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北京市委为了活跃政治氛围、倡导“多元化”思想，特地指派时任北京市委高干邓拓、吴晗等人开辟一则名为“三家村”的杂文短报，其内容主要以褒贬时政、纠正错误思想、评说国际局势为主。起初，该报刊因为观点犀利、内容翔实而受到了读者的一致好评，但没过多久，有一些居心叵测者便站出来批评“三家村”，称其误导老百姓，传播“右”的思想，而邓拓、吴晗也很快受到牵连，被革职扣押。

邓拓堪称是一位天纵奇才，他富有文学天赋，年仅10岁便能独立撰写文章，14岁时，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好友一起创办了一则左翼刊物，宣扬民主思想，抨击封建、军阀势力。17岁那年，他顺利考入上海某高校就读，次年他经人介绍加入共产党，自此开启了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

1931年，邓拓参加了由上海特科组织了一次学潮活动，结果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抓捕，被投入政治监狱服刑，一直到1933年，在父亲的营救和帮助下，他方才重获自由。父亲见革命如此危险，便劝他退出共产党，跟自己回家过安稳日子，但邓拓却拒绝了父亲的好意，坚持在中共党组织的带领下与敌人开展斗争。

抗战时期，邓拓被委派到晋察冀革命根据地任职，主要负责政治宣传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又着手对毛主席的文章、语录进行整理、编纂，出版了史上第一套《毛选》，为革命事业竖立了一盏指路明灯。平津战役结束后，邓拓被调到刚刚组建的北平市委任宣传部长，同时还受邀参加了第一届政协会议。

建国后，北平市委改为北京市委，邓拓仍任宣传部长，1951年，他又被安排到北京担任客座教授，为莘莘学子们讲授新闻学、文学理论相关知识。50年代末，国内掀起了一阵盲目的“左”的风潮，并由此催生了“大跃进”运动和“浮夸”风潮。

邓拓对此很是不满，于是便发表了一篇文章暗中批评“左”，并要求党中央立即停止一些错误的政策，缓解农民、工人背负的生产压力。除此之外，邓拓还以“特约评论员”的身份，在《北京晚报》上撰写了一篇为彭老总“喊冤”的杂文，试图为老总“翻案”。

这一系列举动严重违反了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于是很多人便在站出来指责、抨击邓拓，说他是“右派笔杆子”。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邓拓不得不低头道歉，向公众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收回了此前发表的文章。

1961年，邓拓奉北京市委命令，组织成立了“三家村”半月刊，其刊物内容十分“大胆”、“露骨”，每一期文章都能痛陈社会利害，直指阶级、群体矛盾，令读者心惊胆跳、直冒冷汗。当然，如此犀利的文章自然也得罪了不少人，这些“见不得光”的家伙随后联起手来，向“三家村”发起了猛烈反扑，不断给邓拓“扣帽子”、上纲上线。

时间来到1966年，社会矛盾迎来总爆发，“三家村”事件也随之愈演愈烈，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曾经尝试想要保护邓拓，结果却宣告失败。从当年3月中旬开始，邓拓便开始受到批斗，居心叵测者给他戴上纸帽子、挂上纸牌子，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鞠躬道歉，如果他不顺从的话，就对他拳打脚踢。

后来，针对他的批判越来越严重，居心叵测者开始给他扣各种莫须有的罪名，他为了维护名誉也曾奋勇抗争过，结果却毫无作用，这使得他逐渐丧失了对人生的希望和期待，他开始怀疑、反思自己，内心愈发痛苦、悲伤。在5月中旬的某个夜晚，邓拓在长久的自我内耗下，精神终于崩溃，为了结束这种屈辱、不堪的生活，他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终年五十四岁。

在邓拓死后，居心叵测者将他的卷宗全部封存，并且将他的骨灰转移到京郊一家殡仪馆安置，不许家属领回安葬。直到动荡结束后的1979年，在彭真的一再坚持下，中组部重启了对邓拓以及“三家村”案的复核工作，经查，邓拓同志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阴谋活动，更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组织的事情，他完全是被居心叵测者冤枉的！于是乎，中组部便下达正式文件为邓拓平反，并将他的所说的处分一并取消，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