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雄主，铁血统一六国，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

然而，在他的治下，一场震惊古今的文化浩劫却悄然上演。书籍被付之一炬，学者遭受残酷迫害，这场风暴席卷了整个帝国。

那么，这位帝王为何要采取如此极端的措施？在这场浩劫中，那些饱学之士又经历了怎样的命运？

——【·焚书坑儒的情况·】——

秦始皇焚书坑儒一直以来有被简单化甚至符号化的倾向。

实际上，秦始皇没有焚毁所有的儒家典籍和无故坑杀大批儒生，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因此理清焚书坑儒的具体情况，对揭示秦始皇时代的儒生群体状态是十分重要的。

（一）焚书

焚书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主要内容有：一，保留秦国史书、博士藏书与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烧尽六国史书及民间所藏《诗》《书》及诸子百家之书，不烧黥为城旦。

二，言《诗》《书》者弃市。三，以古非今者灭族。四，学习方式规定为以吏为师，内容规定为法令。

从中知晓秦始皇焚书焚的是六国史书和民间的《诗》《书》及诸子百家之书，没有将所有《诗》《书》诸子百家之书全部焚毁，保留了官方收藏。

六国史书和诸子百家并非儒生专属，这说明焚书不是特别针对儒生，而是秦始皇对所有不符合统治标准的历史记载和学说思想进行统一的文化专制措施。

在处罚程度上也可以看出，私自藏书黥为城旦，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后者的惩罚措施远在私藏禁书之上。

由此可见，最迫切的并不是焚书，而是禁止人们借诗书之口以古非今。焚书之事起于周青臣赞同郡县制和博士淳于越建议分封制，引发“师古”还是“师今”的讨论。

淳于越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就此下议，“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李斯之言围绕师古和师今展开，明确提出天下统一之后当师今而禁私学，避免君轻臣重的局面。

李斯没有争论制度的优劣，而是从学术思想的角度分析如何避免陷入春秋战国分裂的局面，批判儒生师古非今。

这番分析和建议，秦始皇作为封建帝王自然深表认可，由此造成了焚书事件。

焚书表面是儒法政争引起的，而对秦始皇焚书的实质则有多种说法，“第一是秦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第二是秦始皇推行的专制主义高压政策。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师今’与‘师古’之争，都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进行政治斗争的借口，并不是焚书坑儒的真正原因。”

晁福林透过现象分析了本质，但这样的结论似乎苍白笼统了一些。不论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还是高压专制政策都离不开法家的影子。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都在推动着以法家思想作为治国指导的进程，统一之后不论是治理疆域还是人口都急剧上升，对统治者继续推行何种治国之道提出了新的考验。

由于秦国的历史惯性和秦始皇是法家思想者等因素，秦始皇最终选择了法家，焚书坑儒则是选择了法家的结果。

法家思想就是要求全国统一的，在焚书前的其他统一措施如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之类，都可以看作统一思想的前奏，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最能影响世道人心的思想就不可能放任自流。

所以，秦始皇在法家学说的指导下统一全国思想，进而采取焚书举措也是其题中之义。焚书的实质其实就是秦统一天下的历史延续。

（二）坑儒

坑儒事件在焚书的后一年。“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

坑杀儒生四百六十余人，更多儒生被发配戍边。坑儒的直接原因是卢生逃亡。卢生为始皇求药未得，请始皇治天下要恬淡，后始皇居深宫中，一日见丞相至居所，认为身边人泄露行踪，尽杀之。

此事刺激了卢生，一方面卢生不满“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专制；一方面世间本无仙药，事情败露，二人难有好下场，故此逃去。

秦始皇得知后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

此处秦始皇自表的坑儒原因有诸生逃去、徐福耗资巨万未能求药，更有卢生被秦始皇尊赐却依旧逃亡乱言，示天下秦始皇之无德。

焚书坑儒一前一后，在短暂的两年内接连发生，要说没有关系似乎不合乎事物发展的逻辑。“焚书坑儒并不是秦代政府预定的计划之执行，而是逐渐演进出来的。”

