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陶之战是秦末秦(章邯)楚(项梁)两大军事集团间的战略决战，战争爆发于公元前208年7月，最终以秦军胜利、楚军战败告终。随即章邯“以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发起巨鹿之战。那么，这场战争的缘起是何？最终又造成了什么影响？

战争缘起于秦楚之间固有的矛盾，陈胜吴广起义后，秦王朝在崤山以东六国故地的统治陷于瓦解，“于是诸郡县苦秦吏暴，皆杀其长吏，将以应胜”。“江西皆反秦，此天亡秦时也”。各地义军风起云涌，摧毁了秦王朝在山东地区的统治秩序。

而秦楚之间矛盾一直较尖锐，战国末期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地的反秦力量一直较为活跃，在陈胜吴广起义后，楚地的地缘性政治势力迅速崛起，形成各派反秦武装，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相立为侯王，合从西乡，名为伐秦，不可胜数也”。

公元前208年9月，秦将章邯率军东出函谷关，在较短的时间内扑灭陈胜的张楚政权，秦军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刚成燎原之势的反秦势力，使得楚地义军失去了统一的旗帜，也迫使各路诸侯转变战争策略，由以“徇地”为目的进攻秦王朝各郡县，改为抵抗章邯统帅的秦军主力。

当时崤山以东反秦势力最强者为楚、齐、赵三国，张楚政权灭亡后，楚、齐、赵三国的势力犬牙交错，互为犄角，在定陶之战前形成了较为有利的政治军事态势。

楚国由于秦楚之间固有的矛盾，早在秦始皇统治时期，由原楚国贵族、将领构成的地缘性政治势力就暗流涌动，项梁、项羽叔侄就开始有计划的整合力量，为反秦军事斗争做准备。陈胜败亡后，为能复立楚之后也”的建议，“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陈婴为楚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台”。

迅速拥立楚怀王，建立盱台楚国政权，扭转了楚地义军分散，“楚兵以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的不利局面。项梁叔侄连续收编陈婴、英布、蒲将军、秦嘉的军队，重新整合了楚地义军的军事力量，由开始的“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发展到“凡六七万人，军下邳”。楚国在战国末期抵抗秦军最为激烈，六国故地中反秦意识以楚地最强，因此楚地义军将领都有亡秦舍我其谁的抱负。

如秦嘉的部下公孙庆面对齐王就认为，“齐不请楚而立王，楚何故请齐而立王！且楚首事，当令于天下”。因而项梁重建楚国后，继陈胜后再次整合了楚地义军的力量，项梁拥立楚国宗室，比陈胜有更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楚地义军并未因为张楚政权的败亡而销声匿迹，反而更加强大。

齐国在战国时期就是东方大国，在秦末地缘性政治势力整合的背景下，原齐国宗室豪强也蠢蠢欲动，谋划反秦起义。“田儋者，狄人也，故齐王田氏族也。

儋从弟田荣，荣弟田横，皆豪，宗彊，能得人。”可见以田儋、田荣、田横为代表的“故齐王田氏族”利用自身“豪、宗强、能得人”的优势，早已开始整合齐地的政治军事势力，所以当陈胜部将周市进攻到狄县(山东淄博)时，田儋趁势“击杀狄令”，并“发兵击周市”，避免了楚国势力深入齐地。于是田儋“自立为齐王，因率军东略定齐地”，重建了齐国政权。田儋建立齐国后，迅速与魏国结盟，成为东方较强的反秦势力，与东南的盱台楚国政权遥相呼应。

赵国“南据大河，北有燕、代”，表里山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在三晋中战略地位最为重要。武臣称赵王后，在张耳、陈余的辅佐下，迅速扩展势力，使“李良略常山，张黡略上党”，向西、北两个方向经略战略要地，并在要塞井陉抵抗秦军，“秦军塞井陉，未能前”，成为黄河以北最强大的反秦武装。

