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西湖——苏堤
汪大燮(1859年～1929年)，原名尧俞，字伯唐(或伯棠)，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祖籍安徽黟县际联镇宏村。其举人出身，自幼熟读儒家经典书籍，好学经世致用之法，素以持身严谨，明敏干练著称。他职跨两朝，是科举制度下选拔的传统士大夫，逐漸转型为具备从政经验、国际視野、专业知识与国家意识的近代外交官的主要代表之一，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曾经发挥过实质性的作用，是北洋政府时期一位颇具声望的人物，与孙宝琦、钱能训并称为浙江三老。其姓氏名字、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长期被湮没在岁月的长河中，时至今日已经鲜有人知。
汪大燮像
一、望族子弟，捐纳入仕
浙江钱塘汪氏一族于明万历年間自安徽黟县宏村迁至杭州钱塘普宁里，经营典当业。咸丰九年（1859年)12月20日，汪大燮出生于浙江钱塘，父亲汪清冕从小就将汪大燮过继给堂弟汪清澜为嗣子。先祖汪宪为清乾隆年间进士,官刑部员外郎,与子璐、孙诚皆嗜藏书,喜校雠。历经祖孙三代努力，钱塘汪氏家族之振绮堂成为清代藏书史上极有价值和地位的私家藏书楼，与浙江宁波的天一阁齐名。据《振绮堂书目》著录，振绮堂有藏书三千三百余种、六万五千余卷。咸丰庚申、辛酉之际，太平军进驻杭州，振绮堂藏书化为劫灰，所幸其《藏书题识》与《振绮堂藏书录》于辗转中仍存于世；振绮堂依靠家藏编刻古籍百余种，至今仍在流传，嘉惠后人。
安徽黟县宏村——汪大燮祖居
汪大燮的曾祖汪阜与本生祖汪秉健(汪阜之侄)，皆出身举人，分別在广东任知州、候补知县，生父汪清冕也跟隨父祖，在广东做过候补监、盐大使一类的小官。汪大燮幼年随父母居住于广东，与族弟汪康年一起读书。于7岁之前，嗣父汪清澜曾带他到祖籍地宏村认祖归宗。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历经西潮持续冲击，国內学术已有偏重实学的倾向，地处沿海的广东尤甚。汪大燮耳濡目染，学术取向更重实学，致使其屡试不第。但振綺堂汪氏以诗书传家，科举入仕仍是汪氏后人不二的选择。光绪四年(1878年)，19岁的汪大燮应童子试终于考中秀才。1889 年，30岁的汪大燮与汪康年同返杭州參加乡试。主考官李文田慧眼识珠，他对二汪的科举时文加入新式实学颇为赏识，认为“新旧学均有根底，非一时流辈所及”，这一科二汪同時中式举人。
安徽黟县碧阳镇——宏村
1892 年，34 岁的汪大燮入京参加会試 。在儒家传统学说主导科举的时代，他经世实学的为学取向注定了其落榜的结局。为谋生計，他投入乡试主考李文田的幕中。李文田原籍广东顺德，曾中探花，時任礼部侍郎，接順天学政之差。由于有师生之誼，汪大燮一边替李文田做些阅卷及語言翻译的事，一边准备科考会试。汪大燮深知入仕是其未来人生的唯一途径，但他也了解到自己四处奔波，无法在传统八股文上深入用功，要通过科举会试难度极大，逐萌生了捐納入仕的想法。按照清廷制度，经由会試取中的进士，可分发六部任候补主事、內阁中书；举人沒有分发六部任职的资格，但却可走捐納的途径。
广东顺德荔湾李文田故居——泰华楼
虽然举人一旦捐納，就会由正途坠入异途，在补缺、升迁的道路上受名额、資格的限制与排挤，但他的设想是先捐纳入仕，再参加恩科会試取中进士，将捐纳异途身份转正。光绪十九年（1893年），经多方筹措，汪大燮捐纳了内阁中书。而此時，其结发妻子王氏却病故了。因收入微薄，汪大燮不得不考虑利用续弦以改善生計艰难的窘境。最終，他选择了刑部郎中沈家本之女，虽然其貌不扬，但沈氏为吳兴大家，门风甚好；且沈家本任京官多年，即将外放天津知府，空出的京中住房可供其落腳，在经济上也可得到其接济。1893年冬，汪大燮迎娶了沈氏，生活稍显舒緩，但却远做不到宽裕。他每天出门办事，只能与人合租马车。婚后的汪大燮辞去李文田的馆事，专心经營他的仕途。
近代中国第一法学家——沈家本
二、戊戌变法，因祸得福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继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在京师组建了强学会宣扬新学。汪大燮参与北京强学会并担任强学书局总办事人，与梁启超一起兼任《中外纪闻》主笔。1895 年底，朝中重臣张荫桓聘请汪大燮为家庭教师兼幕僚。张荫桓時任戶部侍郎、总理衙門大臣，是光緒帝信任的朝中实权人物。汪在張府除教张家二子读书外，还向張家专门延聘于同文馆的教习学外語。1896 年 8 月，总理衙門进行第八次章京招考。由內阁与六部限額保送內阁中书、侍读及六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參加，其中汉员必須具备进士、举人或拔贡出身。考中記名者，遇有总理衙門章京出缺，按照排名依次传补。这次参加考試的人数共 195 人，最終滿汉共取 100 人。举人出身的汪大燮在录取記名的汉員中，排名第八获得了記名。
康有为像
