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陵一战，魏惠王不止失去了最精锐的十万武卒、最重要的国家接班人太子申、以及最顶尖的名将庞涓。他更失去了人生的斗志与希望。

我们都知道，自吴起改革军制后，魏军走的就是职业化的精兵路线，其士兵甄选的淘汰率极高，之后还要不断地训练，培养的成本高、周期长，这种精兵打起仗来战斗力非常强，可一旦遭受重大损失，魏国在短时期内就再难组建起一支具有同样战斗力的武装了。魏国的霸业，已注定就此终结。而魏惠王年纪本就不小，再加上此丧军之辱、丧子之痛，从此便心灰意冷，一蹶不振。

《吕氏春秋》一书甚至记载，魏惠王在晚年甚至有将王位禅让给国相惠施的想法，也不知是真是假。

与此同时，秦国趁着中原混战无暇西顾的这宝贵二十年，加紧变法，终于大成，至秦孝公和商鞅临死前三年也就是马陵之战结束的这一年（公元前341年），秦国正式宣告完成大国崛起之路。

没有想到，中原争霸最后的大赢家竟然是西边儿的“乡巴佬”秦国。齐国辛辛苦苦了半天，却只得其名而让秦坐享其实，白白为别人做了嫁衣。

笑到最后，笑的才最美

其实，商鞅变法最厉害的地方，并不是以军功爵调动民众的积极性，而是以极超前的“数目字管理”，对臣民进行极细密的管控（见里耶秦简），从而最大程度的调动秦国的人力、物力，用于组织农业生产、工程建筑与对外战争。其数据管理之严密，光蓄养牲畜就有12项考课指标，甚至就连犯人都要规定出来26个等级，每个等级的口粮都有极其细微的差别。总之，在秦国，每一个人都被量化成了国家机器的零件，比如今的血汗工厂算的还要精准。

所以，秦国才能在其国内轻松实施分家制与全民征兵制度，且比六国中任何一国都要彻底。所谓分家制度，即规定儿子成年结婚后必须分家、弟兄之间也必须分家，否则每人都要加倍纳赋。这样商鞅就一举打破了周朝宗法制的基石——大家族制度。铁制农具发明之前，只有大家族集体劳作才能完成生产耕种，现在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个体农户就能独立完成了，大家族共同生产反而会导致“大锅饭”，劳动效率下降。而且，在大家族制度下，家族观念太重，国家观念太轻， 这非常不利于国家的集权化，且容易出现游手好闲的无业少年，破坏社会安定；所以要打破大家族，使全国的每个壮丁都分出去单过，自力更生，从而削弱其家族意识，提高其国家意识，同时也增加了税源和可用人口。这样商鞅便能实现他的下一步重要举措，全民征兵制——也就是说，所有壮丁都是国家的预备役，平时种田，战时则随时奔赴战场——而这在大家族制度下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每个大家族都是独立王国，其宗族子弟与领地农民都归贵族族长管，国家要征兵打仗，它想出多少人就出多少人，你国家说了不算，大家族的族长说了算。

那么有人要说了，商鞅变法的整个过程也不是秘密，其他国家看到秦国迅速崛起之后，为何不去学商鞅那一套呢？这还是因为大家的国情民风与政治基础不同。比起关东诸国，秦建国较晚，王国维《秦都邑考》就说，秦在秦文公“踰陇以前，殆与诸戎无异”，直到周平王东迁，秦人定居于岐西，其文明才算开始，但当时周人贵族都东迁走了，周公的典籍也已散失，秦人可承袭的文化相当有限（注1）。所以相较于关东诸国，秦人没有系统严密的宗周制度的传统，也缺乏严格的宗法制度，亲亲尊尊意识淡薄，而且功利主义鲜明，相较中原人更加“谿刻峻历，带有西北民族的色彩”。总之他们没有什么条条框框，也少有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容易打破重建。

另外，秦建国于最严酷的战乱年代（周人东迁后戎狄的压力全部压在了秦的身上），因而早有严刑峻法与专制集权的传统。而且，秦国在扩张过程中吸收了大量西方戎狄，他们刚从蒙昧时代走出，民智未开，易于服从。战国末年儒家学者荀子在秦国考察时发现，秦国百姓淳朴彪悍又顺从官府，官府的公务员也训练有素，行政效率极高，这里简直就是专制法家的天堂。

事实上，秦国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实行“夷三族”法律的国家（秦文公二十年746BC），也是中国最早立县的国家（秦武公十年688BC）。表现出来就是其政治继承特别稳定，整个春秋战国历史上，秦国国君被贵族弑杀的情况只出现了三例，是列国中最少的。秦出公被弑而秦武公即位后，秦武公甚至立刻杀死了拥立他的三名贵族，并夷灭了他们家族，以儆效尤。考古也发现，春秋战国时期，东方卿大夫的墓葬中经常陪葬金石乐器，而秦国卿大夫的随葬品却和普通百姓几乎没有区别；而与之相较，秦国国君的墓葬往往恢弘庞大，殉葬惊人，礼制规模堪比周天子。这说明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前，国君与卿大夫之间就已经有了巨大的等级差距；更说明秦国文化本身，就具有培养极端专制的优良土壤。

