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戏曲论稿》，李伟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该书是作者近十年来有关现代戏曲研究的论文集，内容涉及“现代戏曲”概念的辨正，现代戏曲的起点、美学形态及其现代性的讨论，戏曲现代戏的理论与实践、现代戏曲的两个重要门类——戏曲现代戏与新编历史剧的创作研究、现代戏曲领域重要的理论家、剧作家、导表演艺术家以及重要创作思潮与现象的探讨。
上编
“现代戏曲”辨正
起点、现代性、美学形态：现代戏曲研究的三个问题
本体与价值：论当代戏剧的民族性与现代性
戏曲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状刍议
从“汤沈之争”看京剧发展路径
现实主义与新中国戏曲现代化
戏曲现代戏创作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戏曲现代戏创作的理论误区与现实选择
——兼谈张曼君“新歌舞剧”的历史定位
当代戏曲的现代性追求
论当代戏曲中的女性意识
戏曲表演的最高境界是传（人物之）神
———向贾志刚先生请教
下编
王国维“戏剧”“戏曲”内涵探析
——与冯健民先生商榷兼谈 Postdramatisches Theater的中译法
看似平易实艰辛
——五四反思与王元化京剧观的形成
张庚戏曲现代化思想述评
郭汉城戏曲现代戏思想述评
刘厚生戏剧思想述评
夏写时戏剧评论思想述评
从李玉茹看现代戏曲教育的成功实践
汤显祖·临川四梦·怀疑主义
汤显祖对当代戏曲创作的启示
论罗怀臻剧作的现代意识
传统价值：在消解与重构之间
——《赵氏孤儿》的当代改编及其文化解读
国族、阶层、性别：多元文化的投影与嬗变
——白蛇故事当代演绎的三个版本解读
后记
吕效平
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设立了“戏曲现代戏创作研究”课题，李伟教授成为主持该项研究的首席专家。
现代戏曲研究微信公众号
去年7月李伟教授开办了他的《现代戏曲研究》微信公众号，迄今已经刊载与“现代戏曲”研究相关的文章近百篇，几乎囊括了所有涉及该课题的重要作者，吸引了几乎所有正在研究该课题的学者与青年学子的关注。
现在他的《现代戏曲论稿》又出版了。我注意到，微信公众号和专题论著都没有采用“戏曲现代戏”命名，而是用了“现代戏曲”之名。按照李伟教授的逻辑，“现代戏曲”包括整理与改编的传统戏、新编古装戏与现代戏三大类，因此，“戏曲现代戏”只是“现代戏曲”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关于“现代戏曲”的研究是包含这个重大项目而又比重大项目的完成宏大得多的一项研究计划。也可以看出，李伟教授对于自己的学术研究是有着更系统的思路和更长远的考虑的。总之，重大项目、微信公众号和专题论著：一项还在进行的研究，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一本已经取得的成果，是李伟教授贡献于当今“现代戏曲”研究的三件善事。
戏曲是中国本土戏剧，它的特征，如王国维所言，是“以歌舞演故事”，当然，其乐、其舞也是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
大约在辛亥革命前后，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通过教会学校的学生演出和以《新青年》为首的现代杂志、报刊的宣传，中国人知道了西方的戏剧，《新青年》杂志还出版了“戏曲改良”专号，把戏曲看作落后、愚昧之物，予以批判。于是，中国的本土戏剧，戏曲，面临了接受或者拒绝“现代化”的问题。
《新青年》
乍看分明是“西方化”与否的“地域”问题，怎么就变成了“现代化”与否的“时序”问题了呢？因为仅仅以西方的戏剧为榜样，根本不足以动摇中国戏曲的“自信”并使之产生变革焦虑的。
