这种复杂、长期的转型，除了要有主动承担责任的勇气外，还要制定可行的转型计划。

企业的转型计划所要做的，是以减碳路径为基础，设定气候战略和目标，并确定一个框架和机制，确保企业能根据动态变化，采取措施去实现战略目标。

鉴于转型计划的重要意义，若干机构都建议/设计了转型计划应该包含的内容。

综合来看，通常认为企业转型计划需要包括“战略目标——具体行动——管治”三个维度。

1. 战略目标如何设定

在《巴黎协定》框架下，设定战略目标似乎属于照猫画虎：“2030年前减半，2050年前达到零排放”是不是就可以了？但这对企业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具体来说，企业设定战略目标需要考虑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设定与《巴黎协定》一致的目标对企业有何好处，又要付出多少成本；二是如果觉得难以承受，有无更加适合的可操作目标选项；三是对于每种目标选项，企业每年能排放多少，又要如何实现减排？

企业通常使用气候情景分析来回答前两个问题，用行业减碳路径帮助回答第三个问题。

通常意义上的情景分析，分析的是当一个假设的情景发生的时候，对自己有什么影响/产生什么损失——概率再低的情景也是有一定发生可能性的，重点在于一旦发生，其影响/损失是否可以承受。

然而，战略制定中的气候情景分析包含两个角度：

首先是“承担责任”的角度：在这里，选择气候情景的出发点更多是“我们希望发生什么”而非“希望测试的极端情形”——以达到某个情景为目标，去看其需要什么经济社会条件，我和其他人又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因此，即便巴黎协定1.5度目标情景从概率上再难以实现，该情景一般也是必包括的。

其次是“风险机遇应对”的角度：每一个情景的实现，都意味着其他的利益相关方和市场参与者采取了一些措施，市场呈现某种状态。那么，这些措施和状态又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带来什么样的机遇？我要采取什么样的做法才能应对这样的影响，抓住这样的机遇？

虽然“风险机遇应对”角度看似更加实际，但由于气候变化的长期性和大多数企业行为短期性的错配，以及决定转型路径的许多因素不明朗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对于许多行业和企业来说，气候风险机遇的分析还只是个被要求做而做的、摸索中的新鲜事物。对他们而言，情景分析或者说通过情景分析实现的气候风险机遇分析目前最大的作用，可能还是从转型风险应对出发，找到一个既符合国际社会期待，又符合自己现实状况的减碳路径，为战略决策提供参考。

2. 具体行动包括什么内容

战略层面的行业和企业减碳路径最终都需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一个合格的气候转型战略，不仅需要包含目标——长期目标和中短期目标——更需要明确如何调整商业运营模式（行动）以达到目标。商业运营模式的调整需要有具体的体现，如明确的资金花费计划、技术计划等。如果什么都没有，只是设了目标，那谈不上调整商业模式（行动），也称不上战略。

行动措施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将原本高碳的行业或者活动进行脱碳化；另一类是投身于新的低碳的商业机会。这两种措施又被通称为脱碳的两个抓手（level）。

具体行动也需要配套相应的融资计划，包括所需的任何资本支出、运营支出、并购活动和研发支出的需求和承诺。对于某些公司而言，支持资本存量重新定位的资本配置计划至关重要； 而对其他公司而言，运营支出则可能更为重要。 运营支出包括员工再培训和调岗成本、 闲置资产退役成本和实施低碳生产实践的人事成本。

3. 管治架构如何有效

为确保转型计划得以有效实施，企业需要建立起职责明确，运转有效的管理机制。如转型目标需要落在特定的指标（KPI）上，接受利益相关方的评价与监督，并鼓励第二方意见或独立验证；战略实施情况和目标完成情况都需要透明公开等。

此外，转型计划也需要根据国际脱碳的最新情景分析、路线图，和企业自身行动的情况去做定期更新。

作为新生事物，企业转型无论在计划制定方面，还是在计划执行方面，都面临着一些挑战。

2024年，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CDP）搜集了来自129个国家/地区14个行业的超过23,200个组织的问卷并进行了分析。分析显示，虽然26%的企业声称已经制定了与《巴黎协定》1.5度目标相一致的转型计划，但只有0.6%的企业完整地向CDP披露了“合格”转型计划应包含的全部21个关键气候转型计划指标；70%的企业只披露了不到三分之一的指标；披露率最低的指标为“Targets目标”，只有4%的企业进行了披露。

