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和经济的战役，不亚于淮海战役。”

这是毛主席在建国初了解到上海打赢了经济领域的一仗后，夸奖陈云的一句话。

1949年5月，上海获得了解放。

图|陈云

尽管那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获得了解放，但这也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国民党当局败走台湾，留下来的只是一个烂摊子，上海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更有囤积居奇，倒买倒卖的奸商，意图从经济上摧垮新中国政权。

一些怀疑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人说：“共产党能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

还有一些资本家更是宣称：“共产党打仗100分，政治80分，管经济只能是0分。”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毛主席想到了陈云。

毫无疑问，陈云在经济领域具有杰出天赋。

当年在陕甘宁边区时，面对国民党当局的经济封锁，陈云走马上任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1944年），主持中共中央在爱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通过走访实际调查，陈云制定了一系列的应对策略，根据不同的商品调整收购价格，国统区高价收买，边区低价抛售，国统区低价出售时，边区又囤积货物，通过一买一卖的方式，平抑物价的同时，还为边区政府赚了不少金价波动的差价。

图|陈云在延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又派陈云赴东北主管经济，在他的调控下，东北解放区的经济问题得到了全面解决，为后来发起辽沈战役奠定基础，陈云也因此被誉为“红色掌柜”。

陈云赴任上海后，就上海的经济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措施，迅速扭转了社会局面，一些不法商贩囤聚的粮食、煤炭大量贬值，不得不低价出售，城市的经济趋于稳定。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云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开始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

据说有一次，有人向毛主席反应，陈云同志工作很得力，毛主席听后哈哈一笑，挥笔在纸上写了一个字。

一个“能”字，可以说将陈云一生概括的淋漓尽致。

从陈云生平来看，他似乎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因为家里贫穷，陈云很早就辍学了，14岁的时候就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店员。

那他这一身本事是从哪学来的呢？

答案很简单，是在后来革命生涯中，一边实践一边学习得来的。

在长久的革命生涯中，陈云通过不断地学习，最后总结了“十五个字经验”，并将之奉为一生准绳。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交换、比较、反复”

虽然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这其中却蕴含着深刻的哲学道理。

图|毛主席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经济工作千头万绪，做错了哪一个方面，都有可能造成问题，特别是国家建设之初，财政匮乏，如何统筹各方发展关系，无疑是一个重点。

当时全国物资匮乏，通货膨胀也很严重，很多人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也有不同的意见。

有人主张削减开支，节省成本，还有人建议在两广和西南另外发行钞票，这样可以兼顾后方的利益，但陈云并没有将全国经济问题分开来看，而是要求做到统筹兼顾。

可陈云却并不赞同他们的意见：

“现在所有的工作都必须是为了战争的胜利。由于军费不能减少，减少了就不能保证部队的需要，所以削减开支不现实。另发钞票虽然对后方有好处，但会影响对前线的物资供应，因此也不可行。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是全国一盘棋，统一物资调度，解决物资供应问题，打击投机商，逐步遏制通货膨胀。”

尽管统筹兼顾看起来简单，但执行起来很不容易。

不是谁都有统筹全局的观点，可他们的顾虑却也能理解。

比如常州，常州不肯把粮食运往上海，他们担心缺少粮食后，本地居民无粮可用。

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对物资调往全国又顾虑，陈云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

“地方如果都各自打算，分散使用力量，就不能应付目前这个局面。”

在陈云的努力下，全国经济在建国后半年，基本上就实现了稳定，到1950年3月，全国财政收支便接近平衡，通货膨胀的现象得到了遏制，多年来饱受通货膨胀困扰的群众为此欢欣鼓舞。

陈云处理财政经济工作，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稳重。

当时大多数人都本着在几年时间里“赶英超美”的想法，陈云坚决主张放缓脚步。

“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

事实的发展无疑也印证了陈云的远见卓识，就连毛主席也坦言：

“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

在毛主席点将下，陈云再次出山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

当时全国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粮食不足的问题，为此陈云提前半年便已经开始准备，在粮食不足的情况下，施行供给制。

以每人每天需要供给70克蛋白质计算，城市人口每人每月供给3斤大豆，陈云算过账：

“每人每天最低需要70克蛋白质，1斤粮食含蛋白质45克左右，而1两大豆就含20克。实行这个办法，每年需要供应城市30亿斤大豆，这是可能的。”