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在严重民族危机的激发下，维新变法运动迅速高涨。康有为上《上清帝第五书》，指出光绪皇帝再不变法，国家将面临亡国之祸。张荫桓赞成变法维新，他将比自己小二十岁的广东同乡康有为介绍给帝师翁同龢，并荐举给光绪皇帝。次年一月，光绪帝下令康有为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的变法意见，为戊戌变法提出了施政纲领。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维新正式开始，史称戊戌变法。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赏六品衔。嗣后，任命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四人充当军机处章京，由他们与康有为、梁启超联系变法事宜。
光绪皇帝
变法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了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戊戌變法開始之後，张荫桓与康有为"往还甚密"，成为光绪帝与康梁维新派的主要联系人，并条陈了许多新政建议。而汪大燮却敏锐地预感到京中将出現大波澜。1898 年 8 月，他决定运送数年前病故的亡妻之灵柩回杭，并顺路南下广东省亲。此时京城的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公开出面训政，废除新政，发动政变，百日维新夭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慈禧以"张荫桓居心巧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等莫须有罪名，下令将他"发往新疆，交该巡抚严加管束"。总理衙門章京張元济、李岳瑞参与变法，被革职永不敘用。
慈禧太后
11月17日，汪大燮刚回北京就接到总理衙門的传补通知，正式进署为章京。他曾为张荫桓幕僚，熟悉总理衙門办事程序和办文规则，很快就进入状态，得到总理衙門大臣许景澄、徐用仪的器重。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西方列强借义和团运动兴起之机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避难于陕西西安，汪大燮以内阁候补侍郎身份奔赴西安护驾。此时沙俄一面加入联军入侵北京，另一方面出兵霸占东三省。在列强强迫清廷签订《辛丑条约》后，沙俄妄图独霸东北，迫使清廷另订专约，要求特殊权利。此时，汪大燮代新任驻俄使馆大臣桂春上说帖，力言“万不能于和约外，别订条约，致启各国效尤之渐”。清廷采纳了此建议，拒绝了沙俄帝国的无理要求，成功阻止了俄国的图谋。由是汪大燮以熟悉外情而知名，开始参与中外交涉事宜。
远东海参崴——东正大教堂
三、出使欧洲，宣扬立宪
1901年清政府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汪大燮升任外务部员外郎，从此开启了职业外交官的生涯。1902 年，外务部总理大臣奕劻之子载振奉命赴英，参加英王爱德华七世登基大典，汪大燮等二人随行。回国后，充任外务部驻日本留学生总监督。在任期间，成功的处理了留日学生发动的拒俄运动。1903 年 10 月回国任外务部参议之职。 1905 年 7 月，日俄战争結束后，两国約定在美国议和。因涉及我国利益，外务部調汪大燮出任駐美使館参赞，搜集日俄议和情報。9 月 20 日，国內发来电旨：外务部左参议汪大燮著充出使英国大臣。这一任命，对汪大燮而言，是极大的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在英期間，他以张国体保国权为宗旨，同时意识到“今日政治之乱，非立宪何能挽回”。
英王爱德华七世
11月，汪大燮与出使美国大臣梁诚拟定奏稿，并联合前出使英国大臣张德彝、前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前出使德国大臣荫昌等八人入奏，请求清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指出“立宪政体，利于君，利于民，而独不便于庶官者”，而“保邦致治，非此莫由”。为此清政府应急需实行三事：一宣示立宪宗旨，二布地方自治之制，三定集会言论出版律，此三者为“宪政之津髓，而富强之纲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5月，英国下议院对鸦片贸易政策进行辩论，要求英国政府停止鸦片贸易，汪大燮获悉后，于7月初上折请求清廷禁绝鸦片。汪大燮提出了包括稽查、限种、戒瘾和专卖的一整套办法。汪大燮的上奏终使清廷于9月发布禁烟上渝。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月，汪大燮条陈“行用金币”，主张实行金本位制，以解清廷国库之支绌，得到清廷的重视，交度支部条议。
英国议会大厦
