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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岑耀信在早前辞职之后，于英国《金融时报》撰写题为「香港法治岌岌可危」的文章，宣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权力被用来对付政治上的对手，是推翻香港法院裁决的一种权力手段。对方又在文中谈及上月宣判的「47人案」，指《基本法》规定普选是「最终目标」，亦赋权立法会否决政府预算案，并订下预算案两次遭到否决，行政长官便须辞职的规定，但是法院仍裁定以否决预算案向行政长官施压，并非法律容许的手段，因而质疑裁决「在法律上站不住脚」。

单纯地从法理上而言，岑耀信的论点存在几个问题。先说人大释法，虽说对方把《基本法》和《港区国安法》的释法搞混，但从上文下理来看，相信岑耀信想说的是法院批准黎智英聘请英籍律师Tim Owen为其辩护后，特首提请人大释法一事。可是有认真阅读释法文件的人，都会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是理清了国安疑犯可否聘用海外律师，属《港区国安法》第47条所规定的须被特首认定的问题，法院应在审讯前取得特首发出的证明书，法院若没取得证明书，则由国安委作出相关判断和决定。

换言之，释法文件本身其实并无推翻法院裁决，只是委婉地指出法院没有依照《港区国安法》第47条行事，并提出法理上可作补救的措施。虽说现时的最终结果，是Tim Owen未能担任黎智英的辩护律师，但是单纯地从法理上而言，国安委绝对有权在上述释法文件所赋予的权力下，作出一个符合法院裁决结果的决定，并准许Tim Owen担任黎智英的辩护律师。岑耀信无视释法不一定导致裁决被推翻，硬要说释法源于「中国不喜欢法院裁决」，此说除了是诉诸阴谋论之外，其观点亦是在法理上犯错。

至于岑耀信引了几条《基本法》条文，作为质疑47人案判决的论据，但是对于其立论不利的《基本法》条文，他又不去引用。首先，《基本法》第73(2)条确实赋予立法会审核财政预算案的权利，但《基本法》第107条亦有订明「财政预算以量入为出为原则，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并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加上整部《基本法》并无授权议员可以其他事由否决预算案，意味着议员应并只应以预算案有否符合《基本法》第107条，作为其是否支持预算案通过的唯一审核标准。

在此情况之下，议员无视预算案是否符合《基本法》第107条，单单以政府有否满足对方所提出的诉求，作为其通过预算案的条件，本身就是滥用《基本法》所赋予的预算案审核权，并违背了对方根据《基本法》第104条所作出的就职誓言。换言之，岑耀信所提及的预算案被否决后，特首可解散立法会，但预算案若再被重选的立法会否决，便须根据《基本法》第52条辞职的机制，是以议员没有滥权，严格按照《基本法》第107条所订明的公共财政原则，行使其预算案审核权为前提。

与此同时，《基本法》订明的普选终极目标，非但不构成立法会可以此作为否决预算案的合法辩解，更是说明了对方意图透过滥用财政预算案否决权，篡夺本属中央的香港政制发展决定权。事实上，即使在中央在决定完善选制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已于2004年透过解释原有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说明了香港政制发展决定权属于中央事权，又于俗称的「8.31决定」中，决定特首改以普选方法产生后，立法会才可普选，立法会在原有的附件一和附件二中，只有权审批政府提出的政改提案。

由是观之，岑耀信的言论如同承认47人案的被告，意图利用可能获得的预算案否决权，倒逼中央推翻过去作出的宪制性决定，使立法会权力凌驾于中央的对港全面管治权之上，意味着他们不但意图透过滥用立法会议员的财政预算案否决权，制造特区陷入政府停摆或宪制危机，还想以此阻挠中央政权机关依法行使的政制发展决定权力，反而进一步坐实了对方触犯《港区国安法》第22(三)条的指控。既然如此，岑耀信还凭啥质疑被告们被判罪成呢？对方实在有责任解释。

文：陈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