综合看来，目前企业转型计划正面临如下六大挑战：

挑战1：企业创造利润的根本需求与转型经济性的矛盾

气候变化作为具有极其强大外部性的议题，虽然正在且继续对企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短时间内尚未为企业转型带来足够的经济吸引力。

因此，目前较为成熟的转型计划常来自具备行业优势、能承担较大成本的企业。对于其他大多数企业，气候风险与机遇分析往往无法带来足够的推动力，而转型计划也很容易沦为纸面文章。

挑战2：缺乏实操性的指引，计划变成承诺

如前所述，很多企业纷纷为转型计划制定了指南。然而，他们多从对披露要素的规定（期望看到什么）、对战略科学性的要求（多大程度上与巴黎协定相一致），和对行动实施的监督（SMART指标、公开透明、二方意见）等出发，对于企业如何实现气候转型的方法论则依赖国家和行业减排路径，而后者往往尚处于探索阶段，并不具体，在实操层面难以起到指导作用。

以联合利华2024年新发布的气候转型行动计划为例：作为行业标杆，它设定了雄心勃勃的“2039 年实现全价值链净零排放”长期目标、近期目标，并详细说明了每个活动领域已经采取和即将采取的具体行动，包括对其价值链上其他行业的深入参与。然而，联合利华并未引用任何“减排路径”为指导，也坦陈，几乎在其所有的活动领域，气候行动的成功与否都取决于其控制之外的许多外部因素，如政策、其他行业/市场的发展情况，技术方案/产品的成熟，等等。

一方面，转型金融要求企业制定可信的转型计划；另一方面，行业层面的路线图十分缺乏，单个企业也无法解决整个行业生态的问题。这造成的结果，就是企业转型计划往往无法落实，仅停留在单纯的战略目标承诺上。

挑战3：宏观经济政治状对气候转型造成阻碍

由于宏观经济政治状况，和地缘政治造成的能源危机等原因，制定并执行气候转型计划的能源企业可能短期在财务表现上弱于没有制定气候转型计划的能源企业；同时，能源安全成为至关重要考虑因素，也促使企业增加基于化石燃料的需求。这些客观上都可能对气候转型产生阻碍。

例如，虽然拜登政府重新加入了巴黎协定，并试图通过绿色能源政策和其他立法来实现气候进程，但2021年至今三年半的时间里，美国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表现显示了完全相反的趋势。美国2023年的原油产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追踪最大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业绩的Energy Select Sector SPDR基金（XLE）自拜登就职以来上涨了100%以上。

企业层面，大公司纷纷修改了自己的气候转型相关战略。2023年初，英国石油公司（BP）缩减了通过减少石油和天然气产量来减少碳排放的计划，将“到2030年末排放量在2019年基础上减少35-40%”改为“削减20-30%”。2024年3月，壳牌也更新了其能源转型战略，到2030年将其销售产品的第三方使用的净碳强度降低15%至20%，而之前的目标为20%；它还放弃了到2035年在2016年基础上减排45%的目标，理由是“能源转型变化步伐的不确定性”。

2024年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更是为气候转型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

挑战4：按图索骥式地使用标准和目录可能会降低企业的转型主体意识

企业如果仅仅从形式而非实质出发，照本宣科地对照各机构发布的标准和要求去制定计划，很有可能让转型计划变成仅为披露而存在、无法指导实践的表面功夫。而评级机构和金融机构在评估企业转型计划时，如果机械地照搬标准和要求的表义，也很可能得出教条主义的结论，从而打击和降低企业的转型主体意识。

仍以联合利华的气候转型行动计划为例：联合利华表示，由于减缓气候变化已经整合在其整体业务战略中，为减碳而进行的投入很难从整体财务计划中独立核算出来。这被观察者认为不符合转型计划中“财务投资计划”的披露原则。这多少形成了一个悖论：标准和要求提供的指引更多规范的是从无到有，而非从有到精的过程。

