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一生为国为民，始终以国事为重。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将最珍视的人——结发妻子邓颖超托付给了一位看似普通的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与周总理素不相识，却因缘际会成为了西花厅的＂固定工作人员＂。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周总理曾亲自教她开启保险柜，这个保险柜里装着国家机密和重要文件。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何能获得周总理如此信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她与周恩来、邓颖超之间又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
初到西花厅
1955年的一个春日，赵炜正在机要处整理文件，忽然接到通知说科长找她谈话。走进办公室时，科长正在认真翻看一份档案材料。＂小赵，组织上准备调你去总理办公室工作。＂这句话让赵炜完全没有准备，她当时在机要处工作才两年，平日里负责处理一些普通文件。
调令很快下来，赵炜被分配到西花厅财经组。初到西花厅的那天，她站在厚重的红漆大门前，望着门上的铜环，一时不敢推门而入。西花厅建于清朝，是一处典型的王府建筑。推开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条长长的甬道，两侧种满了海棠树。
赵炜被安排在西花厅外院的一间小屋办公。这间屋子原本是个杂物间，经过整理后才勉强能当办公室用。屋子里只放了一张旧办公桌和两把椅子，桌上摆着一盏老式台灯。每天早晨，赵炜都要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擦拭桌椅，整理文件。
一个月来，赵炜始终没有见到周总理。她每天往返于机要处和西花厅之间，传递文件，整理资料。直到那天下午，她抱着一摞文件准备出门，在院子里偶遇正在散步的周总理和邓颖超。
这次偶遇成了赵炜工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周总理详细询问了她的工作情况，得知她擅长速记和文字整理后，当即决定让她参与更多的文件工作。从此，赵炜开始接触一些重要文件的整理工作。
随着工作逐渐展开，赵炜渐渐熟悉了西花厅的日常节奏。每天清晨五点，西花厅就开始忙碌起来。院子里的警卫员换岗时，脚步声轻得几乎听不见；厨房里的炊烟袅袅升起，准备着周总理的早餐；而此时的赵炜，已经在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在西花厅工作的第一个月，赵炜就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整理一批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文件。这些文件涉及全国各地的生产数据，需要极其细致的核对工作。赵炜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终于在限期前完成了任务。这份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为她赢得了同事们的认可。
渐渐地，赵炜在西花厅站稳了脚跟。她不仅要处理日常文件，还要参加每周的工作例会。在这些会议上，她认真记录每一个细节，并及时整理成文字材料。周总理多次称赞她的会议记录既准确又完整，这让赵炜对工作更加充满信心。
从普通干事到亲信秘书
随着工作的深入，赵炜在财经组的工作范围逐渐扩大。1956年春，她接手了一项特殊任务：整理全国各省市的经济数据报表。这些数据涉及工农业生产、基建投资等重要领域，需要极其细致的核查工作。
在处理这些数据时，赵炜发现部分地区的产量数字存在明显偏差。她立即向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并主动提出要重新核实数据。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对赵炜说：＂对数字要有敬畏之心，一个数字的偏差可能影响整个经济决策。＂
1957年底，西花厅的工作制度进行了调整。赵炜开始负责整理周总理的部分重要文件。在整理这些文件时，她建立了一套详细的分类系统，将不同类型的文件按照时间、主题进行归档。这个系统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并在之后被推广到其他部门使用。
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运动。各地上报的数据开始出现异常增长。赵炜在整理这些数据时，发现许多不合理之处。她将这些问题仔细记录下来，并整理成专门报告。周总理看过报告后，立即要求相关部门重新核实数据。
在日常工作中，赵炜逐渐接触到了更多机密文件。周总理特别重视机密文件的保管工作，亲自教她使用保险柜。＂这个保险柜里的每一份文件都关系到国家利益，必须十分谨慎。＂周总理的这句话，让赵炜深感责任重大。