归根到底，是中国上世纪初正在迅速崛起的现代都市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要求：镜框式剧院的建立及其票房制度、从艺术家的社团剧目生产制到资本以盈利为目标的剧院剧目生产制、观众以及潜在观众接受现代教育的比例越来越高，他们的伦理观念正在从宗族为上向个性解放快速转化，他们的生存方式也越来越依存于资本经济和正在改变的法律与政治制度当然，所有这些社会的变革，也都是在锁国之墙被西方帝国的坚船利炮轰开，西方资本及其运作方式、西方科学技术、西方制度和观念侵入的结果。
但是，不论变革是怎样被启动的，从农耕文明到资本文明，从礼教伦理到个性解放，从帝国体制到民国体制，从表面看虽为“西潮东渐”，本质上却是时代的进步。如果中国戏曲的“现代化”追求，不单是西方戏剧的示范结果，尤其是正在走出农耕文明，走出礼教伦理，走出帝国体制的都市观众和中国社会的要求，则一百多年来中国戏曲变革的努力，实质上并不是一个东、西方文明交流-冲突的问题，而是一个古、今文明嬗变的问题。
关于戏曲要不要“现代化”和“现代戏曲”是不是已经发生与存在的问题，一直是有争论的。
《怀疑与自由：文化转型期的戏剧批评》
有的“民族主义”学者认为所谓“古、今之别”是不重要的，缺乏意义的，只有“东、西之别”才是根本，他们对戏曲“现代化”的必要性和“现代戏曲”之有无，持谨慎、怀疑、甚至否定的观点。
而“启蒙主义”学者则认为所谓“东、西之别”仅仅是皮相，戏曲的“现代化”是开始进入“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社会自身的要求，“现代戏曲”不但已经发生与存在，而且必然会发生与存在。
复杂的是，对传统京剧从叙事结构，到脚色体制、表演程式、音乐唱腔、舞美装置全面进行了革新创造，并且取得了一定成绩，尤其是在音乐唱腔上取得了相当成绩的“文革”“样板戏”，在精神上却是抑“人”而造“神”的，根本上是反现代的。
“民族主义”学者批评说，这是外来文化对民族传统艺术的践踏；启蒙主义学者批评说，这是封建文化的沉渣泛起。
我和李伟教授的导师董健先生甚至认为中国当代戏剧（包括戏曲和话剧）中这种抑“人”造“神”的的反现代倾向早在“文革”前的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发生了，董老师说：“其实‘文革’所执行的文艺路线的源头正是来自‘十七年’，可谓一脉相承并无本质上的不同。”[1]
《董健文集》
这些年，“样板戏”正在重返剧场，很显然，并非所有人都不赞成“样板戏”，它们正在被另一些学者纳入“十七年”“文革”和本世纪一以贯之的“现代戏曲”发展成果。这些学者的学术立场重在论证和阐释国家文化路线和政策，不妨称之为“政策智库”学者。
明辨“东-西”的“民族主义”立场、明辨“古-今”的“启蒙主义”立场和明辨“利-弊”的“政策智库”立场，大体上是“现代戏曲”研究的三种基本学术立场。持不同立场的三种学者，都有过躁急失当的言说，也都有过对躁急失当的矫正和积极的创建。
李伟的“现代戏曲”研究，好在辨析精微，和风细雨，有根基而采众长。
李伟攻读博士学位时师从董健教授。董老师是上世纪90年代及本世纪初中国戏剧论坛上“启蒙主义”的擎旗者。
在董老师看来，“中世纪”和“现代世纪”在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区别，就是一个是“神”的世纪，一个是“人”的世纪。这里所说的“神”，不但指基督教的“上帝”，而且也指一切被神圣化的世俗皇权、被神圣化的宗族与国家，甚至被神圣化的“阶级”。现代戏剧，当然便是反抗“神”之压迫，解放“个人”，即解放“人性”的戏剧。
《董健教授纪念集》
李伟把“现代戏曲”定义为“现代人改编与创作的具有现代精神、表达现代观念的戏曲”，他一再强调的这个“现代精神”、“现代观念”便是“人的主体性、人的理性、人的个性、人的权利得以觉醒与确立。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使人成其为人’，即，使人最大限度地获得解放与自由。”（《“现代戏曲”辨正》）这是李伟的“现代戏曲”观念源自于导师董健的“启蒙主义”坚定根基。
但是，我知道李伟对于“启蒙”的热情并不像导师那样高，他实际上更愿意“怀疑”。当董老师看到西方“后现代”的诸多理论在当今中国成为对抗“启蒙”，维护专制主义的说词，因而产生反感时，作为新一辈学者，李伟似乎更能心平气和地看待“后现代”思潮对于“启蒙主义”的反思和批评。