同时，随着转型金融提上日程，为了确保资金流向真正需要的领域，监管机构纷纷制定“转型分类Taxonomy” 对转型活动进行定义。然而，“转型分类”主要意在为金融机构提供指引，侧重于明确的指标；而各行业减排技术和路径都是动态更新的，企业作为转型的主体，需要深入了解本行业面临的转型需求、科学的行业减排路径、不同技术方案的成熟度，结合自身情况制定并执行转型计划。如果企业过于依赖“转型分类”，一切以金融机构进行转型金融贴标的要求为准绳，反而可能喧宾夺主，消减了其自主进行转型的主动性与弹性空间，无法实现富有创造力的转型成果。

挑战5：金融机构自身的转型需求在现有框架下会对高碳行业转型产生一定阻碍

研究表明，如果现有的化石燃料基础设施都运行完整个生命周期，那么无论新建多少低碳/零碳设施来满足新的需求，人类都将无法保持升温在2度之内。而令这些基础设施提前退役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和妥善安排。

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GFANZ）定义的转型金融包含四个方向：支持气候解决方案（climate solution）、支持已经符合《巴黎协定》路线图的经济活动（aligned）、支持正在向“符合《巴黎协定》路线图”努力的经济活动（aligning），和支持逐步退出高碳行业（managed phase out）。其中，后两个方向，尤其是“逐步退出”，是高碳行业最需要的。

然而，在现有框架下转型金融的资金可能更容易流向前两个方向。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虽然转型需求要求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向高碳行业以支持其低碳化，但金融机构自身也是转型主体，其转型必然要求减少自己的投资组合碳排放（financed emission）；而在目前框架下，其投资组合碳排放会成为金融机构进行自身转型风险分析的一个重要参数。对高碳行业转型的支持，可能会造成一段时间内其投资组合碳排放高企，转型风险受到关注。

从全球转型角度，金融业的投资组合碳排放需要经历一个先上升再下降的过程；但从单个金融机构角度，除非评估机制发生变化，某种程度上将所有高碳行业从自身资产负债表上去除可能才是最符合其利益的短期选择。

挑战6：转型计划推进不均衡带来“碳泄漏”

转型计划的推进必然是不均衡的。一部分企业可能为了自身的转型，选择剥离而不是改造高碳业务；而选择收购高碳业务的企业往往不在乎气候转型，反而由于其管理方式带来更高的碳排放。

2021年，能源巨头壳牌、道达尔和埃尼出售其在尼日利亚Umuechem油田的股份，以帮助自身实现净零目标。然而，油田在被出售给私募股权支持的公司Trans-Niger Oil & Gas后，其燃除水平（抽油时释放的过量气体的高排放燃烧）立即翻了两番，收购方也宣布打算迅速将石油产量增加两倍。

同样，私人控股公司Hilcorp在从康菲石油公司（ConocoPhillips）和英国石油公司（BP）手中收购老化资产后，已成为美国已知最大的甲烷排放者，其甲烷排放强度几乎是美国前30大生产商平均水平的六倍。

正如可持续发展相关披露总是由上市公司开始，非上市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是隐形的；在转型计划领域，也必然产生受到关注的“行业领头者”与不受关注的“后进生”。如果利益相关方只看到前者不看后者，那么若干家企业转型计划的成功不一定带来行业转型的成功，甚至由于“气候驱动的资产分割”，而产生完全相反的作用。

虽然企业转型计划面临许多挑战，但领先企业已经通过自身的探索与实践，为更多企业加速转型进程提供参考和借鉴。

面向未来，企业气候转型，既有来自监管的压力，也需要市场的激励，更需要多方协力。

1. 监管合规

大体说来，企业转型是由国家气候目标和国家转型计划推动的。《巴黎协定》有197个缔约方（196个缔约国加欧盟），国家的自主贡献（NDC）、长期战略（LTS）最终都会落实到各个领域的国内政策。

目前，转型计划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纳入监管要求的披露范围。如欧盟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和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CSDDD）分别要求大于500和1000人且营收高于一定限度的公司披露其气候转型计划。