反观章邯，张楚政权覆亡后，其故地三川、颍川、南阳、陈四个郡的局势趋于稳定，“留已徇南阳，闻陈王死，南阳复为秦”。此时项梁已在盱台重建楚国政权，齐国与魏国结盟；赵国在井陉要塞的抵抗使从上郡南下的秦边防军主力不能东进，山东的局势并未因陈胜的败亡而有好转，反而愈演愈烈。

在这种形势下，章邯认为最大的威胁仍然来自楚地，而此时齐魏联军在临济(今河南封丘)驻扎，迫近陈郡、砀郡等张楚故地，对秦军形成较大的威胁。因而章邯迅速从陈郡挥兵北上，首先打击齐魏联军，试图击败魏国、齐国，免除南下攻楚的后顾之忧。

章邯督率秦军包围魏王魏咎于临济，吸引齐军主力西进，果然齐王田儋“将兵救魏”，而章邯趁齐魏联军立足未稳，在夜间发动突袭，“夜衔枚击，大破齐、魏军，杀田儋於临济下”。一举打垮齐魏联军，击杀田儋，趁势灭亡魏国。

临济之战后，秦军主力沿黄河南岸北上追击齐军，田儋之弟田荣一路向东北溃退，“田荣之走东阿，章邯追围之”。此时项梁正向北扩展势力，“梁闻田荣之急，乃引兵击破章邯军东阿下。章邯走而西，项梁因追之。”项梁解东阿之围，并击败章邯，秦楚两军不期而遇，定陶之战开始。

公元前208年7月，秦军主力沿黄河南岸北上，章邯意图通过进攻齐地完成对楚国的军事包围，进而消灭楚军。而项梁为了争取战争的主动权，与田荣联军先发制人，“引兵攻亢父，与齐田荣、司马龙且军救东阿，大破秦军于东阿”，拉开定陶之战的序幕。定陶之战在《史记》、《汉书》中的记载较为简略，经过梳理，此战共分两个阶段。

(1)项梁先“使沛公及项羽别攻城阳”。项羽和刘邦攻下城阳后，又先后进攻濮阳、定陶、雍丘、外黄，“项梁使沛公及项羽别攻城阳，屠之。西破秦军濮阳东，秦兵收入濮阳。”这几个地方按照秦朝的行政区划，除外黄属于砀郡外，其余均属于东郡，且均为定陶的外围城邑，在战争的第一阶段，项梁通过先发制人，完成对定陶的包围。

(2)在刘邦项羽扫清定陶外围后，项梁督率楚军主力“起东阿，西，比至定陶，再破秦军”。此时秦朝东郡太守、丞相李斯长子李由率军增援定陶，与楚军战，被项羽击败并斩杀，“项羽等又斩李由”。但是由于项梁对秦军增兵估计不足，“益轻秦，有骄色”，章邯却得到了秦二世的有效增援，“秦果起兵益章邯”，楚军猝不及防，被“大破之定陶”，项梁也战死沙场。

项梁战死后，章邯见楚军主力被击败，认为战略目的已经实现，于是“以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北渡黄河，攻击赵国，定陶之战结束。

定陶之战初起，楚军原本占据着战争的主动权，特别是与齐国联军，“大破秦军于东阿”，在战略上取得优势，但是最终项梁军败身死，有多方面原因。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推行以三公九卿制、郡县制为主体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中央集权强化了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因而秦王朝在人力、物力、财力的征调上拥有明显的优势，仅从征发徭役一项，在《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中，“徙天下豪富於咸阳十二万户”，“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

徭役征发在三万人以上的次数有十余次之多，范围涉及军事、边防、陵寝宫殿修建、驰道修筑等多种方面，充分显示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调动国家资源的强大能力。

因此，当周文(章)的军队逼近咸阳，秦二世惊恐万状，而章邯却进言：“今发近县不及矣。郦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从章邯的进言可以看出，通过推行郡县制，秦王朝在军队的征调上，是通过徭役制度，以郡县征发百姓，“发闾左谪戍渔阳九百人”。骊山刑徒赦免后组成的秦军，在章邯的有效指挥下，在极短的时间内就镇压了陈胜的张楚政权。

