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遇到过一位社工，她的工作是照顾四个孤儿。她和同事轮流，每次与孩子们一起生活24小时，实际上扮演了这些孩子的父母角色。毫无疑问，孩子们经历了很多创伤，所以她的工作并不轻松，但她从中感受到深深的满足感，并且她真的很关心这些孩子。通过这样的方式，这些孩子——原本可能没有任何稳定的父母或兄弟姐妹角色——得以像一个家庭一样一起成长。

这个安排让我感到很合理。如果你想设计一个社会制度来照顾失去父母的孩子，我不确定能否设计出一个更好的方案。四个孩子，每个孩子都能得到个性化的照顾和关注，而四个社工每周有三个24小时的轮班，这样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过自己的生活，有灵活性去度假，有时甚至可以有两位社工同时陪伴孩子们，而不是一个。

然而，要获得这种个性化的关怀，前提是有四个社工和四个孩子。一对一。

当然，你可能会为了节省成本，增加几个孩子，或减少一个社工。这可能会让系统不那么可持续，但不会显著改变孩子们的体验。然而，如果偏离“一对一”太多，体验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关怀会逐渐被工业化，个性化的照顾也会消失。四个孩子时，孩子们可以感觉自己还是孩子；但如果是四十个孩子，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像是牲畜。

在关怀方面，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在任何特定时刻，你只能真正深切、个性化地关心一个人。

意识到这一点让我有些痛苦。我的很多乌托邦梦想——比如我们能否生活在一个每个人都能获得应有的食物、住房、医疗和成长机会的社会——都源于一个愿望：希望我们能生活在一个每个人都得到关怀的世界里。然而，面对人类苦难的规模，这种个人努力常常显得徒劳无功，驱使人们追寻可以规模化的解决方案——我们应该建造更多住房，改革医疗体系，改革金融系统，建立不同类型的政府，改变激励机制，等等。

成年人往往将小规模的解决方案视为幼稚的想法。是的，你可以为饥饿的人做几份三明治——但世界上有数十亿人需要更好的食物获取渠道。也许你的努力更应该用在那些可以规模化的解决方案上。因此，那些为街头流浪者感到难过的孩子，长大后成了对社会主义或技术发展有强烈意见的大学生。

然而，当这些学生毕业，开始工作，组建家庭时，某种转变再次发生。他们突然间更多地在思考围嘴和奶瓶，而不是经济模型。有些人认为，对宏大事业的热情减退，意味着人们对更美好世界的希望正在消失，变得自满。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随着年龄增长的自然现象，是一种健康的方式，让人们专注于自己能够控制的事物，而不再迷失于自以为是的假设中。两者的说法可能都有些道理。但我怀疑，部分的这种缩小焦点，源于对“关怀无法规模化”的深刻领悟。

对于工程思维来说，难以规模化是无法容忍的。想到这样一种情况：你可能是一个致力于喂养世界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毕生致力于开发一种能养活全世界的“食物机器”；然而，如果你忽视了对自己孩子的关怀，那你的孩子们就只能忍受你的忽略。这样的想法着实让人感到一种诡异的恐惧。

这是一个重新审视我世界观的好机会。多年来，我一直对小规模的活动抱有一种随意的轻视——并不是说我不尊重或不看重那些从事个体工作的人，而是我总对自己追求这类事情持怀疑态度，因为我的内心总是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庞大的世界里，处于一个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时代。一本教科书可以教育数千人，一场演讲可以激励数百万人，伟大的软件可以触及数十亿人的生活。为什么要选择那些有限的追求，当你可以做一些无限的事情？无限的规模潜力难道不比单纯的个体努力更好吗？”

软件工程这个领域充满了对错失规模化机会的高度敏感的人（“为什么没有API可以让我不必打电话然后等待一个小时？”）。这并不是坏事！软件让许多曾经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的东西变得人人触手可及。规模化并不坏，至少并非必然如此。工业化完全可以比定制化更好。有时，一段YouTube视频比私人导师更有用。

但每当我想到做一些小规模的事情时，总会有一种不足感在心中泛起。我此时此刻正在写博客——将这些思考转化为一种适合大规模传播的形式。个性化的工作有时会被视作微不足道或不重要的努力。而且，那些能够规模化工作的人，往往会获得名声、财富和权力，这些是那些从事个体工作的人很难企及的。是的，有时小规模的工作确实是徒劳的，只是因为过于自负而没有意识到同样的结果可以用更少的工作量来实现。

但有时，规模化会改变事物的本质。关怀无法规模化而不变成别的东西。思考这些问题，让我重新审视了我对父母照顾孩子、朋友抽时间和我聊天这些事情的看法。并不是说我愤世嫉俗地认为这些事情不重要；只是很难摆脱这样一种感觉：人们，甚至我自己，应该去做一些更大、更好的事情。

然而，对于关怀来说，事情并不会变得更大更好。如果你的目标是教育全世界，你可以寻找方式去教育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人。如果你想激励世界，数十亿人等待着你。但如果你的目标是关怀这个世界，而此时此刻你在深切关怀某一个人，那你已经在做最好的事情了。

这有某种令人安慰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