考虑到光吃大豆也不可行，陈云又开始考虑从国外进口粮食，这在那个年代无疑是属于开天辟地的行为，但如果不采取这个办法，全国人民就要挨饿，思来想去，陈云还是决定，从国外购买了500万吨粮食回来，用于解决燃眉之急。

事实上，经过陈云一年多的整顿，国家经济有了明显的好转。

1962年，毛主席在会议上当众表扬：

“真理原来掌握在陈云手里。”

1979年3月14日，陈云、李先念联名就财经工作写信给中央：

“建议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大事的决策机关。”

党中央在1979年3月21日开会商讨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时，批准同意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并任命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负责统筹全国经济工作。

七十岁的老将再度出山，也给许多在迷惘中的人增添了许多信心。

在随后的中央常委会议上，陈云提出：

“对国民经济要实行三年调整。”

这一建议得到了邓小平的赞同。

图|陈云

应该说对于调整全国经济，中央当时是下了很大决心的。

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国民经济遭到了很严重的破坏，如今国家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很多人都表示，希望能大干一场，早日恢复被破坏的国民经济，尽快赶上世界发展水平。

事实上，就在我们睁开眼睛看世界后，就已经发现世界的发展早已经大不一样。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赴日访问。在日本的这七天时间里，邓小平深深地赶到了同世界的距离。

就以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那时国内装汽水还都是用玻璃瓶，但国外已经用上了易拉罐，我们国家的工作人员到国外，没见过易拉罐，甚至于都不明白，他们是怎么能够把钢铁压到这么薄。因为以当时国内生产水平，就连一个易拉罐也都无法生产。

我们国家的外交人员，跟随日本工作人员外出参观访问，循例我们是要坐自己的汽车出行的，还要在车前挂上国旗，可那时我国的汽车工业在技术上同国外差距非常明显，我们汽车生产所用的钢材厚重笨拙，远不如国外汽车轻便，走一会儿就被落在后面，前面带路的日本工作人员就只能停下来等。

图|邓小平

为了争口气，我国大使馆司机只能加足马力冲，但因为发动机马力不足，汽车抛锚在半路上，这下大家更加尴尬，后来不得不借助日方工作人员帮助，才赶到参观访问地点。

不蒸馒头争口气，大家都想尽管赶上世界发达国家。

1979年春，陈云刚主管了财政经济工作后，冶金工业部就提交来了一个计划方案，计划中提出要在1985年实现全年钢铁产量6000万吨。

陈云看了这份计划方案后，一时有些语塞，不是为别的，而是因为这份方案实在有些不切实际。

尽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工业发展十分迅猛，特别是兴建了鞍钢这样的大型钢铁集团，但我国整体钢铁工业发展仍然很落后，特别是对比日本，日本的钢铁企业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的流水作业，而鞍钢还是高炉炼钢，不仅钢铁产量难于突破，而且还很污染环境。

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全国就曾掀起过大规模的炼钢，并且还喊出口号要“赶英超美”，五十年代末，我国钢铁年产量只有530万吨，结果到1958年，这个计划数字就翻倍到了1070万吨，而到了1959年，计划钢产量就达到了3000万吨。

就连毛主席也觉得有些不切实际，他征求了陈云的意见，陈云没直接反对，而是举例来说明。

“英国从年产869万吨钢到年产1655万吨钢，花费了17年时间。”

尽管后来这一数字缩减为1800万吨，但仍然要超过我国实际工业水平。尽管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炼钢铁，但实际产品质量根本不合格。

陈云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自然明白其中的问题，我国1978年钢铁年产量只有3178万吨，短短几年时间就要翻两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冶金部长一见陈云生气，小声说了一句：

“您不是说要到2000年实现钢铁年产量8000万吨吗？”

陈云说：

“经济发展要讲究一定的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实现突破，你这样搞，靠什么？”

部长小声又说：

“我们不是正在谈引进外资与设备……”

“不要说了。”陈云直接打断了他：“这个冒进的方案，绝对不能批准。”

陈云后来把这件事报告了邓小平，邓小平也对他的决定表示了赞同。

那个年代，人人都想在经济建设领域做出一番成就，特别是在国家政策指引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引进国外成套设备的风潮，一贯稳重的陈云对此忧心忡忡，他认为引进必须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1979年3月21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冶金部大规模引进谈了自己的看法：

“冶金部提出的引进设想，我都看了。他们是好心，想要多搞，可以理解。……现在的情况是：冶金部一是把情况看简单了，二是看孤立了。借外国人那么多钱，究竟靠得住靠不住。……借外国人的钱，把钢铁的发展都包下来，把冶金机械制造包下来，所有借款都由人民银行担保，要多少钱，没有很好计算。”