1906年3月，镇国公载泽等三大臣考察英国政治，汪大燮为之安排行程、联络，聘请英国学者给三大臣及随员讲述英国君主宪法制度，并“尽昼夜之力”向载泽等痛陈改行立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9 月，清朝宣佈“预备立宪”，汪大燮回国任外务部右侍郎。1907年9月，清廷再派汪大燮、达寿、于式枚等人出访英日德等国，为立宪作准备。汪大燮詳細編纂《英国宪政丛书》，將英国历史上关乎宪政的史实分类條列，加以詳細考证和解释。汪大燮理想中的中国，是一个吸取君主立宪的经验，以“旧邦发明新政”的国家。宣统二年（1910年）他出任驻日公使。1911年 5 月，汪大燮郑重建议宣統帝外出留學，暂由奕劻当国，广招人才，寻求变革。這是他为挽救清室提出的最后建议。武昌起义爆发后，汪大燮再上急电，以国势危迫，請速开国民议会，以冀挽救。
清廷镇国公载泽
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年5月，袁世凯筹建共和党，汪大燮以留任驻日公使的身份，为该党的留日支部长。1913年8月，汪大燮回国出任熊希龄内阁教育总长。他以“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取断然手段废止中医”，遭到京师医学会的反对；又以“京津为一个大学教育区只能设立一个大学”为由，拟将北京大学停办，合并于天津北洋大学，又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再谋将北洋大学移至北京，再遭北洋师生的反对。1914年2月，汪大燮辞去教育总长。1914年5月，袁氏新约法公布。汪大燮为参政院副院长。8月18日，参政院通过总统选举法修正案，改总统任期为无限期，可由现任总统推荐下任总统人选。1915年9月，参政院议定由政府召开国民会议讨论国体问题；12月，由汪大燮提议，参政院以国民大会总代表名义向袁世凯上“改用君主立宪”的推戴书。
袁世凯像
四、巴黎和会，点燃“五四”
1916年6月，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去世，黎元洪就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因汪大燮同情袁世凯称帝，当段祺瑞提议汪大燮任交通总长时，为舆论所不容；再提议汪大燮任外交总长，又为众议院所否认。汪大燮暂时离开中央权力中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美日本各国促北洋政府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1917年初，在段祺瑞的邀请下，汪大燮与日本首相特使西原龟三在北京商议对德参战的条件。3月，汪大燮代替曹汝霖充任赴日专使前往日本东京，代表北洋政府授予日本大正天皇大勋章，并与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寺内正毅和外相本野一郎就对德参战问题交换意见。历经府院相争、张勋复辟、黎元洪辞职、直系冯国璋代理总统后，皖系段祺瑞再次组阁，汪大燮出任外交总长，由此登上了外交舞台的顶峰。
日本大正天皇——嘉仁
在汪大燮与陆征祥等在京的外交派的大力推动下，1917年8月14日，中国正式对德、奥宣战，为后来中国能够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打下基础。冯国璋与段祺瑞就解决南北分裂，统一中国的方式问题发生第二次府院之争后，直皖矛盾日益尖锐。1917年11月20日，冯国璋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请王士珍组阁。但已经厌倦政治生活的王士珍拒绝了冯国璋的请求。11月22日，汪大燮以外交总长身份暂时代理了国务总理。冯国璋让人去王士珍门前请愿：“请聘老出山组阁，以巩固北洋团体”。王士珍不得已，出任内阁总理。同月30日汪大燮辞去两职，暂时脱离了北京官场。1918年，冯国璋代总统的任期届满，段祺瑞操纵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
徐世昌像
1919年1月，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将在法国凡尔赛宫召开。中国作为战胜国受邀将派出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会议。1918年12月中旬，徐世昌总统设立外交委员会，请汪大燮任委员长，“凡关于和会的各专使来电都由外交部送委员会阅核”。汪大燮倡议组织民间机构——国民外交协会(即国际联盟同志会)，作为政府外交的后盾。梁启超为国民外交协会理事长，蔡元培、王宠惠、熊希龄、张謇等为理事，时值梁启超漫游欧洲，汪大燮代理国民外交协会理事长职务。国人期望作为一战的战胜国，通过这个和会收回战败国德国在山东享有的特权。但事实上巴黎和会是一次赤裸裸的分赃会议。1919年4月30日，英、法、美将德国在山东攫取的权利交由日本继承，并写入和约。
巴黎凡尔赛宫
中国代表团围绕山东问题的交涉失败，已被逼入签字与否的死胡同。面对困境，汪大燮主张拒签和约，但总理钱能训密电陆征祥签字。汪大燮愤而辞职，并命令结束外交委员会活动。尽管如此，在这紧急关头，5月1日，汪大燮代表国民外交协会致电中国专使严正警告：“ 和平条约中若承认此种要求，诸公切勿签字。否则丧失国权之责，全负诸公之身，而诸公当受无数之谴责矣”。5月3日下午4 时，汪大燮召集国民外交协会会议，熊希龄、林长民、王宠惠等三十余名外交协会理事与会。会议决定，要求中国和谈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派人立即呈送给总统徐世昌，建议由国务院立即将电报发往巴黎。回到家中的汪大燮，忧国之情未能释怀。他深知以己之力，无法挽回颓局，只有晓之于众，才有出路。