首先，秦始皇在坑儒时提到“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指的正是发生在前一年的焚书，“不中用者”是指对于秦始皇统治没有用甚至是有麻烦的书。

焚书后的秦始皇以为可以太平无事了，但没想到还是有人诽谤于上，妖言于下，干扰统治，于是就有了更为严厉的坑儒。从这点可以认为焚书和坑儒之间的关系是承接继续的。

其次，秦始皇焚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禁儒生以古非今，不让他们引用诗书非议当世之事，而坑儒中被坑的重点对象就是以古非今，以言乱民的儒生。

“至少从春秋末年起,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学者，在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就开始引经据典，以增强说服力。”

所以秦始皇焚书和坑儒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巩固统治，不许儒生胡乱议论国政、引导社会舆论，其本质依然是统一全国的思想。

——【·秦始皇对儒生的态度·】——

秦始皇对儒生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全是焚书坑儒的极端，而是根据秦国发展阶段选择有利于自己统治的态度，对待儒生的态度总体趋势是由亲近到疏远。

（一）吸纳任用

秦始皇继位时，虽然秦已是战国最强大的国家，但一直坚持历代秦王“招致宾客游士”的人才政策。

秦国的发展历史，从西陲小国，一度被六国讥为蛮夷之国，最后成为统一天下的强大帝国，其中就与秦国不断招揽六国人才，汲取东方先进文化有重要关系。

始皇十年是一个观察秦始皇初期对待人才态度的代表年份。这一年，秦始皇听了儒生茅焦之谏，将太后于雍地迁回咸阳甘泉宫。

“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

茅焦阐发了从孝道进而教化天下的思想，得到秦始皇拜为上卿和博士的待遇。说明此时，秦始皇对于儒生的主张是积极接受的，对统治有益的儒生是尊崇的。

同年，秦国发现韩人郑国修渠疲秦的阴谋，国家人才政策有所动摇，宗室大臣请“逐一切客”。

在这要么继续招揽六国人才要么驱逐六国人才的转折点，李斯进《谏逐客书》，遍数在秦国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如百里奚、蹇叔、商鞅、张仪、范雎等都是来自六国，强调秦国开疆拓土、国富民殷的成就大多得益于六国客卿的帮助。

“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秦始皇由此废逐客令。

这年魏人尉缭来到秦国，提出“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的策略。

秦始皇对他非常重视，“从其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将尉缭在秦国的待遇提高到和自己一样，这不得不说是君主对人才少有的顶级礼遇。

更值得注意的是对比尉缭与卢生的经历，两人均认为秦始皇“少恩而虎狼心”“不可与久游”，都选择了离去。

不同的是尉缭离去在此年并未引发秦始皇的极端反应，而卢生的逃去却引发了坑儒。

这就显现出秦始皇初期的代表性人才政策，尽管关于尉缭属于哪一家学派有争议，但以此类推，秦始皇对待来秦人才包括儒生的态度是友好的。

同时，也说明坑儒的发生并不是秦始皇一时喜怒的偶然，而是随着众多儒生参与进秦朝的政治，不知不觉触动了统一思想的历史进程。

秦始皇统一后的二十六年商议帝号时，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和诸博士共同商议出“泰皇”“制”“诏”“朕”等名号和礼制。

这些涉及先王名号及礼仪的内容，参与讨论决策的博士中可以肯定是有儒生的身影，并且这些制定的礼仪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成为定制，可见秦始皇统治中前期，在对待儒生的态度上是积极吸纳任用的，对他们的学说也是择善而从的。

（二）打击流放

秦始皇统一后对待儒生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变化的标志就是焚书坑儒。其实在焚书坑儒这样的疾风骤雨之前，事件的爆发就已有隐约的征兆。

二十八年秦始皇东巡泰山封禅，“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秸，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

秦始皇在封禅前召集了一批儒生博士商议封禅大典，一定程度上显现了帝国统治者对于儒生以及儒生所承载的礼乐文化的重视。

这文化集萃一时期，秦始皇还是尊重和任用儒生的，给予他们参与国家大事的机会。

由于儒生们的意见不能统一，且关于封禅大典的礼仪难以实施，秦始皇又决定“绌儒生”。

根据儒生好引古圣先王为自己的观点增强说服力但又难以施行的特点，在此之前秦始皇对待儒生的学说可能已有些动摇，这次封禅中儒生出现的状况使得秦始皇对儒生态度的转变清晰化。