董老师论述过中国戏曲在上世纪分别以田汉为代表和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两条发展道路，受董老师启发，李伟提出20世纪戏曲改革的“三大范式”，即梅兰芳范式、田汉范式和延安范式。
董老师高度评价了李伟的这一“三大范式”说。在专著《20世纪戏曲改革的三大范式》中，李伟描述了这三种“范式”及其既互相抵制又互相兼容，互相影响和此消彼长的关系。
《20世纪戏曲改革的三大范式》
上世纪下半叶，显然是“延安范式”兼并了另外两种范式，就连梅兰芳和田汉本人，也被收编入这个“范式”。
张庚先生是戏曲改革的“延安范式”最重要的创制者、设计者和领导者，郭汉城、刘厚生也是这一“范式”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的重要领导者。李伟全面和细致地梳理、辨析了这三位“政策智库”型长者的戏曲改革思想，肯定了他们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杰出贡献，凸显了他们理论的个人特色。
比如张庚先生，李伟梳理了其观点的内在逻辑与前后变化，既注意到了他早期戏曲现代化理论与五四新文化的联系与区别，也注意到了他晚年（1985年前后）对待现代戏与之前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体现出老一辈学者难得的反思精神。
我曾经撰文[2]质疑张庚先生在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时所写的概论中将中国戏曲的特征概括为“综合艺术”“虚拟性”“程式性”，从李伟的梳理可以看到，张庚先生对这三点特征也并没有坚持到底，而且把戏曲的规律概括为“新三性”——“故事性、音乐性、舞蹈性”，表现出难得的理论上的开放性和变通性。
《吕效平戏剧论文集》
王元化先生晚年的京剧观是与他对“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反思密切相关的，他的观点比当代绝大多数持“民族主义”立场的戏曲学者更有根基，更具影响。从李伟的梳理和辨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贵的“兼容”。
比如，王元化先生是否如有些学者那样完全否定戏曲改革和反对一切新编戏呢？看来也未必。李伟的梳理表明，“关于戏曲改革，王先生并不是一概否定，只是对那种不尊重、不遵循传统戏曲规律的、为了某种意识形态需要而进行的改革做法不能认同。”
“从理论上，他并没有明确否定戏曲包括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但在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肯定过任何新编作品。对唯一专题谈及的新编戏样板戏，他又主要从思想内容层面予以彻底否定，而并没有过于否定其‘使京剧现代化’的艺术形式。由此我们不禁产生遐想，是否有可能创作出没有意识形态化、不带意图伦理、表现真正现代意识的好的戏曲现代戏呢？是否有可能摆脱戏曲艺术的功利性而着眼于纯艺术的创造呢？这恐怕还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看似平易实艰辛——五四反思与王元化京剧观的形成》）
《王元化文稿》
这本书除了对“现代戏曲”宏观理论和具体问题的讨论，还关注“现代戏曲”的创作实践，对罗怀臻剧作、《赵氏孤儿》与“白蛇故事”当代改编的解读和剖析，就是三个绝好的案例。
戏曲改革的“延安范式”初起之时，它还没有切断与“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理论和精神联系，那时候，它的鲁莽也往往被指为“对民族传统的破坏”。
时至今日，这一“范式”的精神联系和理论资源已经转向了“东方传统”，受到“民族主义”的精神鼓舞和出于对“西方中心论”的警惕，关于戏曲的“现代化”是否必然和“现代戏曲”存在与否的问题，似乎被重新提了出来。当此时，李伟这本书出版，便有了特殊的意义。
祝愿李伟教授的《现代戏曲》的微信公众号办得更好；期待“戏曲现代戏创作研究”重大项目取得新成果。
2021年12月5日
于南大和园
