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历时124年的北洋舰队“定远”号终于确定沉船遗址。提及“定远”号，人们总会回想起甲午海战，那段屈辱的历史如同刺一样扎在每个国人的心头。但正是这艘被誉为“不沉”的铁甲舰，见证了晚清对日本的那份硬气。
1886年8月1日，日本长崎港。
码头上人头攒动，日本民众围观议论，气氛异常。
因为四艘巨大的战舰赫然出现——并非日本海军的军舰，而是来自大清帝国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铁甲舰“镇远”号、防护巡洋舰“济远”号和炮舰“威远”号。这四艘舰艇的吨位远超日本海军当时最大的军舰，震撼了现场的每一个人。
日本民众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铁甲舰，甚至超过当时日本海军最大的三艘主力舰近一倍。这引发了民众复杂的情绪：惊奇、叹服。
北洋舰队的四艘军舰访日，背后既有深意，也有无奈。国际形势的演变，是此次访问的主要原因。
事情的起因，可追溯至1885年的“巨文岛事件”。当时，英国占领了朝鲜南部的巨文岛，与俄国在东北亚争霸。这一事件牵涉到英国、俄国、朝鲜、日本和中国五国，使得国际局势变得错综复杂。特别是朝鲜，意图借俄抗英，并顺带敲打中日两国。而中国和日本，自然不会容忍他国染指朝鲜。
1886年7月，李鸿章得知俄国有意占领朝鲜的永兴湾。面对这样的威胁，李鸿章决定动用他的“王牌”——羽翼渐丰的北洋舰队来震慑俄国。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接到了李鸿章的命令，率领“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等6艘军舰前往朝鲜东海岸海面操演，随后前往海参崴接当时参加中俄关于吉林东界勘定谈判的清政府官员吴大澂。显然，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展示强大的海军实力，对俄国形成震慑。
然而，北洋舰队在完成任务后选择停靠在日本长崎港，背后也有其苦衷。像“定远”、“镇远”这样的大型铁甲舰，在经过长途航行后，需要进入船坞进行涂油和整修。但清朝的大沽口、上海、福州等地船坞的吃水深度不足，无法容纳这些大型军舰。当时中国还没有建造可以修整这些大型铁甲舰的船坞，而合适的船坞直到1888年才在旅顺建造完成。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洋舰队只能选择前往符合条件的日本长崎港造船所进行修整。
对于这次军舰访日，李鸿章是否也抱有敲打日本的意图？答案或许是肯定的，但更多的还是出于实际需要。考虑到当时中日关系的敏感性以及军舰访问的特殊性质，李鸿章特别指示提督丁汝昌要严明纪律，以防意外发生。
当北洋舰队的四艘军舰停靠在长崎港后，舰上的水兵并未被允许下船。然而，长期远洋航行的水兵们渴望陆地上的新鲜空气和购物机会。长崎方面也向北洋舰队发出了邀请，欢迎水兵们下船观光购物。
8月13日，丁汝昌终于下令：允许水师官兵下船购物观光。
正是这一命令，成为“长崎事件”的导火索。
水兵购物遭袭，北洋舰队与日本爆发冲突
8月15日，周日，北洋舰队准许数百水兵上岸观光购物。为避免前天冲突重演，丁汝昌下令官兵不带武器，并增派巡查监督。然而，不久，街道两旁的日本商铺纷纷关闭，一群日本警察及民众突然发起袭击，手持砍刀、木棍、石块，北洋水师的水兵猝不及防，四散逃逸却发现通路被封锁。在这场混战中，数百名手无寸铁的北洋水师官兵与对方扭打，夺下武器进行反击。
此事件造成北洋水师5人死亡、6人重伤、38人轻伤、5人失踪，而日本方面也有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英国副提督琅威理主张开战，李鸿章则选择和谈。
在这场谈判中，两位中国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位名叫伍廷芳，他从英国留学归来，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法学博士。作为李鸿章的幕僚，伍廷芳深入参与了处理“长崎事件”。作为法学专家，他首先将“长崎事件”定为一般刑事案件，从而避免了国家间的纠纷。
