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鲁迅已经成为了一个面目模糊的人，因他的模样太多，也太符号。一面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伟大的文学家与革命家；一面是语文课本常客，中小学生的“噩梦”；一面是他广为流传的八卦趣事，网络梗图。许多年来，各种维度的鲁迅重叠在一起，像文化的沙尘，反而把鲁迅原本的模样掩盖得看不清晰。
这天，我们找来《鲁迅像传》，以其中的十张照片，简略地串起鲁迅的人生。大部分时刻，他是一个求学的人、追寻的人、挣扎的人、寂寞的人。他会说，“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也会说，“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临死之前，他会告知家人，“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真实的鲁迅应当不那么绚烂多姿，被后人努力突显得严肃、好玩、犀利，生怕吸引不了众人的注意。真实的鲁迅或许更像他人生中的那些照片：略拘谨，略沉思，淡淡的灰白。
本文摘选自《鲁迅像传》。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
01
断发照：
鲁迅现存最早的独照
这是鲁迅现存最早的单身照。鲁迅很看重这张照片，他本人，以及后来很多人，常将这张照片与一首诗相提并论——诗的最后一句“我以我血荐轩辕”成为鲁迅精神的标志性描述之一。
现存最早的鲁迅单身照，摄于1903年，人称“断发照”
1902年，鲁迅从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毕业，由清政府公派到日本留学。他先在日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和基础知识，为期两年。在弘文学院，他被分在速成普通科的江南班。当时东京留学生中反清革命情绪高涨，正如鲁迅所说：“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
在弘文学院，鲁迅结识了同校浙江班的同乡许寿裳，由此订交。浙江班的同学一到日本就剪了辫，而鲁迅所在的江南班，却因为监督姚某不允许，没有一个剪辫的。同学们对此很不满。有几个同学趁姚某与其情妇私通时将其捉住并强行剪了辫子——剪辫那时是对犯重罪或私通者的惩罚。姚某名誉扫地，不得不回国。尽管几个参与其事的学生受到处分，但剪辫的禁令终于松弛下来了。鲁迅剪辫后，拍照留念。好友许寿裳获赠一张。许寿裳说，鲁迅赠给他这张照片后，还赠给他一首七言诗：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逝世后，许寿裳在回忆录中把这首诗定名为《自题小像》。这首诗不一定专为这张照片而写，但因为许寿裳如此命名，二者从此密不可分，照片就被称为“断发照”。根据照片拍摄时间，可以大致确定鲁迅七言诗的写作时间晚于浙江留日同乡会合影。周作人认为该诗作于1903年，因为他本人见到的鲁迅1902年所摄照片还蓄着辫子。
至于作诗的年代，是一九〇三年二十三岁的时候，也以许氏所记为可信。这大概是题在癸卯（一九〇三）二月所照的“断发”照相上面的，而不是前一年壬寅四月的弘文学院制服的照相，两者的区别只在一是脱帽露顶，一则戴着学生制帽，因为顶上还留着“富士山”，不大雅观。
02
弘文学院：
想学医是也“挟带些切肤之痛”的
弘文学院，亦称“宏文学院”，是清末日本专为中国留学生兴办的一所速成学校，创建于1902年，校址在东京牛込区西五轩町三十四番地，校长（也是创办人）是嘉纳治五郎（1860—1938）。
嘉纳担任过日本贵族院议员，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名誉教授。历任第五高等中学、第一高等中学校长，教育部普通学务局长，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等职。东京高师培养全国的中学教员，其校长则负责全日本的中级教育。嘉纳担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达26年，在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声望。甲午战争刚结束，1896年，第一批13名中国公费留学生到达东京，日本外交和教育当局把他们委托给嘉纳治五郎。从此嘉纳负责中国留学生进入日本高等专门学校之前的补习教育。嘉纳在创办弘文学院前曾到中国考察，会见清廷政要。
弘文学院以教授普通科为主，学习日语和一般科学知识，为升入高等专门学校打基础。同时兼设各种速成班，如师范、警务、理化、音乐等。速成班通过翻译进行讲授。该校还为赴日考察或学习教育的中国人开设旁听班。各科的学习年限不同，普通科为二至三年，速成科有六个月、八个月、一年、一年半不等。班次以学生的省籍编排，学生原则上寄宿。