其中，在全球范围内更具影响力的是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2023年重磅出台的与气候相关的披露准则ISSB S2，其在原有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建议（TCFD）的基础上更加深入细致地进行了对于气候风险与机遇的评估和管理的要求。目前已有包括加拿大、日本、英国、新加坡、中国等20多个司法管辖区使用ISSB准则或者使其可持续披露标准与ISSB准则一致，这些司法管辖区代表了全球近55%的GDP、覆盖了全球一半以上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虽然ISSB披露要求的立足点为对气候风险与机遇的管理，但其与企业转型计划的内容有非常多共通之处：都包含管治架构、战略设定、指标与目标。说到底，风险与机遇管理正是企业需要进行转型的缘由：物理风险属于气候变化对世界的直接影响，是全球层面气候转型的根本动力；全球层面气候转型而带来的转型风险，又成为行业与企业进行转型的直接动力。

除国家层面的推动力外，在个别行业也存在着行业层面的监管推动。比如：国际海事组织（IMO）作为全球船舶航运业的监管机构，于2018年制定了“国际航运将在2050年将排放量至少减半”的气候战略，并通过对船只进行能效与碳排放指标的监测和管理来实现目标；2023年，国际海事组织修订其气候战略为“在2050年之前或该年份前后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并制定了2030、2040年的中期目标。国际海事组织预计在2026年更新对船只能效与碳排放指标的要求以与2023气候战略目标相一致。

2. 市场激励

所有的经济行为都需要资金支持。各国监管机构正紧锣密鼓建设转型金融体系，推动转型金融发展。而金融机构对自身零碳转型的要求和承诺，也是转型金融的一个巨大推动力。其中重要的市场参与者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GFANZ），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联盟，已经拥有覆盖超过50个国家的超过675家成员。

转型金融概念脱胎于绿色金融、可持续金融。对于转型金融的框架和技术细节，国际上应用较广的是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和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各自发布的转型金融产品相关标准和工具。其中，对企业转型计划的细致要求，是其与初代绿色/可持续金融概念的主要区别：与其他金融工具不同，转型金融大多需要企业确定转型的战略目标，有一个可信的气候转型战略，以及科学（在气候语境中，“科学”指符合气候科学，通常意味着与巴黎协定目标相一致）的减排目标；然后，定义出自己进行转型的抓手具体可能是什么样的活动；再为这些活动去进行融资，用融资工具带来的收益直接支持这些活动或激励这些活动。

转型计划已经被广泛认为是为转型进行融资的关键工具。转型金融的发展将为企业转型计划提供来自市场的激励——资金支持。

3. 多方协力

无可否认，企业是气候转型的主体。企业应以行业机构发布的标准和要求为指导，制定并执行转型计划，并接受利益相关方的监督。

同时，市场参与方也应意识到，企业气候转型并非单个企业能独立完成，而是依赖于整个行业生态链的发展与合作。将压力给到某个企业，最多只能推动企业进行转型承诺；只有在政府的支持和投入下，带动整个市场参与，才能让企业的转型承诺找到落地方式。

具体来说，政府和公共部门提供政策保障、资金激励；研究机构、行业组织等提供路径分析、技术跟踪；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产业链上下游提供协同合作。任何一环的缺失，都有可能使转型这一经济活动变成喊口号式的运动，不仅转型目标无法实现，反而扭曲市场，带来秩序的扰乱和资源的浪费。

最后，对企业转型的评估也应从根本目标出发，立足于其对全球气候目标的贡献，谨慎对待退出、剥离等表面化措施可能带来的泄漏和不利影响。

企业转型计划不是一个可以即时满足的目标，而是各个利益相关方携手前行的一段旅程。只有各方立足初心，积极参与，不断探索，持续改善，才有可能实现最终的目标。

（本文作者陈琰炜女士现任某多边金融机构气候金融顾问。她在可持续发展、负责任投资领域有十七年工作经验，覆盖气候变化与碳金融、环境合规、企业社会责任、绿色金融、企业ESG管理等议题，国际开发机构、金融、互联网等行业。）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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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BP scales back climate targets as profits hit record, Nick Edser, Daniel Thomas, etc., 2023

[19] Oil giant Shell waters down its near-term emission cuts in strategy update, Sam Meredith,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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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Dark and Dirty Assets: Greening Climate-Driven Asset Partitioning, John Armour, Luca Enriques, etc., 2022

特约撰稿 陈琰炜

责编 孙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