汪大燮与章宗祥
1919年5月3日夜，他将外交失败和政府密令签字的消息告诉挚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于当晚九时就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代表会议，消息当晚便迅速传遍北京大专院校，激起了师生反帝爱国的巨大浪潮。1919年5月4日，划时代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当部分学生被段祺瑞当局抓捕后，汪大燮率先以个人名义上书请求释放学生，后又与王宠惠与林长民一起去京都警察局交涉。随着6月28日和约签字日期的迫近，25日众议院通过一项给政府的建议案，指出：“倘政府不顾舆论贸然签字，势必惹动全国反抗……应请政府即日训令巴黎议和专使，如山东问题不能另行保留时，全约切勿签字，以示决心而顺舆情”。迫于全国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接受了民意，未敢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群雕（局部）
五、再任总理，依约请辞
巴黎和会虽然暂时调整了帝国主义国家在西方的关系，但它们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日美之间的矛盾尤为激烈。1921年7月，美国邀请中国参加即将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会议，解决巴黎和会遗留的远东问题，抑制日本在华的扩张势头。国人希望以华盛顿会议为契机，争取在山东问题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等问题上，取得美国及其他西方列强的支持，扭转巴黎和会造成的不利局面。8月，汪大燮联合孙宝琦、钱能训、熊希龄、周自齐等，发起组织了民间组织“华盛顿会议中国后援会”，并出任理事，后又受聘担任外交部顾问，讨论华盛顿会议一切问题。针对日本反对华盛顿会议讨论山东问题的意见，中国代表团同意美国国务卿休斯联合英国首席代表贝尔福提出“边缘会谈”的折衷办法，即在正式会议之外，由英美进行调停，进行中日之间关于山东问题的谈判。
山东蓬莱——蓬莱阁
由于策略得当，迫使日本同意将山东交还中国，双方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写入九国公约对外公布。汪大燮也因赞助华盛顿会议有功，于1922年2月再被外交部聘为高等顾问，4月，又出任外交部“华盛顿会议善后委员会”副会长，为完全收回山东权益筹谋划策。直皖战争爆发后，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打败皖系段祺瑞，北洋政府由直系控制。11月29日，被直系操纵的总统黎元洪利用总统特权，提名汪大燮再次出任国务总理兼任财政总长。汪大燮建议由黄郛担任财政总长，可是黎元洪不同意，引起他的不满。内阁名单一出台就招来曹锟等直系大佬的反对。
直系军阀曹锟
慑于淫威，内阁阁员纷纷托辞不肯赴任。汪大燮召集内阁会议只有两名阁员出席，其它各部均由次长代理。当天晚上汪大燮愤而辞职。后经黎元洪挽留，便允诺再担任10天国务总理。原来，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签定后，双方正在协商实施细则。12月1日，汪大燮签署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细目协定》及附件换文，12月5日签署收回为德国强租和日本强占的胶州湾（包括青岛）《解决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及了结事项后，12月11日，汪大燮依约辞去国务总理。汪大燮前后算起来只当了十天国务总理，却被直系骂得狗血淋头。10天受罪之期已满后，他转任为平政院院长兼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会长、教育基金委员会委员。
奉系军阀——张作霖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冯玉祥反戈一击，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打败直系曹锟吴佩孚。1925年，段祺瑞出任集总统与总理权力于一身的执政，任命汪大燮接替孙宝琦出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晚年的汪大燮除担任公职外，更热心于慈善事业。1926年6月，北伐军逼近北京，奉军撤往关外。为维持社会秩序，汪大燮出面担任北京临时治安维持会副会长。不久，他完全脱离政治舞台，并登报谢绝一切团体的邀请，但却一直担任由其发起创办的北京平民大学董事长，并致力于红十字会等慈善事业。1929年1月5日汪大燮哮喘病发作，病逝于北京，享年71岁。一代清末民初政坛耆宿就此谢幕人生。
落叶归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