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的一个下午，周恩来总理匆匆走进毛泽东主席的会客厅，手中紧握着一封王稼祥的亲笔信。他将信递给毛主席，信中，王稼祥提到自己的病情已稳定，并请求中央安排工作。

毛主席了解王稼祥的基本情况后，没有立即表态，而是先听取了周总理的意见。周总理认为：“稼祥同志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应该给予工作安排。”毛主席微微点头，随后在信的末尾批示了20个字。得到主席的批示后，周总理才满怀欣慰地离开。

那么，毛主席在信中究竟批示了什么？中央又是如何安排王稼祥的工作？要了解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回顾1935年的遵义会议。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博古代表中央做了政治工作的汇报，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敌我力量的悬殊。王稼祥第一个站出来反驳博古的观点，他认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指挥上的失误，李德和博古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王稼祥提出了重新改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并重新部署红军今后的作战计划的建议。

王稼祥发言后，毛主席做了总结性报告，强调红军必须取消与红二方面军会合的计划，将战略重点放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川黔地区。这一建议立刻引起了李德的强烈反对。会场气氛紧张时，王稼祥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由军级以上的干部举手决定红军的去向。在表决中，王稼祥第一个表示支持毛主席的战略，并在他的推动下，大多数军级干部也纷纷表示支持毛主席。面对大势所趋，李德不得不服从安排。

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还进一步建议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领导权，将军事指挥权交给毛主席。这一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中层干部的支持，最终确立了毛主席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从此，中国红色革命迎来了新的篇章，王稼祥在此次会议中的关键作用不可忽视。

在第四次反围剿运动中，王稼祥为视察敌情不幸被敌人的炮弹炸伤，从此身体状况日渐恶化。为了不影响作战计划，他主动退出了“军事新三人团小组”，不再担任领导岗位。退出军事指挥岗位后，王稼祥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政务管理上，并因出色表现多次获得党中央的高度赞扬。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被任命为国务院外交部副部长，除了进行国事访问外，他还负责国家的后勤保障工作。然而，繁忙的工作压垮了他的身体。出于安全考虑，党中央决定让他安心养病，这一疗养就持续了整整两年。

病情好转后，王稼祥主动提出重新工作。起初，周总理曾劝阻他，但王稼祥态度坚定，周总理最终只能将信函转交给毛主席。毛主席在综合考虑后，在信末批示：“稼祥同志既然心意已决，那就安排他出来工作吧。”

复出后，王稼祥担任中央东北局委员会委员，积极参与振兴东北老工业的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此外，他还担任了中央常务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务，在整理党务工作方面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然而，繁重的工作再次让他的身体不堪重负，尽管医院积极进行救治，但病情并未得到根本改善。

1974年1月25日，经过长达一年的病痛斗争，王稼祥最终因病情恶化逝世。

为了表彰王稼祥的功勋，中共中央于1974年1月30日在北京八宝山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这位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功勋人物，永远被铭记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