遭到闲绌的儒生无法参与封禅大典，在听闻秦始皇遭遇风暴时甚至发出讥笑，这样的分歧使得二者之间的关系开始明显崩坏。

秦始皇对儒生的态度从之前的尊重、重视转变为闲绌、轻视。

秦始皇和儒生更大的决裂无疑是焚书坑儒，触发焚书坑儒的导火索正是和封禅中儒生讥笑秦始皇性质一样以古非今、诽谤秦始皇之事。

焚书坑儒中，秦始皇以封建统治者的强暴手段，焚毁儒生赖以学习倚为生存之本的《诗》《书》，堵塞儒生通过学习古圣先贤进而参与朝政的道路，同时坑杀流放诸多儒生，以达到威慑天下和统一思想的目的。

这样极端的措施对儒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几乎使得二者彻底决裂。

（三）存而少用

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巨大打击，儒生欲兴太平诵法孔子的盛况开始衰微，在朝廷中的存在感越来越低，基本上成为政治的点缀。

秦始皇中前期博士的出现经常是商讨国家大事，但秦始皇后期博士出现的记载却大多是无关紧要的事。

二十八年始皇南巡渡江，“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

秦始皇在渡江时遇到风浪几乎过不去，问随行博士是否是湘君显灵之故，博士以湘君为尧女舜妻葬于此地的传说作答。

三十六年，有陨石坠落东郡，刻有“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焚石诛杀知情者后，还是感到不悦，“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

此刻，通古博今的博士本应参与国家大事的人却沦为作仙人诗的文学侍从之士。

三十七年东巡，“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

这时博士又成为秦始皇解说噩梦的人。在有限的历史记载中，秦始皇后期博士虽然还是有所出现，但和之前参与政治的情况已有很大的不同，几乎都是在问鬼神占梦之类的事。

这些博士中有无儒生不能十分确切地考证。如果这些博士是儒生，那他们所参与的事情就不再是重要的国家大事了。

如果这些博士不是儒生，那说明在秦始皇后期儒生已经不再参与国家大事，以至于近乎失载。

所以后期出现的这些博士不论是不是儒生，都可作为证明秦始皇后期对待儒生的态度是“存而少用”的依据。

——【·秦始皇治下的儒生状态·】——

秦始皇对儒生的态度经过前期的吸纳任用，到中期的打击流放，再到后期的存而少用，变化巨大，显现出秦始皇作为封建君主只为巩固自己统治的无常面孔。

在这样的巨大变化中，儒生群体对待秦朝的政治态度也有所分野。

（一）参政

秦始皇前期，儒生是政治舞台上一股较有影响的力量。孔子之后的儒生“大者为师傅卿相”，具备浓厚的家国情怀，乐于参与政治。

引发焚书的周青臣、淳于越等人是儒生，刺激秦始皇坑儒的卢生虽有方士成分，不过据其论始皇之语，基本可以断定他们也是儒生。

此外还有如百官之首的丞相王绾、齐人茅焦、谏秦始皇禅让的鲍白令之等都被认为是儒生，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或多或少地参与进了秦朝的核心决策层。

除了上述提到的儒生，还有知名者如伏生，在秦朝时就做过博士官。焚书时将《书》藏于壁中，后来战乱过着流亡的生活，到汉初复归安定时开始讲学。

“按照秦朝的焚书令，秦朝博士所藏之书不在焚之列。伏生是秦朝博士，为什么要藏书呢？主要原因是其失去对秦政的信任，恐秦政策的多变，以备不测而藏书。”

伏生为秦博士，焚书之后虽对秦朝失去信任，但还是到战乱才离开朝堂。

此外还有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陈胜、吴广起义，二世召儒生问策，叔孙通在其中，其余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建议立即发兵击之，二世不悦。