鲁迅是该校第一届56名学生，也是22名寄宿生之一。学生年龄从17岁到34岁不等，平均为25岁，虚岁22的周树人被编入普通江南班。学校有一些针对中国学生的规定，如住校学生起床后和就寝前都要行礼、“学生必须尊重本国的国体和本院的体面”、“凡逢孔圣诞辰，晚餐予以敬酒”等。
鲁迅弘文学院毕业照，摄于1904年
嘉纳治五郎从小聪慧，但个子矮小，身体虚弱，因而对武术特别有兴趣。在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读书期间，他拜了几位师傅练习传统柔术，并深入研究如何利用对方的体重与力气，能使小个子把大汉背起来抛出去，也就是“柔能制刚”，并整理出一套规范化的指导方法。毕业后，嘉纳一面开设家塾照顾亲戚朋友的孩子，创立弘文馆传授英语，一面为普及现代柔道而设立讲道馆。现今奥运会项目柔道，就是他创始的。
弘文学院于1902年3月在学院内举办了讲道馆牛込柔道分场，招收清国留学生。鲁迅入学不久就与许寿裳等三十多名留学生报名参加，是牛込分场接纳的第一批门生。
弘文学院毕业照上的鲁迅神情俊朗，精神饱满。弘文学院的两年，让他开阔了眼界，打牢了基础知识。
毕业后的去向，鲁迅早已想好了。按规定，鲁迅应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学习。然而，鲁迅决定学医。他后来回忆说：“待到在东京的预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此外，据鲁迅自述，他自幼牙齿不好，在国内试尽中医验方，终归无效，所以想学医是也“挟带些切肤之痛”的。
东京本不乏医学校，但是鲁迅不喜欢留在东京。他的《藤野先生》一文，劈头第一句就是“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并不是对东京这座城市不满，而是看不惯群集这里的中国留学生。有的留学生只为了镀金后回国升官发财，不安心读书，却热衷于吃喝玩乐，或在会馆里“咚咚咚”地学跳舞，或关起门来炖牛肉吃。鲁迅对此很反感：“炖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为了避开这些人，他决定到地处东北的偏僻小城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学习。
03
退学：
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鲁迅把自己要离开仙台的决定告诉平时要好的同学杉村宅郎。1906年3月，杉村宅郎和铃木逸太郎、青木今朝雄、山崎喜三等与鲁迅比较接近的年级干部为鲁迅举行话别会，并合影留念。这是一个简单的送别会，大家在一家点心店吃了点心，然后到照相馆拍了纪念照片。青木是入学四年的二年级生、铃木是入学三年的二年级生、杉村是药学科学完后的医学科二年级生、山崎是入学两年的一年级生。他们都留过级，可见医专的考试多么严格。
鲁迅（左一）与仙台医专年级干部合影，摄于1906年3月
鲁迅的同学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周君是一个不太显眼的人，人很老实，大家对他都有好感，和同学相处很好，也没有什么特别待遇他。但还是因为他是外国人，交往总不太深，所以对他离仙台究竟是什么原因也不便深问。他本人只说因为各种原因不能长期在这里待了。后来听说由于幻灯事件改变了心情因而离去了。周树人平常沉默寡言，但使人感觉他是一个内心很敏感的人。周树人在照像里站在旁边，可能是还没有决定下来要走，所以站在边上就行了，这大概是出自客气。但在这之后不久就走了，也没有时间在班里开送别会。后来曾和杉村们谈起这事时，那次聚会就像是个送别会了。
鲁迅为什么要放弃学医离开仙台？
他曾自述原因道：“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些画面强烈地刺激了鲁迅，“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当时，鲁迅所处的环境对他的影响值得注意。《鲁迅在仙台的记录》一书中描述了很多细节，如当时的自然环境、生活状况，特别是大雪造成的饥荒及其对地方经济和民心造成的影响，还有日俄战争日军胜利后的庆祝活动和征兵活动等。鲁迅在仙台时期，市民举行过五次祝捷大会，场面均盛大热烈。而仙台的征兵，并不依靠赤裸裸的权力压迫，而是在城乡各个角落自发自愿地举行，洋溢着忠君爱国热情。鲁迅后来在很多场合对日本国民性表示了相当的好感，与这个时期的见闻不无关系。当然，与此同时，军国主义的狂暴也引起他的厌恶和警惕。
鲁迅在学习中体会到，通过西医改良人种是行不通的，而留学之前就开始的基于现代科学精神的文艺评论、翻译等活动，在促进中国的近代化方面更为有效。
04
东京：
吃穿住不讲究，却舍得买外国书刊
1909年，鲁迅在东京拍摄了一张西服照。当时，日本的日常生活中弥漫西洋风，穿西服比较普遍。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因为家境富裕，能穿相当高级的西服。