1959年初，赵炜被任命为邓颖超同志的秘书。这一任命标志着组织对她的充分信任。在新的岗位上，她不仅要处理日常文件，还要协助邓颖超同志处理各种事务。从此，赵炜的办公室搬到了盟鸥馆，这是一处幽静的庭院，曾是陈毅元帅的旧居。
作为秘书，赵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工作档案。她将每天的工作内容详细记录，包括会议记录、文件处理、重要活动等。这些记录不仅帮助工作更有条理，也为日后的历史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在处理机密文件时，赵炜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每份文件都要经过严格的登记和核查程序，任何细节都不能马虎。有一次，一份重要文件送来时已是深夜，赵炜仍然按照规定程序逐项核实，直到确认无误才完成交接。
随着工作的深入，赵炜逐渐成为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信赖的工作人员。每当有重要会议或活动，她都会提前做好充分准备。从整理文件到记录会议，从安排日程到协调各方，她的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
难得的信任与考验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西花厅的工作秩序受到严重冲击。在那段特殊时期，赵炜仍坚持每天准时到办公室工作。当时，许多重要文件需要紧急转移保管，赵炜连续多天加班，将文件按照级别分类，装箱密封。在一些重要文件的转移过程中，她始终亲自跟随，确保文件安全。
1967年春，一些造反派冲击西花厅，试图查找所谓的＂黑材料＂。赵炜和其他工作人员将重要文件转移到安全地点，并在关键时刻销毁了一些文件登记簿，避免了文件去向暴露。这一行动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他特别叮嘱赵炜：＂在任何情况下，保护国家机密都是第一位的。＂
1968年，周总理交给赵炜一项特殊任务。当时中美关系出现转机，一些涉及中美接触的重要文件需要专人保管。赵炜被指定为这批文件的管理人。她在地下室辟出一个专门的房间，安装了特制保险柜，建立了严格的查阅登记制度。这些文件后来为中美建交谈判提供了重要参考。
1970年，赵炜开始参与一些重要外事活动的准备工作。她负责整理外事会谈资料，准备会议记录。在一次重要的外事活动中，她发现了翻译稿中的一处关键用词错误，及时指出并修正，避免了可能造成的外交误解。
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期间，赵炜参与了接待工作的后勤保障。她细心地记录下每一个细节，包括会谈时间、地点、参与人员等信息。这些记录为后来的＂乒乓外交＂史料积累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972年，周总理的身体状况开始显露疲态，但工作强度丝毫未减。赵炜注意到这一情况，主动调整了文件送阅时间，尽量避开周总理休息时间。她还特别注意保管一些需要长期跟踪的重要事项，在适当时候提醒周总理关注。
1973年，在准备一次重要的外事活动时，赵炜发现了一份早期的谈判记录，其中包含的某些信息对当时的谈判很有参考价值。她立即向周总理汇报，这份材料后来在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总理对她说：＂档案工作看似平常，实则关系重大。＂
1974年，赵炜开始负责整理周总理的部分外事往来电报。她按照时间顺序和国别建立了详细的档案，并定期整理成专题汇编。这些汇编材料成为了外交部门的重要参考资料。在整理这些文件时，她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严格执行密级管理规定，从未发生过任何泄密事件。
随着工作的深入，赵炜在外事活动中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她不仅要处理文件工作，还要协调各个部门之间的配合。在一些重要外事活动中，她往往要提前几天到达现场，检查各项准备工作。她的细致工作作风，赢得了周总理的充分信任。
最后的托付
1975年深秋，周总理的病情日益严重。这一年的10月，周总理住进了医院。在这段时期，赵炜每天都要往返于西花厅和医院之间，处理文件工作。她将需要周总理过目的文件分类整理，按照轻重缓急排序，尽量减少打扰周总理休息的时间。
11月的一个下午，周总理将赵炜叫到病床前。他用微弱的声音说：＂有些事情要提前安排好。＂随后，他详细交代了一些文件的处理方法，特别是一些涉及外交和经济方面的重要档案。周总理特别强调要妥善保管与美国建交相关的全部文件，这些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12月初，周总理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但他仍然关心国事，常常询问一些重要工作的进展情况。赵炜每次汇报工作，都会将文件整理得极其详细，确保周总理能够迅速了解情况。有一次，周总理看完文件后说：＂这些年，你做得很好。＂