其次，既然是刑事案件，伍廷芳强调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公正为准绳。他通过详尽的调查，包括询问双方证人、伤口验伤等，发现中国水兵的伤口多为刀伤，而日本人的伤口多为钝器（木棒）所伤。这些证据清晰地表明，日本人是故意挑起争端。为了确保公正，伍廷芳还特意请了英国律师作为中方的代表律师，参与到整个取证和辩论的过程中。
在收集了大量证人的证词和证物后，“长崎事件”的来龙去脉逐渐清晰起来。8月13日的小摩擦确实是双方无意的冲突，但8月15日的械斗明显是长崎警方有备而来，意在报复。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
然而，日本方面却坚决否认这一事实，他们坚称8月15日的械斗是中国水兵对日本警察的蓄意报复。为了这场诉讼，日本方面也聘请了英国和美国的律师，与中方展开激烈的交锋。“长崎事件”的调查和审理从8月一直持续到11月，双方共进行了超过30次的谈判，但始终未能达成共识。
日本方面采用了一种策略，即不断要求调取新的证人和提供新的证物，以此来拖延时间。由于中方需要提供证人，有100多名北洋水师的水兵被迫留在长崎无法回国。此外，每天高达300两白银的律师费用也给中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因此，时间越长对中国越不利。
在11月20日，徐承祖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但这一方案再次遭到日方的拒绝。面对这样的情况，徐承祖果断向李鸿章上书，强烈主张只有断绝外交关系才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即刻撤回报聘使臣，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
这一提议得到了伍廷芳的支持。
在国际关系中，两国一旦撤使和断交，尤其是邻国之间，往往预示着战争的阴影已不再遥远。
经过深思熟虑，李鸿章认为断交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过于巨大，因此决定采取一个相对缓和的措施：停止审理。
“停审”意味着中方代表将全面退出“长崎事件”的调查和审理工作，实际上等于将此事暂时搁置，静观其变。
中方这一决定让日方感到十分惊慌。
“长崎事件”的草率收场，显然不是日方所期望的。
从日本国内的舆论压力出发，日本媒体曾大肆宣扬中国水兵欺压日本警察。若此事不了了之，将使日本民众觉得，外国水兵在我们这里闹事后，政府轻易地放他们离去，必定会激起民众的不满情绪。
然而，在对华交涉过程中，要求中方道歉显得极为困难。这不仅是因为日方在事件中存在过错，更因为清朝的综合实力远超日本，日本在交涉中毫无筹码可言。
如今，中方宣布停止审理“长崎事件”，将日方置于尴尬境地：若不继续交涉，无法向国内民众交代；若继续，中方又坚决不肯低头。
此外，“停审”可能是中方的初步策略。若后续出现“撤使断交”甚至战争，日本将难以承受。
另外，英俄之间的“巨文岛事件”尚未平息，日本在东北亚与中国交恶并无益处。而日本正计划修改一系列条约、提高关税，这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
经过深思熟虑，日本方面决定妥善处理此事。
1887年1月28日，“长崎事件”发生近半年后，日本突然宣布接受德国驻日公使提出的调解方案：“伤多恤重”。即双方各自赔偿对方损失，损失越大，赔偿越多。
这一方案与徐承祖早先提出的方案如出一辙。但日本人要面子，不愿承认接受中国方案，坚称是德国方案。
中方对此表示接受。
1887年2月4日凌晨，经过5个多小时的谈判，“长崎事件”的处理结果终于出炉：
日方向中方赔偿52,500日元；
中方向日方赔偿15,500日元；
中国水兵在长崎医院的治疗费用由日方承担；
双方政府可自行决定是否惩处己方肇事者，互不干涉。
双方签署协议，事件就此终结。
但是，“长崎事件”对中日两国的影响，却是截然不同。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次事件最终以中国获得较多的赔偿结束，是可以接受的，也是相对“体面”的。因此，清廷从上至下，对日本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优越感，认为以目前北洋舰队的实力，已足以“震慑”对方。