这是我的第二本论文集，共26篇文章。其中除3篇曾经收在第一本论文集[3]（这次因为主题相关重新收入）以外，其他都是2012年来所写的与“现代戏曲”有关的文章。今不揣谫陋，汇编成册，以检讨自己过去的十年时光。
《戏曲考论》
2012年，我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20世纪戏曲改革的三大范式》书稿交给出版社之后，还是继续将自己的研究领域锁定在20世纪以来的戏曲研究，所以不管是读书访学、看戏参会，还是申报课题、教学招生，都基本上围绕这个领域展开。在这个过程中，我进一步坚定了从现代启蒙理性的价值观研究20世纪戏曲史的做法，将现代人改编或创作的表达现代观念、具有现代精神的戏曲，称之为“现代戏曲”，并以此标准来考量20世纪的戏曲创作、戏曲演变。
我越来越感到，这是一个有趣的领域、一个学术的富矿，有着大量值得开垦的学术处女地、需要更多的有志者参与进来深入研究。所以，2018年我开始指导博士生，便以“现代戏曲研究”为招生方向；2020年我创办的学术交流公众号，也以“现代戏曲研究”命名。
不过，我的这本论文集却并不敢以“现代戏曲研究”名之。翻检旧作，依然不免感到遗憾。虽然和前一本以评论为主的论文集相比，从题目到行文都沉稳了许多，不再有“疾言厉色”，但仍有不少篇什还是给人以“急就章”之感。
的确，很多文章都是因为会议的邀请、刊物的约稿、研修班的参与资格、讲课的课件准备而写。这种背景之下的学术写作，好处是选题的针对性、当下性很强，在DDL（deadline）的约束下完成的效率也很可观；但弊病也很明显，那就是在时间有限、散点作战的情况下，理论和资料都可能准备得不够充分，因此论述就难以深入，难免浮浅。这正是我将这本论文集称之为“论稿”的原因——希望今后就某些论题有重新深入研究、弥补论述缺憾的时候。
《对正剧的质疑》
感谢母校的吕效平教授拨冗赐序。他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同门师兄，从某种意义上，我是通过他才更深入地理解业师董健先生的思想的；在“现代戏曲”的研究领域，他更是我的领路人，他的许多精彩论述，都使我深受教益。感谢我的博士生们，她们对这个专业方向的认同使我深受鼓舞，和她们在课堂内外的交流也让我颇受启发，在她们的共同努力下，“现代戏曲研究”公众号办得风生水起，声誉渐佳。
感谢《文艺理论研究》《戏曲研究》《戏曲艺术》《南大戏剧论丛》《文化艺术研究》《民族艺术研究》《中国文艺评论》《上海艺术评论》《艺术评论》《东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等刊物为拙文提供初次发表的平台；感谢光明日报出版社将拙稿纳入“博士生导师文库”，这个文库的名称既让人神往又让人不安，好在本书的选题正好和我博士招生方向吻合；感谢樊仙桃编辑的耐心与宽容，从投稿到最后交稿，历时半年之久，实在不应该。
最后，感谢上海这座大都市，给了我大海一样丰富多元的艺术生活；感谢上戏这所戏剧类高等学府，给了我立体开放的戏剧观；感谢上戏科研处，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科研工作，给了此书出版的机会。
李伟
2021年11月28日夜于海上宽园
作者近照
李伟，南京大学文学博士。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戏曲研究中心主任，《戏剧艺术》副主编、图书馆馆长。“现代戏曲研究”微信公众号创办人。曾被评为上海市“东方学者”、“浦江学者”、“曙光学者”、“全国高校文科学报优秀主编”、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注释：
[1] 董健：《〈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戏剧卷〉导言》，《董健文集》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0页。
[2] 吕效平《戏曲特征再认识》，《吕效平戏剧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版，第37-50页。
[3] 拙著《怀疑与自由：文化转型期的戏剧批评》，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