此外，从都城上看，六国都城内都有居民区和工商业区，但秦国都城内都是宫殿区，基本没有受工业区和商业区。六国国都以下，是中等城市、小城市，逐级递减。而在关中地区则只有一个都城，国都之下直接为自然村落，再找不到其他城址。这些都反映出一种高度集权的模式（注2）。总之商鞅是个相当聪明的人，他的所有政治举措都是根据秦国已有的国情来制定的。而其他国家国情民风皆不同，商鞅这一套狠的根本行不通。

同年也就是魏惠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1年）五月，齐将田朌联合宋国伐魏东境，围魏平阳（注3）。至九月，在齐国的邀请下，秦赵两个曾经尊魏为王的“小弟”也开始“犯上作乱”了，九月底，秦卫鞅伐魏西境；十月，赵国伐魏北境。魏军皆败绩。魏国大将公子卬被秦军所俘。

马陵大战一结束，原霸主魏国马上变成了各大国竞相攻击的目标，可见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只要谁一旦摔倒，就立刻会被群狼撕成碎片！

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秦魏战于岸门（今山西河津南），魏军再次大败，主将魏错被俘。

魏惠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决定改元，妄图去除衰气，拯救魏国日暮西山的国运。

魏惠王更元五年（公元前330年），秦将公孙衍大败魏军于雕阴（今陕西甘泉南），俘魏将龙贾，歼灭魏将四万五千人，魏国被迫将西河郡全数割给秦国。当年吴起大破秦军的阴晋，也被改名为宁秦，成了秦国的领土。总之，吴起的预言成真了，秦国终于全部占领了渭河流域与华山之险，得由晋南、豫北通道东向以临天下。

至此，魏惠王任内，魏国已有六位军事统帅先后被敌国俘虏过了，他们分别是公孙痤、庞涓、太子申、公子卬、魏错、龙贾。丢人哪！

魏惠王更元六年（公元前329年），秦国攻占函谷关地区，同时攻入河东并占据了黄河东岸数个据点。

魏惠王更元七年(公元前328年)，秦夺得魏蒲阳（今山西隰县），上郡成为一片飞地，魏惠王无奈，只得放弃上郡全境十五县之地（陕北延安到榆次一带），秦国趁势进占上郡，至此，魏国已“西丧地于秦七百里”，相当于损失了一个中等国家的地盘。

马陵一战，标志着魏国自三家分晋以来七十年的霸业就此泡汤；而西河与上郡广大土地的丢失，则标志着魏国大国地位的终结。从此以后，魏国一日弱过一日，一年衰过一年，无论怎么折腾，依然头都不回地朝亡国路上一路狂奔，拉都拉不住。

史家评论，魏国的衰落，在于人才的流失和战略的失误，照我看，魏国还有一个致命问题，那就是曾让它无敌于天下的武卒制度。武卒制度有其进步性，但也有很大的缺陷，因为武卒乃重甲步兵，装备很费钱，且武卒是职业军人，不参与生产，还全家免除赋税，并赐给田宅，长期这样下去，会国力不支，这就逼得魏国只能不断发动对外战争，掠夺别国土地与资源，如此便又需要更多的武卒，而当对外战争所产生的收益，无法弥补魏武卒增长所快速消耗的国内资源时，魏国就会陷入“武卒”式的“马尔萨斯陷阱”，自我崩溃而亡。

基于此，荀子在《议兵》一文中就称武卒为“危国之兵”。而它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减少武卒的数量与服役期，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束缚，实行精兵简政。但是很显然，魏惠王并没有这么做，大量魏武卒超期服役，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与正常生产。据说当时孟子来到魏国，就看到魏国“庖有肥肉，厩有肥马”，却“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忍不住大骂魏惠王“率兽而食人”（注4）。马陵之战后，魏武卒遭到严重打击，这当然很惨，但未尝不是一个转换战略的好机会，可魏惠王之子魏襄王即位后，非但没有改弦更张，反而迫于强秦的外部压力而重建了二十万武卒，这二十万武卒的作战力自然远不如前代，但耗国力的本事依然不小。再加上其他预备役与杂役兵，魏国的军队动员力达到了恐怖的七十万人，仅次于秦楚的一百万人（见《史记·苏秦列传》）。