这种心理的直接结果，就是海军升级的速度大大放缓：从1887年到1888年的两年时间里，北洋舰队虽然又购置了10艘巡洋舰和鱼雷艇，但却放弃了购买“定远”级的铁甲舰。
自1885年起，慈禧太后开始从海军经费中挪用修缮颐和园的费用。在1885年到1895年的10年时间里，总计挪用了1300万两白银——这些经费足以再购买9艘“定远”级别的铁甲舰。
而这10年，恰恰是全世界海军技术大飞跃的时期，整个军舰技术水平完全升级换代。丁汝昌曾在1893年提出要为“定远”等三舰购置新式克虏伯快炮18门，但因为经费紧张，李鸿章只批准先在“定远”号和“镇远”号上各配6门——但后来一门也没有配备。
事实上，从1888年到1894年的6年间，北洋舰队没有再添置一舰一炮。而“长崎事件”给日本带来的影响，却恰恰相反。
外国水兵在本国国土上“撒野”，最后反而要远多于对方赔偿的款项，这被日本朝野上下视为“奇耻大辱”。那为什么要被迫接受这种“耻辱”？日本史学家信夫清三郎认为：“日本当时没有一支敌得住北洋舰队的舰队，被它的威力压倒了。”
与慈禧太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就在“长崎事件”结束一个月之后，日本明治天皇从宫廷费用中拨出30万元，带头表示支持日本海军建设。首相伊藤博文借此机会，在日本达官贵人的社交场所鹿鸣馆发表演说，呼吁大家为日本海军建设捐款，半年就获得献金203万元。
在国家财政困难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却决定逐年增加海军经费，并开始发行海军公债。受到“长崎事件”的刺激，日本民众纷纷购买公债，仅1886年一年就发行了1700万元，远超预期目标4倍。那时，日本民间的孩子们玩军事游戏，喊的都是“击沉定远”，“摧毁镇远”。
在这样的氛围下，日本海军以“超越北洋舰队”为目标，迅速崛起。在北洋舰队未购一舰一炮的1888年到1894年间，日本海军添置了12艘最新式的军舰，其中“松岛”、“桥立”、“严岛”三艘4000吨级的自造铁甲舰，目标直指击沉“定远”和“镇远”。虽然吨位不及对手，但主炮口径已超越。此外，日本还抓住了世界海军技术大发展的机遇，大量购置了中小口径的速射炮，数量是北洋舰队的7倍之多。
到了1894年，日本海军主力舰总吨位已达37222吨，远超北洋舰队的27470吨。也正是在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大东沟战役中，北洋舰队重创日本海军五舰，但自身也损失惨重，五舰被击沉。退守刘公岛后，北洋舰队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最终，提督丁汝昌选择服毒自杀。
在北洋舰队访日的当年，四艘军舰的命运各有不同。
“威远”号炮舰在刘公岛遭受日军攻击后沉没。
“济远”号巡洋舰则在刘公岛被日军俘虏，编入日本海军，并参与了日俄战争。然而，它在1904年因触礁而沉没。
旗舰“定远”号被日军鱼雷艇偷袭后搁浅，由于弹尽粮绝，最终自爆沉没。管带刘步蟾随后选择自杀殉国。
“镇远”号在进入刘公岛时触礁，管带林泰曾因此引咎自杀。该舰后来被日军俘获，编入日本海军服役，同样参与了日俄战争。在1911年，它被用作海上靶船。到了1912年，该舰被出售并解体。
自“长崎事件”至中日甲午战争，仅仅只过去了8年的时间。
伍廷芳，作为中方代表，曾两度参与与日本的重大谈判。一次，是处理“长崎事件”的谈判；另一次，是甲午战争后关于《马关条约》的谈判。
在处理“长崎事件”时，伍廷芳展现出他的冷静与智慧，充分利用他信奉的“法治精神”，巧妙地将日本人逼入困境。而在《马关条约》的谈判中，他却陷入了困境，只能全盘接受对方的要求，深感无能为力。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关键在于这短短的8年间，国家的实力已经发生了逆转。
战场上的失利，决定了谈判桌上的结果。如今，“定远”号的位置已被确认，相关的打捞工作也即将展开。为何我们还要去发现、定位，甚至考虑去打捞这艘被视为“耻辱”的沉船？因为那段历史，无论你是否承认，都真实存在，无法回避，也无法忘记。发现“定远”号，记住“定远”号，不是为了铭记仇恨，而是为了铭记历史，是为了避免历史的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