1976年1月初，周总理将赵炜和几位核心工作人员召集到病房。他指着房间一角的保险柜说：＂这里面有一些特别重要的文件，以后要妥善保管。＂接着，他将保险柜的密码和开启方法详细告诉了赵炜，并嘱咐她要谨慎使用。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周总理还惦记着邓颖超同志。他对赵炜说：＂颖超同志的工作，以后还要靠你多费心。＂这句话包含着深深的托付。周总理知道，邓颖超同志一直以来都很信任赵炜，而赵炜也确实是最了解邓颖超同志工作习惯的人。
1月7日晚，周总理召见了最后一批工作人员。他对赵炜说：＂有些文件今后可能还要用到，你要记住它们的位置。＂说完这些话后，他示意赵炜打开保险柜，指着几个文件夹说：＂这些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守护好。＂
1月8日凌晨，周总理与世长辞。在悲痛的日子里，赵炜仍然坚守岗位。她按照周总理生前的安排，将重要文件分类整理，建立详细的档案目录。对于一些特别机密的文件，她严格执行特殊保管程序，确保每一份文件都安全无虞。
在周总理逝世后的日子里，赵炜继续协助邓颖超同志工作。她将自己多年来整理的工作笔记和文件目录进行系统整理，这些资料后来成为了研究周总理工作生涯的重要史料。每当整理这些文件时，赵炜总会想起周总理生前的叮嘱，越发觉得肩上的担子重大。
而那个保险柜，始终按照周总理的要求严格管理。赵炜定期检查文件状况，确保它们得到妥善保存。这些文件中，有些记录着国家发展的重要历程，有些见证着重大外交突破，每一份都承载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珍贵史料的整理者
1976年之后，赵炜开始了一项新的重要工作：整理周总理的工作档案。这些档案包括会议记录、工作笔记、重要文件等，数量庞大，内容跨度从建国初期一直到周总理逝世。在整理过程中，她发现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其中包括一些关于新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珍贵资料。
1977年春，赵炜着手整理周总理在重大外交活动中的讲话记录。她将这些记录按照时间顺序和主题分类，建立了详细的索引系统。在整理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的相关文件时，她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谈判细节记录，这些记录后来为研究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提供了重要参考。
1978年，赵炜开始整理周总理关于经济建设的重要批示和讲话。这些材料涉及工业、农业、财政、贸易等多个领域。她注意到周总理在不同时期对经济政策的调整意见，特别是在＂大跃进＂后期的一些重要指示。这些材料为后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历程提供了重要史料。
1979年，一项特殊的工作任务落到赵炜肩上：整理周总理与各国领导人的往来信函。这些信函不仅记录了外交往来，更反映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过程。她将这些信函按照国别和时间顺序整理，并编写了详细的档案说明。
1980年初，赵炜开始整理周总理处理＂文革＂期间各类问题的相关文件。这些文件记录了周总理在特殊时期维护国家正常运转的努力。她特别注意保存了一些关于保护科技人员和文化工作者的重要指示。
1981年，赵炜参与了周总理传记资料的整理工作。她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日常工作记录、会议记录等。这些材料为编写周总理传记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史料依据。在整理过程中，她保持着严谨的工作作风，每一份材料都经过反复核实。
1982年，赵炜开始整理周总理关于外事礼仪的一些具体要求和规定。这些材料详细记录了周总理对外事活动中的各项细节要求，从会见礼仪到宴请安排，都有具体规定。这些规定后来成为中国外事工作的重要参考。
1983年，一批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重要决策的文件需要整理。赵炜认真梳理这些文件，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历史细节。这些文件记录了许多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1984年，赵炜参与了周总理办公室旧址的陈列工作。她根据多年的工作经历，对办公室的布置提出了许多建议。她还提供了一些珍贵的办公用品和文件，这些实物见证了周总理工作的点点滴滴。
1985年，赵炜开始整理周总理关于保护历史文物的指示。这些材料记录了周总理在特殊年代保护文物古迹的努力。她将这些材料按照不同文物类别和地区进行分类，形成了系统的档案。这些档案后来成为研究新中国文物保护史的重要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