总之，魏国在国土日缩的情况下还盲目发展武卒制度，这加速了它的衰亡。事实上，此后中国历朝历代，凡是无法正确处理征兵与募兵间数量配比，或合理设置募兵考核与服役机制的王朝，则必然衰亡，反之则必然强盛。而且你还会发现，任何免税群体最后都会膨胀到影响国家运作的程度，魏晋的士族、明代的宗室与士子，清代的八旗等，莫不如此。

魏惠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26年），韩赵联兵围攻魏之襄陵，魏惠王不得已向韩赵求和，是年五月，魏惠王会韩威侯于巫沙，并尊韩威侯为王(即韩宣惠王)。

可怜魏惠王，原先付出了血的代价率先称王，到最后却不得不四处礼拜尊别人为王，悲哀啊悲哀。

魏惠王更元十二年(公元前323年)，楚国为了控制魏国，要废除魏太子而将流亡于楚的魏公子高送回魏国立为太子，命柱国昭阳进攻魏襄陵，占据了八个邑。襄陵这片七十年前被魏文侯强夺去的军事重镇终于重回了楚国的怀抱。

可怜魏惠王，当年多么的不可一世，现在却连自己的内政都要遭人干涉了，悲哀啊悲哀。

同年，秦又伐魏，攻取大城曲沃（当年晋国的“龙兴之地”，位于今山西闻喜县东北）。

可怜的魏国，接连丢人，接连丢地，综合国力持续衰退，天下魏国独霸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了。齐楚秦三大国遂分别从东南西三个方向窥伺中原，想要填补魏国失势后的权力真空，而处于内线的三晋则进一步被压缩空间，从而形成了一个混乱的均势局面。若是引用国际关系学者所使用的名词，此时战国的国际关系属于一种“多元权力系统”的典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越发微妙复杂，彼此之间的竞争合作瞬息万变，公孙衍张仪的纵横之术开始萌发。

我们发现，魏国其实有点像欧洲的德国：德国也是中世纪开始时由“超级大国”法兰克王国分裂成法德意而来，一如三家分晋；而德国所处地形，也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平原，与魏国所面临的地缘困境一般无二，所以德国一旦遭遇东西作战就必败无疑，而魏都大梁也屡次被齐国孙膑与秦国魏冉轻松兵临城下。此外，魏惠王修筑的大量运河固然有益于魏国的经济贸易与对外扩张，但一旦魏国实力下降，那些他费劲千辛万苦打通的交通线，就成为了别国攻打魏国的快速通道（注5）。由此更可见，魏惠王当初没有选择全力灭秦，错失将国力优势转化为地缘优势的机会，是多么的失策！

事实上，当初魏惠王迁都大梁，也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迁都大梁虽有利于控制中原的军政事务，但该地车骑四通，道路交汇，水运发达，属于军事地理学上的枢纽地段，战时即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冲突频繁，易被敌军长驱直入，安全很难得到保障；首都是国家的政治中枢，设置在这样的地点是很不合适的。一千多年后五代与北宋也立都于此，也都尝到了频频被人突脸的苦果。这就是在找虐啊！

魏惠王后元十六年（公元前319年），一生跌宕起伏，享受过近乎天子的尊荣，也遭遇过丧权辱国的暴躁老人魏惠王魏罃在大梁黯然去世，“望之不似人君”（孟子语）的太子嗣即位（之前的太子赫已被长寿的魏惠王活活熬死），是为魏襄王。

魏罃一共活了八十二岁，在位五十一年，是战国时代最长寿的国君，他这长长一辈子，可以说是亲身承受了魏国由盛转衰、齐秦强邻崛起等诸多不幸，他好苦好挣扎。《孟子•梁惠王上》记载魏惠王晚年接见孟子时曾苦涩的说：“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希望能够替我国所有牺牲的人报仇雪恨），如之何则可？”

孟子听了魏惠王这番心酸话，表面上说了一堆“仁者无敌”的大道理，私下里却对学生公孙丑说：“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不仁哉梁惠王也！”

其实孟子在魏国待了一年多还算颇受礼遇，但很显然，孟子对这个好强老头的同情相当有限。

——不作死就不会死，那些牺牲的魏国人，不都是因为你穷兵黩武而造成的吗？报仇报啥仇？不仁哉，梁惠王也！

注1：如秦贤君穆公听了戎使由余非难《诗》《书》和先王之道的话，便惊心动魄，把由余认作贤人，觉得先王之道很不可靠。这种情况，在东土各国是难以发生的。战国时代的变法运动之所以发生在秦国，正是符合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2021年：362页）。

注2：详见梁云《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考古学的视野》，文物出版社2008年。

注3：见《水经·泗水注》引《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二十九年五月,齐田盼及宋人伐我东鄙,围平阳。”

注4：见《孟子·梁惠王上》。此外，当时另一位圣贤庄子也对好战的魏惠王君臣毫无好感，曾在朝堂上当面骂他们“昏君乱相”。

注5：其实，当初最爱挖运河的春秋霸主吴国，也是亡在这一因素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