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克前一段曾写了一篇《解放战争中周恩来作用被严重低估？为何说三个特殊角色无人能及？》的文章，主要从周恩来作为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作为主席军事上的最主要助手，作为军委日常工作的主持者等方面，对他在解放战争中发挥的特殊作用进行了品读分析。今天我们再换一个角度，主要从三个“不便说”方面，探讨周恩来的作用被严重低估的问题。
第一，周恩来在战略指挥上发挥的独特作用“不便说”。
根据《周恩来传》记载和当年军委作战参谋张平化的回忆：解放战争时期统帅部的命令指示电报，“一般经毛泽东、周恩来商量研究确定对策后，多数由毛泽东起草文电，少数由周恩来起草，而所有军事方面的文电都经周恩来签发”。至于影视上我们经常看到的五大书记经常集体讨论决策重大战事问题，实际上战争年代军情似火，这是很难做到的。更多的便是主席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直接商议后，再以中央军委名义起草文电发出。一般情况下是“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阅后发”，而军情紧急时则“发后送刘、朱、任阅”。
我们说，电报原文是有严格管理要求的，这使得电报的“版权”归属问题并不难判断。只要一看原文电报底稿字迹以及签名等情况，便一下子判断出谁是最初的起草人，谁是修改者，谁是签发人等。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是，统帅部战略指挥的电报有其特殊性的一面。由于文电特别是重大战略指挥的文电，都是主席和周恩来两人共同商议后以军委名义起草的。从常理逻辑来看，不能说主席起草的只是主席一个人的意见，只有周恩来起草的才是周恩来的意见。然而，这之中究竟哪些意见又是周恩来提出的，“没有别人在场，现在已难以辨别，以后恐怕也无法再说清楚了”。这就使得周恩来在战略指挥上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些重大战略问题上出的点子、提的建议、起的作用，不仅仅是“不便说”的问题，还有一个根本“无法再说清楚”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帅克作为军史研究者，是有切身体会的，甚至还曾犯过“错误”：以前曾有篇写淮海战役的文章，帅克便把军委的一封命令电报，当成了主席的指示。实际上，电报完全便是由周恩来亲自起草的。
第二，周恩来在情报战线上发挥的独特作用“不便说”。
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除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外，还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同时直接领导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的工作。而正是在周恩来的坚强有力领导指导下，我军的情报工作取得了卓越成就，直接为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看一下周恩来领导下的战略情报工作有多厉害：国民党的军用电台呼号一直被我们掌握，密码被我们破译，甚至连蒋介石的电话我们都能听到，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我们的统帅部却看到了。在国民党党政军的那些要害部门，包括国民党中央党部、国防部、三军司令部等，都有我情报工作人员打入。正是他们，把敌国防部战斗序列、国民党军徐蚌会战部署、淞沪警备计划及工事构筑要图等一个又一个价值极大的战略情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我军的统帅部。而正是获取了这些战略性、动向性、指向性极强的重大情报，为我军战略决策、战略部署和战略指挥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依据。
对于我军的情报工作，毛泽东主席曾不无感慨地这样说道：“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着解放军，也调动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这句话，可以说是对周恩来领导指导战略情报工作的一个极高的肯定和赞赏。
周恩来在战争年代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党不能为情报保卫部门到处宣传，这是一个长期埋头的艰苦工作......将来革命成功了，党史上要写上去。这段话，既是周恩来对情报工作特殊属性要求的概括，也是对他战争年代一直亲自领导指导我军战略情报工作的一个真实写照。遗憾的是，情报工作有着特殊的保密要求，有些甚至是永不解密。这就使得周恩来在战争年代领导指导我军情报工作的伟大业绩，既有个“不便说”的问题，同样还有个根本没法如实地全面地“写进党史上去”的问题。
第三，周恩来在统战方面上发挥的独特作用“不便说”。
毛泽东主席在总结中国革命时，曾提出了著名的“三大法宝”思想，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而纵观我党在战争年代的统战工作，周恩来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是最主要的领导者与指导者。这种领导与指导，是基于周恩来与众不同的特殊经历、高人一筹的统战艺术、谁都敬佩的人格魅力。而统战所带来的战略效果，则是远超乎人们想象的，可以说为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方面的例子可谓是不胜枚举：
——辽沈战役期间，周恩来亲自起草电报给林彪罗荣桓等人，就争取国民党名将郑洞国提出了明确的指示要求。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亲自写信给郑洞国：望其回念当年黄埔革命之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
——淮海战役期间，周恩来指示华东局和华野领导，一定要协助做好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的战场起义。而早在1946年何、张两人便曾受到过周恩来的秘密约见。何、张起义后，徐州东北门户洞开，曾被毛泽东主席称之为淮海战役的第一个大胜利。
——大进军西南期间，为策动刘文辉、邓锡侯在四川通电起义，并促成成都和平解放，周恩来早就秘密派人在雅安设立秘密电台，早就开通了我与刘文辉的直接联系通道。这些都为刘文辉、邓锡候率部顺利起义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战略决战和大进军期间，在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通过组织策动的一系列国民党军的战场起义以及和平改编工作，创造性地总结出了“北平”、“绥远”等方式。从而把统战和瓦解敌军工作上升到战略理论和实践的高度。这对加速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统战工作需要于无声处、需要润物无声、需要缜密细致。它不像组织指挥战役那样轰轰烈烈，那样大力总结宣扬。特别是有些具体的统战和瓦解敌军工作，同情报一样，多少也有个“不便说”的问题。这就使得周恩来在这方面的伟大贡献，多少也有些被淹没和弱化了。
主要参考文献：《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