图|陈云

陈云坚持主张钢铁工业的发展要兼顾其他各行各业，比如轻工业、农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等等，不能让钢铁太突出，就挤了别的工业。

与此同时，陈云对冶金部也提出，不要只把目光关注到钢铁产量上，而是要把重点放在钢铁质量上，品种上。

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在会上陈云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国家有9亿多人口，80%以上在农村，他们都要吃饭，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把钱全投到重工业，投到钢铁上，投到一些大型工程上，我们的人民群众可能还要饿下去，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陈云的话虽然浇灭了人们大干快干的热情，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所说的恰恰是我国面临的实际情况，邓小平也在会上带头鼓掌，也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见。

考虑到钢铁工业要为轻工业让路，对于冶金工业部提出的“到1985年钢铁产量达到6000万吨”指标过高，考虑按4000万吨左右安排，并要求冶金工业部做好安排，把重点放在提高钢铁质量和增加品种规格上，把短缺的钢材、钛合金和有色金属搞上去，以适应国民经济的需求。

图|上海宝山钢铁厂

对陈云的意见，中央格外重视，并且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进行调整。

当时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宝钢的“上马”与“下马”。

1978年春，中央就批准了宝钢上马，宝钢也成为自新中国建立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工程。

确实如果从实际情况来看，宝钢的上马对全国而言都是很大的负担，根据计划，宝钢整体工程的投资在200个亿，按照当时人口计算，相当于是全国每个人都要出20元支援宝钢建设。

尽管中央已经下定决心调整钢铁产业，可宝钢当时已经于1978年12月23日破土动工，现场施工队也集结了四五万人投入生产，更麻烦的是，宝钢与国外企业也已经签订了一系列的合同，引进设备源源不断的送来。一些外商一听说中国可能要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担心签订的合同无法履行，正在加速向中国抢运设备。

考虑到事情的严峻性，1979年4月，中央派陈云赴上海对宝钢问题进行调查。

图|1979年6月，陈云在上海调查解决宝钢建设中的问题

从4月底到6月16日，陈云不仅视察了宝钢工程建设，还召开了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1979年6月16日，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委员会会议，并在会上着重谈了宝钢的问题。

“宝钢是一个特大项目，对全国、对上海来讲，都关系很大，事关全局。它投资大，在二百亿元以上。应该说宝钢是仓促上马的。这样大的工程，按道理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来调查研究，经过反复考虑后再决定，从开工以后的情况看，工程进度是好的，施工力量已有五万人，成绩是很大的。现在工程建设正在进行。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再多加考虑，以弥补过去的不足。”

经过细致的考察和严谨的分析后，陈云认为宝钢应该还是要上马，毕竟是事关国家的大事，既然已经开工，就不要停止，但由于宝钢工程仓促上马，期间有许多问题考虑不周，需要各方协作解决。几次会议协商讨论，最终陈云形成了8条意见，对于后来宝钢的建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1982年，陈云与姚依林、宋平交谈

更重要的是，陈云依托于宝钢问题，还做出了重点指示：

“要以宝钢建设为例，总结经验，搞出个引进外资、引进技术、搞补偿贸易的典型来，以后一些项目均照此办理。”

围绕宝钢问题，全国财经委员会先后开了四次会议，最终大家一致赞同陈云的意见。

要知道陈云这一年已经年过七旬，连续一两个月的忙碌，身体早就吃不消了，到6月29日会一开完，陈云就病倒了，九十年代时，陈云谈到宝钢建设问题时坦言：

“上半年到上海搞宝钢，后来开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只忙了26天，最后得了肺炎。像我这样的人，身体原来很弱，今年75岁了，经不起几次肺炎。”

陈云很关心宝钢建设问题，但既然国家已经决定不能对此投入太多精力，那就只能考虑延长工期，对于宝钢建设问题，陈云主张整个工作中药环环相扣，不能等到设备运到码头上了，我们才考虑怎么用，可以适当拉长工期，稳当准备，总比中途停下来再起步要快的多。

1985年9月，宝钢一期工程投产。

1986年5月18日，陈云以八旬高龄视察了宝钢生产，再听负责人介绍宝钢生产以及发展情况后，欣然题词：

“埋头苦干,从严要求,精益求精,不断创新。”

而更耐人寻味的是，陈云在题词落款处，挥笔写了“八十二”。

用意之深远，不仅引起人们一片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