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甲、三甲进士待遇有何不同？出入不是太大，但也有一些细微差别

清朝殿试与科举之路变迁

乾隆十三年（1748年）春，紫禁城内的殿试正在如火如荜地进行。数千名会试中式的考生们正在御前展露才华，以期能够获得更好的名次。而在这场殿试中，一位来自湖南的举子因为发挥失常，只得到了三甲的成绩。这个结果让他倍感失望，因为在清朝官场中，即便同是进士及第，二甲、三甲的待遇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别。所幸这位举子在随后的朝考中表现出色，最终得以进入翰林院庶常馆，他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曾国藩。这一段历史揭示了清代科举制度中二甲、三甲进士在选官用人上的细微差异，也体现了清王朝统治者在人才选拔上的深谋远虑。

科举传承显宏图 朝廷选才重公平

明清之际，朱明王朝倾颓，清军入主中原。大清王朝为了稳固统治，决定继承明朝科举制度的精髓，设立了一甲、二甲、三甲的进士分级制度。

在这个制度下，一甲进士由状元、榜眼、探花组成，他们可以直接授予修撰、编修等职位。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者需要通过朝考才能决定最终出路。

清朝统治期间，共举行了112科殿试，为朝廷选拔了26849名进士人才。这些进士中，绝大多数都被列入三甲名单。

在殿试中，考官们需要仔细阅读每一位考生的策论答卷，按照成绩高低重新排定名次。这种选拔方式沿袭了明朝的传统，但更加注重人才选拔的公平性。

每一科殿试，朝廷都没有预先规定二甲、三甲的具体名额，完全根据考生的实际表现来决定。这种做法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人才选拔的重视。

作为殿试主考官的皇帝，亲自出题考察进士们的才学。不同于会试，殿试的考题事先无人知晓，考生们只能凭借真才实学作答。

随着时代变迁，清朝的科举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为了确保人才选拔的质量，朝廷在殿试之后还专门设立了朝考环节。

朝考不仅给那些在殿试中发挥失常的考生一个翻身的机会，也为朝廷选拔真才实学之士提供了更多保障。这种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清朝统治者的用人智慧。

从顺治到康熙年间，二甲与三甲的录取比例大约维持在一比四。到了雍正、乾隆时期，这个比例逐渐调整到一比三。

科举考试不仅考验学问，也考验考生的心理素质。在紧张的考场氛围中，即便是才学出众的考生也可能因为过度紧张而发挥失常。

每一位参加殿试的考生，都怀着对功名利禄的向往。但在这场决定命运的考试中，他们更需要以平和的心态面对考题，展现自己的真才实学。

清朝统治者深知，选拔人才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通过多重考核才能发现真正的栋梁之才。这种科举制度的设计，为后世选拔人才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殿试定甲第 策论见分晓

清朝的殿试虽然沿袭明制，但在考核标准上却别具一格。官方文献中从未明确规定过二甲和三甲进士的具体录取比例，每一科殿试的二三甲名额都是根据考生实际表现来确定。

这种灵活的录取制度，让每位考生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实力改变命运。殿试考官们会仔细评阅每一篇策论，以考生答卷的水平高下来决定其最终归属。

御史们通过查阅清代112科进士的录取档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不同时期，二甲、三甲进士的录取比例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

顺治、康熙两朝时期，二甲与三甲的比例大约是一比四。这意味着在一百名进士中，大约有二十人会被列入二甲名单，其余八十人则被列为三甲。

到了雍正、乾隆年间，这个比例有所调整，变成了一比三。朝廷似乎在有意识地扩大二甲进士的选拔范围，为更多优秀人才提供晋升机会。

科举考试与现代高考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都讲究一个＂押题＂的本事。许多考生在会试前都会花大力气研究历届考题，甚至不惜重金打探主考官的出题偏好。

在京城里，一些有门路的考生会通过各种关系网打听消息，试图摸清主考官的行文风格。这种做法导致一些真才实学的考生可能因为没有＂押对题＂而名落孙山。

相比之下，殿试则不存在这种弊端。因为考题由皇帝亲自拟定，事先绝对保密，任何人都无法提前获知。这就使得殿试成为了考验考生真实水平的重要关口。

正是因为殿试的这种特点，那些在会试中因种种原因未能充分发挥的考生，完全可以在殿试中一展才华。朝廷不预设二三甲名额的做法，就是为了给这些考生一个公平的机会。

如果某一科的殿试考生整体表现优异，朝廷就会相应增加二甲进士的录取人数。反之，如果考生的答卷质量普遍不高，二甲的名额就会相应减少。

进入嘉庆年间，朝廷的选才标准似乎变得更加宽松。只要考生的答卷不偏题，字迹工整清晰，基本都能被列入二甲名单。

这种政策的转变，使得二甲与三甲的比例逐渐接近一比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殿试的含金量下降，相反，它体现了朝廷在人才选拔上更加注重实际。