1908年4月，鲁迅应许寿裳之邀，由“中越馆”迁居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乙字七号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故居，加上周作人、钱钧甫和朱谋宣，五人合住，因此称之为“伍舍”。他们把庭院收拾得整洁幽美，空地上种了许多花草，其中有日本称作“朝颜”的花，花期很短，但很好看，比起樱花，更能让人想起“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诗句。
在“伍舍”居住期间，鲁迅经常往各处书店购书，但较少游览，只偶尔去公园欣赏一下樱花。租住“伍舍”，食宿费用均有增加，鲁迅为了弥补经济上的不足，曾经担任书稿校对工作以获得一点微薄的报酬。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平日生活很简朴，自仙台返回东京后就改穿和服，只有单、夹、棉三套布制的和服和一件夹外衣，冬天也只穿短衬裤对付。
“他无论往哪里去，都是那一套服色，便帽即打鸟帽，和服系裳，其形很像乡下农民冬天所着的拢裤，脚下穿皮靴。除了这皮靴之外，他的样子像是一个本地穷学生。”被子只是一垫一盖，冷天、热天都用一条日本式的厚被子。这些衣被都是以前所有，在东京的几年里差不多没有添置什么东西。
鲁迅在日本，摄于1909年
鲁迅在吃穿住方面不讲究，但却舍得大量购买外国书刊。凭借这些书刊，他翻译文学作品并撰写文艺论文，用功很猛。据《留学生官报》报道，他曾多次到医院看病并在骏河台红梅町杏云堂医院住院多天。
许寿裳说：“可惜好景不常，盛会难再，到冬时，荷池枯了，菊畦残败了，我们的伍舍也不能支持了——因为同住的朱钱两人先退，我明春要去德国，所以只好退租。鲁迅就在西片町，觅得一所小小的赁屋，预备我们三个人暂时同住，我走之后，则他们兄弟二人同住。”就这样，1909年2月，鲁迅与周作人、许寿裳一起从“伍舍”搬到西片町十番地丙字十九号居住。
鲁迅本来也打算到欧洲学习德文，因为德国介绍外国文学广泛而迅捷，鲁迅所看的东欧俄国文学的译本，不少是德文的。可惜，后来因故未能成行。
05
海归：
费用不够了，只得牺牲研究回国做事
1909年4月，许寿裳因赴欧求学不成，离开日本，归国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鲁迅本来也想到德国学习，但遇到经济上的困难。他对许寿裳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鲁迅归国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的时间是1909年秋季。
鲁迅说的将结婚的“起孟”，就是二弟周作人。许寿裳在《关于弟兄》中说：“作人那时在立教大学还未毕业，却已经结了婚，费用不够了，必须由阿哥资助，所以鲁迅只得牺牲了研究，回国来做事。”1925年，鲁迅在应《阿Q正传》俄译者王希礼之请所写的《著者自叙传略》中说：“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几个别的人”包括周作人与他的妻子羽太信子等。
那么，鲁迅得到这份工作，经济上能有多大补助呢？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薪水为通省冠，而功课最少”，如图画教员担任课程“不过一星期六点钟，而月薪有七八十金、百二十金”。按照这个标准，鲁迅担负每月寄给周作人的生活费60元不成问题。第二年鲁迅回绍兴任教，每月的薪水减至30多元，入不敷出，特别拮据时需要变卖田产了。
鲁迅，1909年摄于杭州。照片由杭州“二我轩”照相馆拍摄
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初级师范部的化学课程与优级师范部的生理学课程教员，并兼任博物课（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日籍教员铃木珪寿的翻译。当时许多课程聘用日籍教师担任，教师所编讲义既需要翻译，上课时也要有人在旁口译。
当时白话文尚未流行，学堂教科书仍用文言文，鲁迅的古文功底深，所译讲义，内容既准确，文采亦可观。夏丏尊称赞道：“以那样的精美的文字来译动物植物的讲义，在现在看来似乎是浪费，可是在三十年前重视文章的时代，是很受欢迎的。”夏丏尊还说，鲁迅“做事常从远处着眼，可是也以认真的态度从小处下手”。如他提倡种树，别人都笑他傻；因为树要十年才长成，那些人却只顾眼前，主张“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鲁迅说，只要给我当一天和尚，钟我总要撞，而且用力地撞，认真地撞。
06
校友会：
“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1918年1月13日鲁迅参加北京浙江第五中学同学会举办的茶话会，拍摄合影。浙江省第五中学的前身是绍兴府中学堂。周作人也曾在这所学校任教，因此也出现在照片中。
