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明思宗朱由检，自缢身亡。
由此，自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以来，长达两百多年的大明王朝宣告灭亡。
崇祯皇帝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皇帝，有人说他刚愎自用，有志而无才，大明亡在他手里是理所应当。
也有人认为，崇祯皇帝是一位明君，兢兢业业企图挽狂澜于既倒，拯救风雨飘摇的大明朝，奈何在前面几任皇帝的操作下，此时的大明朝已经病入膏肓积重难返。
那么，大明朝为什么在万历之后短短几十年就灭亡了呢？
崇祯的励精图治实事求是的说，崇祯其实不应该当亡国之君的。
这话可不是当代网络史学家的“暴论”，实际上从崇祯死的那刻开始，对于他的同情就从来没有消失在史册上。
比如张岱就说过：
“嗟我先帝，焦虑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
刘宗周也说过：
“陛下励精求治，宵旰靡宁，时举祖宗盛事，召对文华，或至夜分，虽尧舜之忧勤，勿切于此矣，犹以为未也”
当然了，可能你会说，这是明朝遗民说的话，没什么说服力，那么敌人的评价，总应该更客观一些了吧？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敌人是怎么评价崇祯的，比如李自成，这个灭掉明朝的人，就说过：“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清朝康熙皇帝也很直接：“愍帝即位，未尝不励精图治，而所值事势，无可如何”，所以这么一看，大多数人其实都会对崇祯产生一种怜悯之情。
而事实上，跟他的众多前辈比，崇祯已经显得非常“拟人”了，不管是从个人品质还是从对待国家政治的角度来说，崇祯绝对是尽职尽责，做到了自己应该去做的所有方面。
上台就清理了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重用传统价值观念中的正人君子东林派系，不要说跟历代亡国之君比，就是跟那些普通评价的君主比，崇祯也丝毫不差。
但最后，大明朝还是亡国了。
那么问题来了，大明朝亡国前都经历了什么，又为什么会亡国呢？
王朝末年的通病—土地兼并难以改变首先，大明朝确实积重难负，这点是客观事实。
而积重难负，主要是从好几个层面来说。
首先，是封建王朝一以贯之的土地兼并问题，虽然咱们讲“一代人做一代事”，后事解决不了的麻烦，理论上是不应该推给前人的，但明朝的问题其实挺特殊的。
我们都知道朱元璋这个人，很喜欢把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所以说从他登基开始，就制定了《皇明祖训》和《大明会典》等等交给子孙后代怎么治国“说明书”。
希望他的大明朝，能够永远存在下去。
但另一方面，皇帝只有一个，那么当不了皇帝的子孙后代呢？老朱也不会亏待，于是就想办法给子孙后代规定了宗室的供养制度，也算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不想自己的后代受委屈。
但是老朱数学学得是真的不行，他没有算到，他自己可能生个十几二十个孩子，可他的孩子还会每个人再生很多，这下子真成了“子子孙孙无穷匮”，所以差不多到了明朝中叶，这个宗室供养问题就成了大麻烦。
很多明朝的宗室皇亲，会借助自己的身份，强行侵占普通老百姓的土地，而普通老百姓没有了土地，成为流民又无处过活的时候，农民起义就成为了他们想要活下去的唯一选择。
当然，侵占土地，搞兼并的也绝对不仅仅是宗室，很多地方上的士大夫，也利用自己官员的身份，默许自己的家人这么干，所以差不多到了明朝中后期的时候，全国上下，80%的土地集中在20%的手中，而这20%的人，因为自己的官员身份，又不纳税，搞得明朝的财政出现了严重的短缺问题。
那么明朝皇帝没有想过解决吗？当然想过，皇帝也不是傻子，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搞“一条鞭法”来清丈田亩，就是为了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想办法把不少隐藏的田地，从士大夫手里抠出来。
可结果是什么呢？张居正死后被万历清算，人亡政息，而且谁也不敢碰宗室问题，所以张居正的改革只能是昙花一现，根本解决不了土地兼并的根本。
所以，明朝灭亡前，土地兼并问题，是最大的困扰之一。
屋漏偏逢连夜雨—频繁的天灾如果说土地兼并本身是“人祸”，那么小冰河期的到来，就是“天灾”。
我们都知道，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所以古代的皇帝往往重农抑商，这还真不是因为古代皇帝都是傻子，看不到商业的好处，而是依照古代的生产力，在没有完成工业革命前，再怎么经商，也不可能满足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
而农业社会，核心就是“靠天吃饭”，风调雨顺，国家就会繁荣昌盛，一旦自然灾害袭来，国家肯定会出现各种饥荒问题，进而统治不稳。
很不幸的是，明朝末年，从万历晚期开始，就出现了这种问题，自然气候异常，旱灾与洪涝交替出现，尤其是在北方，经常会出现各类旱灾，气候上更是从温暖转为严寒，而这就让明末的农业生产出现了极大程度的崩坏，这种情况，学术界就命名为“小冰川期”。
