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就在我军围困北平城，打算武力解放北平城时，城内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突然率军起义，将北平城完整的交给了我党，让我党实现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壮举。

傅作义也因此成为了我党和平解放北平的第一功臣。

但是大家知道吗？傅作义之所以会突然起义，他的女儿傅冬菊起了不小作用。

正是因为傅冬菊长久以来的劝说，才让傅作义放弃了死守北平的打算，让北平城免除被战火损毁，是北平和平解放的一大功臣。

那么，对北平和平解放立下如此大功的傅冬菊，后来结局如何呢？

傅冬菊，1924年12月30日，出生于山西太原地区，是傅作义的长女，同时也是傅作义的第一个孩子，生母张金强，为傅作义的第一任妻子。

作为傅作义的第一个孩子，尽管傅冬菊是一个女孩，但也颇得傅作义的喜爱，从小就跟在傅作义的身边长大，就连姓名“冬菊”也是傅作义亲自所取。

不过，傅冬菊虽然颇得傅作义的喜爱，但是与乱世崛起，忠诚于国民党的傅作义不同；

傅冬菊比较讨厌国民党的军阀作风，特别是后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前期的不作为更是被傅冬菊厌恶，多次跟同学吐槽当局，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

到了1941年，傅冬菊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时，更是加入了中共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号角社”，多次为我党传送重要情报，是一名颇具革命思想的“小战士”。

其中傅冬菊利用自身身份所获取的一些重要情报，更是被发送到了周总理的手中，为当时我党同国民党的斗争起到很大作用。

周总理也因此多次称赞傅冬菊，称她“有智慧”、“有理想”，是一名优秀的革命人才。

到了1942年，傅冬菊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后，更是积极吸收先进革命思想，成为了我党地下组织的“据点”成员，不仅利用身份为我党获取重要情报，还经常参加学生运动，抨击当时国民党的不良政策。

因此，在1945年12月的时候，我党也是正式同意了傅冬菊加入我党地下组织的请求，安排傅冬菊在昆明一带工作。

不过，因为傅冬菊的身份原因，我党虽然吸纳其为我党的地下组织成员，但并没有同意傅冬菊加入我党的请求，而是让其作为外层的地下成员，主要工作是利用身份收集情报，很少从事潜伏，卧底等地下工作，比大部分地下工作人员都要安全。

到1947年11月时，傅冬菊的忠诚更是得到我党的认可，让她加入了我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

但这里有一点要注意，傅冬菊在加入我党后，考虑到她和傅作义的关系，为防止二者亲情被破坏，我党并没有安排傅冬菊卧底在傅作义身边，而是将其调往了天津一带工作，减少了父女二人的见面次数。

傅冬菊对此也是十分感谢，毕竟她虽然赞成我党的革命思想，但也十分敬重自己的父亲，卧底在自己父亲身边这种事，她也难以接受。

读到这里可能就有读者就比较疑惑了，傅冬菊既然没有潜伏在傅作义身边，那她又是如何成为“和平解放北平”事件中的大功臣的呢？

要想知道傅冬菊是如何成为“和平解放北平”大功臣，还要追溯到1948年。

1948年，辽沈战役爆发后，傅作义不是我军对手，被我军打的节节败退，只能退守北平，靠着城池地利和我军周旋。

而我军虽然已经将北平团团围困的起来，有直接攻入北平的能力，但中央领导考虑到北平是著名的历史古城，里面蕴藏的古建筑很多，不愿损坏这些建筑，让北平生灵涂炭，特意要求前线战士只围不攻，迫使傅作义和我军谈判。

据资料记载，为了和平解放北平，我军和傅作义曾先后进行了三次谈判，但由于双方要求不同，谈判一直都不顺畅，傅作义自身也是摇摆不定，在起义和不起义之间难以抉择。

而傅作义摇摆不定的态度，并没有让我党领导气馁，反而认为傅作义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便特意派人前往天津，会见了傅冬菊，希望傅冬菊能作一下傅作义的工作，让傅作义能带头起义，和平解放北平。

傅冬菊在接到命令后，没有犹豫，一口就答应了下来，并在我党的安排下，进入了北平，见到了傅作义。

傅作义在见到长久不见的女儿来到北平时，内心是十分开心的，多次夸赞傅冬菊有孝心，是自己的好女儿。

而傅冬菊也没有直接暴露自己的身份，反而是细心照顾傅作义，经常给傅作义做家乡饭，陪他散步，做到了一个女儿的本分，让傅作义因战争而疲劳的脸上也有了一丝笑容。

不过，在感叹女儿有孝心的同时，傅作义内心也有一些愁绪，因为他深知，在北平被我军团团围困的如今，自己女儿还能随意进入北平，身份绝对不简单。

所以，他的内心其实已经有了不少的预感，知道自己的女儿恐怕是来当一名“说客”的，来劝说自己“起义”的。

而这个猜测，也让傅作义的内心十分的复杂，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傅冬菊，潜意识里一直在逃避傅冬菊的起义暗示。