浙江绍兴中学校旅京同学会合影，摄于1918年1月13日。鲁迅日记：“晴。星期休息。午后同二弟至留黎厂德古斋，偶检得《上尊号碑》额并他种专、石杂拓片共六枚，付泉一元。又至北京大学访遐卿，并赴浙江第五中学同学会，有照相、茶话等，六时归寓。”浙江省第五中学的前身是绍兴府中学堂，第三排左起第二人为鲁迅，第四人为周作人
鲁迅从1912年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绍兴会馆，日常接触的绍兴人颇不少。1915年来京与他同住的周作人说：
绍兴人似乎有点不喜欢“绍兴”这个名称，这个原因不曾深究，但是大约总不出这几个理由。第一是不够古雅，於越起自三代，会稽亦在秦汉，绍兴之名则是南宋才有。第二是小康王南渡偷安，但用吉祥字面做年号，妄意改换地名，这是很可笑的事情。第三是绍兴人满天飞，《越谚》也登载“麻雀豆腐绍兴人”的俗语，谓三者到处皆有，实际是到处被人厌恶，即如在北京这地方绍兴人便不很吃香，因此人多不肯承认是绍兴人，鲁迅便是这样，人家问他籍贯，只答说是浙江。
因此，周作人和鲁迅平时很少参加会馆的集体活动。周作人说：
从前的山会邑馆里也有一间房间，供奉着先贤牌位，这是馆里边的正厅，名字叫做“仰蕺堂”，一望而知是标榜刘蕺山的了……一年内有春秋两次公祭，我也没有参加过。公祭择星期日举行，在那一天鲁迅总是特别早起，我们在十点钟以前逃往琉璃厂，在几家碑帖店聊天之后，到青云阁吃茶和点心当饭，午后慢慢回来了。那公祭的人们也已散胙回府去，一切都已恢复了以前的寂静了。
上图合照的放大
这张照片中的鲁迅形象常常被放大，作为北京时期生活的见证，尤其是北京前期，也就是家属来北京团聚之前，因为这个时期鲁迅没有拍摄过一张单人照。鲁迅照片上的神情，和他自述精神状态的几段话契合：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07
《阿Q正传》：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有了好几年
1925年5月28日，鲁迅为俄译本《阿Q正传》拍摄照片两张。《阿Q正传》是鲁迅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鲁迅叙述这部作品的创作缘起说：
鲁迅为《阿Q正传》俄译本拍照，摄于1925年5月28日。俄国人瓦西里耶夫（王希礼）为翻译《阿Q正传》，通过曹靖华写信给鲁迅，请鲁迅赐序和照片，并作《自叙传略》
那时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
08
北平五讲：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1932年11月，鲁迅赴北平探望母亲期间，分别应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之邀，发表演讲：在北京大学讲《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在辅仁大学讲《今春的两种感想》（以上均为11月22日），在女子文理学院讲《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24日），在师范大学讲《再论“第三种人”》（27日），在中国大学讲《文艺与武力》（28日）。前两篇经鲁迅修改，收入《集外集拾遗》，其余演讲内容没有留存。鲁迅说：“听说北平有一本《五讲》出版，那可并不是我做的，我也没有见过那一本书。”可能是当时听讲者将笔记整理印刷，但迄今没有找到。
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摄于1932年11月27日
又鲁迅1932年12月21日致王志之信中说：“我此次赴北平，殊不值得纪念，但如你的友人一定要出纪念册，则我希望二事：一、讲演稿的节略，须给我看一看，我可以于极短时期寄还，因为报上所载，有些很错误，今既印成本子，就得改正；二、倘搜罗报上文章，则攻击我的那些，亦须编入，如上海《社会新闻》之类。”后来这个纪念册未见出版。
关于这些演讲，后人有很多记述，从中可以看出那时鲁迅在北平文坛引起轰动的盛况和鲁迅的风采。
11月22日下午，鲁迅由台静农陪同，往北京大学第二院演讲四十分钟。事前，鲁迅提出，听众应只限于国文系。学校因此在讲演前三小时才贴出布告，结果开讲时礼堂还是挤满了听众，多达七八百人。讲题是《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有柯桑记录稿，发表于当年12月《电影与文艺》创刊号。鲁迅对这个记录稿并不完全认可，1934年12月23日致信杨霁云说：“《帮忙文学》，并不如记者所自言之可靠，到后半，简直连我自己也不懂了，因此删去，只留较好的上半篇，可以收入集里。有这一点，已足说明题目了。”鲁迅认可的上半篇，经他本人修改，原拟收入《集外集》，但被审查机关抽去，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鲁迅在讲演中说：“大凡要亡国的时候，皇帝无事，臣子谈谈女人，谈谈酒”，这就是帮闲文学；“开国的时候，这些人便做诏令，做敕，做宣言，做电报”，这就是帮忙文学。