殿试结束后，进士们还要参加一次朝考，这是最后确定庶吉士人选的重要环节。正是这种层层选拔的制度设计，确保了清朝科举选才的公平性和科学性。

二三甲殊途 仕途各不同

朝考放榜的那一天，新科进士们的命运就此揭晓。那些未能被选为庶吉士的进士们，被统一编入＂进士班＂，等待吏部月选时分派官职。

在清朝初期，无论是二甲还是三甲进士，都能在短期内获得实职任命。他们的起步也都不低，最次也能当个知县，运气好的还能直接升任知府。

到了康熙年间，进士选官的规则发生了重大变化。朝廷明确规定，二甲进士要比三甲进士享有更多的特权和待遇。

名列二甲前茅的进士，大多能留在京城任职，担任六部主事的职务。而那些被派往地方的二甲进士，也能获得推官的职务，这可是正六品的佐贰官。

相比之下，三甲进士的仕途就要曲折许多。他们通常只能被派往地方担任知县，品级上比二甲进士低了一等。

雍正皇帝即位后，对进士选官制度进行了一次重要改革。他专门为二甲一名（也就是传胪，殿试第四名）开创了一项特权——榜下即用。

这项特权的含义是，二甲一名的进士不必等待吏部月选，可以由皇帝直接下旨任命官职。运气好的可以进入南书房行走，大部分则被授予六部主事的职务。

二甲进士中，名次靠前的还能获得一个＂试用主事＂的身份，在六部实习。只要试用期满，得到本部堂官的认可，就能转为正式官员。

而二甲名次靠后的进士，命运就与三甲进士差不多了。他们想要留在京城任职的机会不大，大多数都会被派往地方担任知县。

到了嘉庆年间，朝廷又一次调整了选官政策。表面上看，二甲、三甲进士在选官时已经实现了平等竞争，一切都要按照吏部铨选的结果来定。

但是实际操作中，吏部官员在进行月选时，还是会优先考虑二甲进士。毕竟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判断出每个新科进士的实际才能。

一般来说，如果吏部手上有50个官位要分配，他们就会从排名前50的进士中进行挑选。这种做法虽然有失公平，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算合情合理。

就连皇帝对这种选官方式也持默许态度。在清朝官场上，科甲出身一直是评判官员身份的重要标准，同朝为官却要分出三六九等。

官场等级严 身份显贵贱

随着嘉庆朝的改革推进，朝廷在选官用人方面逐渐倾向于平等竞争的原则。这种变革在当时的官场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但传统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清代官场最重视的就是科甲出身，即便同是进士出身，也要分出三六九等来。在朝廷各部门和地方衙门中，官员们经常会打听同僚的科名，以此来决定交往的分寸。

翰林们看不起二甲进士，觉得他们的学问不够精深。二甲进士则看不起三甲进士，认为他们连二甲都考不上，自然是才学不足。

这种等级观念不仅影响着官员们的日常交往，更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仕途发展。在同一个衙门中，翰林出身的官员往往能得到更多的重用机会。

三甲进士在官场中的处境最为尴尬，因为他们的头衔中多了一个＂同＂字。这个＂同＂字在当时被视为一种身份低微的标志，让许多三甲进士在为官时备受歧视。

有趣的是，这种等级观念在地方官场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地方大员们相互走动时，都会暗中打听对方的科甲出身，然后按照身份高低来决定迎送的规格。

三甲进士在升迁时也常常会遇到阻碍，有些衙门甚至不愿意接收三甲出身的官员。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导致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三甲进士不得不在基层职位上长期蹉跎。

不过也有例外，一些三甲进士通过自己的实干才能，最终获得了上级的赏识。他们凭借政绩而不是出身，在仕途上实现了逆袭。

朝廷中的一些开明大臣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的弊端。他们多次向皇帝上奏，建议在选拔任用官员时，应该更多地注重政绩而不是出身。

到了道光年间，这种情况才有了一些改观。朝廷开始更多地关注官员的实际才能和政绩，科甲出身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但是在士大夫阶层中，这种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并没有完全消失。即便是在清朝末年，官员们在社交场合仍然会互相打听对方的科名。

回顾清代官场的这一特殊现象，我们不难发现，过分强调出身反而阻碍了人才的合理使用。那个时代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选人用人应当以才能为主，而不是过分看重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