但随着战争形式的变化，国民党的败相已经是显露无疑，北平的解放是迟早之事，傅作义的逃避也维持不了多久，形势迫使他必须在起义和反抗之间选择一方，没有第三个选择。

因此，没过多久，傅作义便开始试探傅冬菊的口风，希望从傅冬菊嘴里知道更多关于我党的事情。

而傅冬菊见此，也是知道自己父亲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所以也就没有在隐瞒傅作义，而是痛快的承认自己是我党代表的身份，和傅作义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判。

不过，尽管有自己女儿作为担保，可傅作义还是有所顾虑，没有第一时间同意起义之事，而是答应要考虑一下。

傅冬菊知道，自己父亲之所以不立马起义，一是担心我党“秋后算账”，在解放北平后卸磨杀驴；二是对共产党理念有所怀疑，不符合他这个从“军阀时代”过来的军人认识，觉得没有如此为人民的政党，所以才一直不同意。

在猜到傅作义心中所担忧的事情之后，傅冬菊便针对性的对傅作义做起了思想工作，不仅多次将解放区出版的报刊和小册子放到傅作义的办公桌上，帮助他了解共产党；还特意制造机会，让傅作义和我党领导层进行交流，打消他心中的顾虑。

而且为了让傅作义和我党有稳定的联系通道，整个平津战役，傅冬菊都一直在傅作义身边，作为连接双方的一个枢纽。

终于，在傅冬菊的不停劝说下，傅作义的思想发生了改变，于1949年1月在北平率军起义，将北平完整的交给了我党，保护了北平这一座“历史古城”，让北平百姓免除了战火的袭扰，而我党也实现了和平解放北平的伟大成就。

傅冬菊也成功完成了党交给她的任务。

不过傅冬菊虽然在北平解放中立下了巨大功劳，但她却没有因此而骄傲，反而十分低调，很少对外人提起自己的功劳。

而且，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她也没有停下自己的革命脚步，转身就投入到了西南战场，在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工作，是《云南日报》的创立者之一。

一直到1949年12月，西南战争完结后，傅冬菊才离开云南一带，回到了她以前工作的天津。

而回到天津后的傅冬菊没有选择靠以往功劳进入政坛，反而成为了一名文化工作者，经常深入底层，记录当时普通民众的生活情况。

并用笔名“傅冬”，发布了不少文章，是当时天津较为出名的一个文学工作者。

到了1951年的时候，傅冬菊更是因为能力出众，且爱好文学，而被政府调入了《人民日报》工作，成为了一名记者兼文字编辑，撰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内有不小名声，事业也堪称一帆风顺。

除了事业上的成功外，傅冬菊在《人民日报》工作期间也收获了一份真挚的爱情，与她的同事周毅之相识相恋，并生下一个女儿（PS:另一种说法是三个子女）。

可以说，在建国初期，傅冬菊的生活是十分美满和幸福的，既有一份喜爱的工作，也有一个爱自己的丈夫，说一句人生赢家并不为过。

但可惜的是，这种幸福美满的生活在特殊年代却遭遇波折。

傅冬菊曾先后三次被下放到干校劳动。在干校时，一直干着繁重的工作，导致她生了一场十分严重的大病，险些就没有挺过来。

但傅冬菊作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

傅冬菊被平反后，再一次回到了《人民日报》工作，并且被调到了香港地区，进行“统战工作”，由此可见，我党对傅冬菊的信任。

不过，傅冬菊的统战工作却不顺利。

因为当时的香港还没有回归我国，主要是英国在管理，其内部的矛盾极多，既有英国故意留给我国的难题，也有香港人民对我国制度的疑虑。

想要做好统战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好在傅冬菊有着丰富的革命经验，到了香港后，没有急忙的开展统战工作，而是先调查香港的基本情况，对香港问题有了一个基本了解后，才开始进行统战工作。

而且，傅冬菊进行统战工作，也没有使用蛮力，而是从舆论角度出发，利用自己的老本行，在报纸、新闻等行业对香港人民宣传“统战思想”。

靠着长久的舆论攻势，改变了香港地区人民对我国一直以来的偏见，让香港人民认识到了一个完整的大陆，减少了香港人民对大陆的敌意。

等到香港确定回归我国时间后，傅冬菊更是加大了舆论攻势，一面打击西方国家的舆论口舌，一面积极报道大陆的正面新闻，为香港安稳回归出了不少的力。

因此，国家也一直对傅冬菊十分信任，多次夸奖她，称赞她是一名“好同志”。

不过，随着年纪增大，傅冬菊也离开了香港，回到了北京养老，在1995年的时候，更是因为年纪太大，从《人民日报》离休，开始享受自己的老年生活。

但遗憾的是，因为生过大病的原因，傅冬菊的身体不算很好，在2007年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享年83岁，结束了自己光辉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