反观项梁，其楚政权建立后，采取的是分封制与郡县制交杂，“陈婴为楚上柱国，封五县”，“项梁自号武信君”，将原战国时期楚国的封君之制进行恢复，包括后期项羽灭秦后也是采取分封制的方式来分封天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退步，自然无法面对秦王朝的有效军事打击。

秦军的力量非常强大，秦王朝统一不过十余年，军队仍属虎狼之师，战斗力很强，当时各路诸侯对秦军仍心存畏惧，“王离，秦之名将也。今将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赵，举之必矣”。定陶之战前，秦军的力量得到了不断的补充，已经不是周文逼近骊山时，由“骊山徒、人奴产子”临时组成的军队了。

当时秦军总兵力在三十万人左右，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一是由“材士、羽林”等卫戍咸阳的正规军组成，秦二世即位“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这支军队不久即划拨给章邯；其二是由刑徒、人奴产子以及郡县临时征发的戍卒补充正规军，在章邯棘源投降时，“秦降卒尚二十万人”；其三是由王离统帅的秦边防军，其兵力在十万人以上。

秦始皇完成统一后，为了解除匈奴对关中的威胁，“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关于秦边防军的兵力，司马迁记载相互矛盾，在《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为三十万人，而在《匈奴列传》中，“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只边防军的总兵力应在十万人以上，而且在北方屯戍多年，史载“暴师於外十馀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振匈奴。”

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早在秦始皇去世之时，这只武装力量就是各方争夺的对象，秦二世及赵高以秦始皇的名义下诏“将军恬不矫正，知其谋，皆赐死，以兵将属王离”。也就是说，王离在蒙恬之后接管了秦边防军的军权。

关于王离边防军南下的时间，可以从史料中加以分析。在定陶之战第一阶段，项梁连续击败章邯，“西破秦军濮阳东，秦兵收入濮阳。沛公、项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雝丘，大破秦军，斩李由。”而当章邯得到秦中央的增援后，“秦果系起兵益章邯”，章邯就在极短的时间内“大破楚军定陶”。

那么是什么样的军事力量的增援能让章邯迅速扭转战局，并击败同是劲旅的楚军呢？

根据《秦楚之际月表第四》的记载，作为项梁的偏师，刘邦曾“攻破秦东郡都尉及王离军于成武南”，成武与定陶同属秦东郡，是定陶的外围城邑。那么应是王离统帅的边防军的增援，极大地增强了章邯统帅秦军的作战能力，使得秦军取得了定陶之战的胜利。

反观楚军，项梁统帅八千江东子弟渡江后，连续作战，即便收编了东阳人陈婴，秦嘉、黥布、蒲将军的军队后，总兵力也只有六七万人。在定陶之战前，军队总人数也不过十万人，而且楚军大都由“子弟”、“少年”、“宾客”组成，与秦大军相比，缺乏训练，兵力不足，加上章邯骁勇善战，指挥得力，最终得以击败楚军。

定陶之战楚军战败，除了秦王朝的政治军事优势，秦楚军事力量对比悬殊之外，作为楚国大将和楚国实际执政者，项梁的决策失误也是战败的重要诱因。

项梁在定陶之战的决策失误可以用“绝齐”和“轻敌”四字概括，前文所述，定陶之战开始时，项梁联合了齐国的军事力量，“与齐田荣、司马龙且军救东阿”，才得以在东阿“大破秦军”，但是此时齐国发生了政变，“田荣即引兵归，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赵。角弟田间故齐将，居赵不敢归。

田荣立田儋子市为齐王”。田荣要求“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间”，作为继续与项梁联军作战的条件。但是项梁由于其固有的贵族身份，坚持贵族的道义和准则，“田假与国之主，穷来从我，不忍杀之”，拒绝了田荣的要求，项梁“绝齐”，造成齐国“遂不肯发兵救楚”，原本的齐楚联军变成楚军独挡章邯的大军。