他认为中国文学“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与这相对的是（二）山林文学。后面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无论“帮忙文学”或“帮闲文学”，实质都是“官僚文学”。不但过去历史上有这种“官僚文学”，而且这种文学在当前还大量存在，“惟方法巧妙得多了，竟至于看不出来”，例如所谓“为艺术而艺术”者便是。
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摄于1932年11月27日
鲁迅指出，提出这样主张的人是毫无反抗性的，“不但没有反抗性，而且压制新文学的发生。对社会不敢批评，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说对不起艺术”，也变成了帮忙加帮闲了。
09
病中：
“近来时常想歇歇”
进入1936年春，鲁迅的身体逐渐衰弱，疾病纠缠不去；而文坛上的波谲云诡，左翼内部的明争暗斗，让他心绪败坏；手头的工作越积越多，而他又急于完成。这几方面的因素交相侵逼，加速了他的死亡。
晚年的鲁迅，身边缺少知心朋友。他抄写“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对联相赠的瞿秋白早几年被当局杀害，学生和朋友冯雪峰到了苏区，离他很远。
鲁迅大病后在门前留影，摄于1936年3月23日，史沫特莱摄
鲁迅想休息，但人事的纠缠，让他进退两难。1936年5月4日，他在给王冶秋的信中说：
年年想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闲气之类，有增无减，不遑安息，不遑看书，弄得信也没工夫写。病总算是好了，但总是没气力，或者气力不够应付杂事；记性也坏起来。英雄们却不绝的来打击。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
我其实也真的可以什么也不做了，不做倒无罪。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来已作二文反击，他们是空壳，大约不久就要销声匿迹的：这一流人，先前已经出了不少。”同月14日又写信谈自己的处境和心情道：“又有一大批英雄在宣布我破坏统一战线的罪状，自问历年颇不偷懒，而每逢一有大题目，就常有人要趁这机会把我扼死，真不知何故，大约的确做人太坏了。近来时常想歇歇。
鲁迅对自己的身体还是有信心的，给亲友的信中，对痊愈仍然较为乐观。例如同一天给曹靖华的信中，说自己所患虽然“是可怕的肺结核”，而“肺结核对于青年是险症，但对于老人却是并不致命的”。他还在打算出国疗养：“本月二十左右，想离开上海三个月，九月再来。去的地方大概是日本，但未定实。至于到西湖去云云，那纯粹是谣言。”
但在外人眼里，其实已经很明显，鲁迅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
10
遗容和遗嘱：
“忘记我，管自己生活”
鲁迅1936年9月5日写完《死》一文，发表在9月20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文中谈到自己在病中曾有过“死”的预想，感到还有许多需要着手的事情，叮嘱自己“要赶快做”。文中还披露了他草拟的七条遗嘱：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最后一条显示他性格的决绝。文章最后有一段与这条遗嘱呼应：“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10月18日夜，鲁迅病势急变，不能安寝，甚至斜靠着休息也不可能，终夜屈曲着身子，双手抱腿而坐，十分痛苦。
鲁迅花了很大力气，用日文写的给内山完造的便条，成了他的绝笔：“老板几下：没想到半夜又气喘起来。因此，十点钟的约会去不成了，很抱歉。拜托你给须藤先生挂个电话，请他速来看一下。草草顿首 L 拜 十月十八日。”
1936年10月19日晨5时25分，鲁迅最后说了一句“我的病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在夫人许广平和弟弟周建人等人的守护下，与世长辞。
鲁迅遗容，1936年10月19日沙飞摄
社会名流和亲朋好友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发布讣告：
鲁迅（周树人）先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病卒于上海寓所，享年五十六岁。即日移置万国殡仪馆。由二十日上午十时至下午五时为各界瞻仰遗容的时间，依先生的遗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挽词花圈等以外，谢绝一切金钱上的赠送。谨此讣闻。
沙飞为鲁迅拍摄了遗容，司徒乔、力群等美术家用画笔为世人留下鲁迅最后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