我们今天说明末有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农民起义，但是他们的起义人员是怎么来的呢？是明末农民不想过好日子，所以参加农民军把头别再裤腰带上吗？别傻了，谁会自己找死呢？还不是因为种地根本没有收成，都快饿死了，可明朝朝廷还是要照常甚至加倍收税，大家实在是活不下去了，不如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更要命的是，明末因为这种“小冰川期”还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瘟疫，我们今天翻开史书，对明末瘟疫盛行的记载可以说比比皆是。
例如万历年间的《山西通志》记载：
“万历八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在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阖门不起。”
到了崇祯年间
“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
现在我们考证，认为当时流行的就是鼠疫，而鼠疫即使在今天，也是我们国家仅有的两类甲类传染病中的一个，病死率高，症状强烈而且传染性强，今天都这么厉害，明末更不必说了。
而鼠疫盛行所造成的大规模人口减员，又进一步加剧了明朝总体实力的衰弱，毕竟任何一个社会，人口都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没有足够的人口，地没人种，兵没人当，这个国家基本也就走入了死胡同。
内忧导致无法解决外患有“天灾”小冰川期，有“人祸”土地兼并，而明朝外部，也不安稳，这里就要说说明朝末期最重要的边患问题——后金了。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朱元璋最大的历史业绩，莫过于推翻元朝，延续了华夏文明的统治。
但是推翻元朝不代表彻底消灭蒙古汗国，这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蒙古人本来就是游牧民族，不在中原统治，也完全可以回到漠北草原继续自己的统治，但明朝以汉族为主体，不可能对这些边境地区实行有效治理，那么怎么办呢？就要用到羁縻政策。
换言之就是在边境地区扶植起当地部落，让他们来代替明朝进行治理。
而在辽东地区，就扶植起了女真人，确切地说是女真四部：叶赫、乌拉、辉发还有建州。
利用这四部女真人，对辽东地区进行间接控制，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策应明朝对蒙古实行打击。
这个手段好不好呢？应该说也算是正常现象，毕竟羁縻政策算是历朝历代最常用的其他王朝用，没理由明朝不用，而且在明朝前期，军事力量还比较强大的时候，女真这几部并没有掀起什么风浪，就算有点不臣之心，明朝也能够对其实行雷霆打击，比如成化年间的“犁庭扫穴”就是代表，直接把稍微漏出点头的女真部落给压制了。
但羁縻政策有一个根本的隐患，那就是必须要在各个部落之间维持平衡才可以，一旦某个部落过分强大，就要有把这个部落击垮的能力，也就说你要“秀肌肉”，让对方觉得你足够强才行。
这事到了万历初年还好用，毕竟有“万历三大征”嘛，可到了万历晚年，麻烦就来了。
万历年间，驻守辽东的武将是李成梁，这个人能力没得说，战功赫赫，但是个人私德很要命，尤其是非常自私，他秉承的原则就是“养寇自重”，只要边境有事，我的位置就不可能受到影响，结果他选择扶持起了努尔哈赤和他背后的建州女真。
最后甚至放任努尔哈赤统一了四部女真，真正成为了女真人的共主。
这时候，努尔哈赤的野心，不要说李成梁，连大明朝也已经控制不住了。
于是就爆发了萨尔浒之战，明朝腐朽的军力面对后金八旗，一触即溃，辽东战场一败再败，虽然后来有熊廷弼、袁崇焕还有孙承宗这样的名臣，短时间内维系住了辽东的崩溃局势，但是始终无法改变明朝战略防御的处境，而维系住辽东战线的前提又是钱，所以崇祯皇帝只能加征辽饷，让本来就恶化的明朝财政进一步恶化。
农民军的起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愈演愈烈。
“外患”女真人，内忧“农民军”，双管齐下，最后送走了大明朝。
崇祯皇帝自身的问题那么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意味着崇祯皇帝一点问题都没有呢，那必然不是。
作为统治者，崇祯皇帝的素质其实马马虎虎，没什么大问题，做个守成之主绰绰有余，但是可悲就可悲在，崇祯需要的是力挽狂澜的能力，但这点他真的没有。
不仅没有，而且他性格上还有很多弱点。
第一是疑心太重，刻薄寡恩。
他对于手下的臣子，从来都是不信任的，比如卢象升，一个忠心为国的将领，被他逼着在劣势情况下出战女真，最后全军覆没，孙传庭也差不多，也是被崇祯逼着跟李自成大决战，最后战败身死。
而就是这样两员忠臣，在他们死后，崇祯还怀疑他们诈死甚至投降，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补偿，让为了崇祯尽忠的人感到寒心。
第二是喜欢推卸责任。
比如在松锦之战后，崇祯一度跟当时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商量议和的事情，本来都要实施了，结果消息泄露出去，崇祯为了避免别人骂他没有骨气，把陈新甲推出来当了替罪羊杀了，从这以后，几乎没有人敢为崇祯继续卖命，以至于后来李自成快打到北京了，崇祯想要人提出迁都的想法，结果根本没有人敢说，就怕成为第二个陈新甲，崇祯也错过了前往南方，保存明朝社稷的好机会。
所以说，综合来看，明朝灭亡其实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外部环境很差，内部问题频发加上皇帝本身还缺乏能力的情况下，明朝最终终结其实损失一个必然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