项梁在连续击败秦军后，“益轻秦，有骄色”，不听宋义“胜而将骄卒惰者败。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的劝谏，对秦军增兵的可能估计不足，因而在章邯得到军事支援之后，楚军原本单薄的兵力更显不足，最后被“大破之定陶”。

定陶之战是秦楚之间的战略决战，是秦末山东局势发展的必然结果。陈胜吴广起义后，秦启用章邯临时率领被赦免的“骊山徒、人奴产子”，悉发以击楚大军，同时征调各地军队增援章邯。

章邯敏锐地看出楚地的义军在各路诸侯中“名盗”最多、影响最大、战斗力最强，如能集中兵力击破楚军，不仅能稳定秦朝在山东的统治，还能有效的震慑河北的义军，对王离等在河北作战的秦将形成互为犄角的呼应作用。因此章邯在击败陈胜后，迅速沿黄河南岸北上。而楚军在盱台政权建立后，不断向西扩展，最终导致了这场战争的爆发。

定陶之战最重要的影响就是项梁项羽赖以起兵的基干，以“江东八千子弟”为核心的江东势力受到重创，导致楚军主力被秦军歼灭，项氏家族起兵江东，“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司马”。项氏家族所依凭者，是由“吴中豪杰”组成的江东势力，在随后渡江北上的过程中，虽然“楚蜂午之将皆附之”，但是江东势力始终是楚军的基干和核心，也是项梁拥立并控制楚怀王的重要基础。

定陶之战后，项梁战死，考察各方对此战的态度，秦朝方面，秦将章邯认为“楚地盗名将已死，乃以楚地兵不足忧，渡河击赵”；楚国方面，“怀王恐，从盱台之彭城”，项羽直到巨鹿之战前谈起此战，还有“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的言论。可见楚军在此战受到的打击是前所未有的，是什么样的损失才能让楚王及楚军上下“恐”，又是什么样的胜利能让章邯能置剩下的楚军于不顾，直接北渡黄河攻击赵国，联系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出楚军主力被歼灭，江东势力受到重创的结论。江东势力折损殆尽，也使项羽后来重掌军权后，在楚汉战争期间也没有重塑自己的核心力量，也是其最终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江东势力受到重创后，项梁战死，项氏家族失去了支配楚国政局的条件和基础。楚怀王直接掌握军政实权，“从盱眙之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以吕臣为司徒，以其父吕青为令尹，以沛公为砀郡长，封武安侯，将砀郡兵”，剥夺了过去一直由项氏家族掌握的军权。

同时，在两个重要战略决策上，楚怀王也是打压项羽及其家族，出兵巨鹿，楚怀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仅凭一席谈话就把一个毫无战功的谋士提拔为上将军，而置战功卓著的项羽于不顾，只任命其为鲁公、次将；在向西入关击秦将领的选拔上，楚怀王拒绝项羽“奋势，愿与沛公西入关”的请求，理由却十分牵强。他认为“项羽不可遣，独沛公秦宽大长者”。

但是在定陶之战前，“项梁使沛公及项羽别攻城阳，屠之”。可见刘邦也多次屠城，并不是什么“宽大长者”，再者当时秦朝实力仍十分强大，宽大长者怎么能击败强秦，所以这只是楚怀王的一个借口，其实他就认为项羽“不可遣”，不给他掌握军权扩充实力的机会。项羽直到巨鹿之战袭杀宋义，“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才迫使楚怀王重新交出军政实权。

定陶之战还改变了反秦起义的格局，反秦起义的中心由楚地转移至河北。章邯在基本完成对楚地义军的扫荡后，北渡黄河，与王离、涉间军队会和，打败赵军，围困赵王于巨鹿城。

同时楚地义军再次整合，兵分两路，一路由宋义、项羽统帅北上增援赵国，另一路由刘邦统帅“西入关击秦”。各路诸侯也纷纷出兵增援赵国，“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秦军主力与反秦义军齐聚巨鹿城下，秦末农民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巨鹿之战开始，秦末历史的走向再次进入了关键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