叔孙通阿谀二世，谓陈胜吴广等为盗贼之类，用守尉追捕即可，得二世赏赐，拜博士官。

这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儒生博士再一次明确参与朝廷重要事务的记载。“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

叔孙通阿谀二世遭到了参政儒生的唾弃，部分儒生仍坚持了儒家优良传统，以忠君爱国作为自己的使命，积极为秦王朝献计献策。

同时，这也是儒生在后秦始皇时代继续参政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表现，哪怕秦始皇焚毁了他们诵读的《诗》《书》，甚至大规模坑杀流放自己的同门，对他们不再重用，但他们还是依然坚

守自己的儒家理念，积极参与到秦朝的政治中，为秦朝的治理贡献着自己的智慧。

（二）隐世

与“为师傅卿相”的参政儒生相对应的是“隐而不见”的隐世儒生。张耳、陈馀好儒术，“秦灭魏数岁，已闻此两人魏之名士也，购求有得张耳千金，陈馀五百金。

张耳、陈馀乃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监门，里正卫也。”秦灭魏后知二人名士盛名，重金求贤。不过二人并未现身，反而是改名换姓躲到乡里当卫士。

虽然监门也是秦朝官吏，但他们避世隐居的心理是明显的，这种心理在另外一位儒生郦食其身上体现得更为彻底。

郦食其和张耳、陈馀一样做过乡里监门，“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为里监门吏。”“夫监门闾里，士之贱也。”

监门这类的低级胥吏对于当时儒生来说是一份卑贱的事业，从事这样一份职业最大的原因不过是为了生存罢了，并不是想真正参与秦朝政治，这和积极参政的儒生存在本质的区别。

张耳、陈馀早已是名声在外，郦食其更是被称为“狂生”，他们不是没有才能，只是不愿出山为秦朝服务。

“及陈胜、项梁等起，诸将徇地过高阳者数十人，郦生闻其将皆握齱好苛礼自用，不能听大度之言，郦生乃深自藏匿。”

秦末战乱发生后，郦食其因陈胜、项梁等人不尊重儒学和儒生，即使他们路过家乡也没有加入，而是继续深自藏匿。

对陈胜、项梁等人是如此的心态，那么对于之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和秦朝自然更是这样的心态。

隐世儒生当中，值得关注的还有孔鲋，“先是秦始皇召孔子八世孙鲋为文通君，李斯议焚书，鲋觉，走收《论语》《尚书》《孝经》藏壁中。”

早期秦始皇诏封孔鲋为君，儒生礼遇由此可见。孔鲋在焚书后便逃亡隐居，直至“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

作为孔子后人，孔鲋是儒家的代表人物甚至领袖人物，在秦始皇对待儒生态度的转变过程中也是具有代表性的。

秦始皇对待儒生友好时，儒生们参与政治，当秦始皇态度发生改变时，便退出朝堂，隐于世间。不止孔鲋一人如此，当时有一批这样的“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

在秦末动乱中，隐世的儒生甚至还担任起反抗秦朝统治的角色。

——【·结语·】——

秦始皇中前期，天下一统前，迫于统一全国的需要，秦始皇坚持着广纳人才的策略，这一期间的儒生是秦国人才的重要组成，儒生也以极大的政治热情积极参与到秦国统一的伟大历史进程中。

天下统一之后，国家的形势已不再是迫于和六国竞争的阶段，秦始皇视天下尽在股掌之中。

法家思想指导下的全国一统，早已为国家的统一制定了标准，度量车轨之类在前，文字思想之类在后，法家追求的统一是全面整体的。

儒家和儒生所追求的政治理想和法家有所出入，这自然带来了两家的冲突，冲突的结果便是焚书坑儒，儒学和儒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

遭遇打击后的儒生虽有部分还在朝堂，但渐渐在秦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淡，不复之前重要。

与此同时，一部分隐世的儒生开始走到历史的前台，在隐世中复起，朝着反抗秦朝专制暴政的道路上前行。

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僇文学”来总结看待儒生群体的变化和状态是浅显的，焚书坑儒的发生和儒生群体状态的变化不是偶然，而是在统一过程中历史碰撞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