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每天待家里火急火燎地看专著、看论文、写论文、改论文的疯狂日子里，突然收到通知要我回学校监考。西安城太大，我往返学校监考一趟至少半天没了，所以听到这个消息相当恼火，因为相对其他7个人而言，我付出的时间成本要高得多。

在这段疯狂的日子里，其他7个人住在学校，他们有人在宿舍写论文，有人去教室写论文，有人去图书馆写论文，反正大家都是写论文。听说他们偶尔会参加学院分配的活动，这些活动我是被自动忽略的，因为他们觉得一个36岁的人不应该参加那些学生活动，但是有些活动就不会排除我，比如监考。

研一期间，分配给我们的监考种类繁多，既有给本科生的监考，也有四六级英语考试监考，还有陕西省内的公务员考试监考。介于研二的开题压力和研三的毕业论文压力，监考任务基本都压在了研一新生身上，除非研一出现我这种极具反抗精神的人，否则很少有名额到研二那里。

其他7个人对监考很感兴趣，因为监考有收入，少的一场60元、多的一场120元。这对于缺乏创收途径的正经学生是个不错的赚钱机会，因此每当提到监考，他们表现得任劳任怨甚至积极主动。但我这里就不一样了，监考的半天时间如果利用得当我可以赚到比监考费更多的钱；而且很多监考安排在周末，陈科长更希望我在家陪它而不是跑到学校去。

今年的四六级监考未经许可报了我的名，我得知后告诉班长不想去，他说一场120两场240你也不去？我说不去。他说那你自己跟老师说吧，我不好意思说。于是我就在监考群里对老师说有事无法监考。那位老师只好去研二找人顶替我，尽管研二科研任务重，但依然有人争抢这个名额。

给本科生监考好像是一场60块钱，那我更不想去了，但是他们分配名单的时候没通知我，直到监考的前一天群里才出现了一张表格，显示周天下午的本科生监考人员是我和另一个同学，尽管那一刻我集愤怒与抗拒于一身，但是已经无法退出，只能咬牙把悲伤留给自己。

监考那天，我又是地铁又是打车花了一个小时赶到学校，从莲湖区赶到长安区，天气太热这趟旅程异常煎熬。到了教学楼后跟保安打了招呼，然后去教师办公室领试卷，回到教室后跟另一个同学等时间。无聊地看着学生们三三两两走进来坐下，发现他们貌似很喜欢盯着我们看，互相对视的感觉无比尴尬，玩手机吧好像又不合适，只好跟同学硬找话题尬聊。

距离开考还有半小时，我走下讲台核对他们的证件和姓名，并让他们在一张表格上一一签名，过程中另一个同学让大家把个人物品放在讲台上，于是书包、书本、手机摆满了讲台和讲桌。在检查证件的过程中发现，原来我们学校有很多来自新疆的学生，他们的名字很长，有的5个字有的8个字，签名栏被他们写的密密麻麻非常拥挤。

提前5分钟的时候我们俩开始发试卷，发完卷子铃声响起他们开始答题，这时候我终于可以大胆地盯着教室，看看每个人都长什么样。我同学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玩手机，两个人一前一后控制了整个考场，没人敢轻举妄动试图抄袭或作弊。在监考过程中，其他同学在群里说他们那边抓到了作弊的同学，我们这边倒是没发现任何人作弊，让我们省心不少。

考试结束后在给教务处交试卷的路上，我问他们那些作弊的人最后怎么处理？同学说尽量不选择上报处理而是严重警告或记过，因为上报后他这门课就是0分，意味着无法正常毕业或者拿不到学位证，是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考场上采取的措施是没收作弊工具、并盯死他防止再次作弊，除非发生了特别严重的情况再上报。

听到这个回复我松了一口气，感觉学校的处理还是挺人性化的。

监考浪费了半天时间让人郁闷，但是成为监考老师的那两个小时我拥有一点权力，可以让教室里那几十人老老实实不敢抬头看我，可以要求他们拿出证件或签下名字，可以告诉他们时间到了必须交卷。发挥权力的感觉能满足人的虚荣心和权利欲，这又多多少少平衡了时间被浪费的郁闷，所以监考完坐地铁从城南赶回城北的路上，我的心情趋于平静。

（给本科生监考时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