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我一生对两件事感到后悔，一中国加入WTO，二是我做错了

在世界风云变幻的今天，中国的崛起堪称一场迅疾的风暴，令人始料未及，尤其是那些自信满满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似乎还未能适应这一剧变。

2023年4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接受了采访。

在交谈中，他回忆起自己在白宫的八年时光，并直言不讳地表示，最令他后悔的有两项决定。

二十多年过去，这两件决策依然如影随形，深深影响着全球局势。

其中一项涉及俄乌局势，另一项则与中国的崛起紧密相关。

克林顿：我一生有两件事感到很遗憾，一中国加入WTO，二我做错了

局势是否会不同？

克林顿为何悔恨？

答案或许就在1994年，乌克兰放弃核武器的背后。2023年，克林顿接受采访时，毫不掩饰自己的愧疚，坦言自己对1994年在《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中施压乌克兰放弃核武器感到深深遗憾。

他承认，在这一决策中，他的作用不可忽视，且如今回想，心中充满悔意。

他表示，若乌克兰当时仍保有核威慑力量，或许今天的局势会截然不同，俄罗斯也不至于发起“特别军事行动”。

他的这一表态似乎在暗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正是由于失去了核武器的威慑。在访谈中，克林顿不仅为自己当年的决定感到后悔，甚至认为自己对此“负有个人责任”。

他直言，当时正是他施加压力，促使乌克兰同意放弃苏联时期的核武库。

在他看来，无疑是当下冲突的根源之一。

他更进一步指出，如果乌克兰今天手握核武器，俄罗斯很可能不会选择军事行动。

克林顿还提到普京与叶利钦的态度差异。

普京并未遵循《布达佩斯备忘录》的精神，而是悍然吞并克里米亚，他对此表示“非常难过”。

克林顿甚至指责普京违背了承诺，他认为这一切使得乌克兰的地位更为脆弱，进而引发了今天的灾难。

他说道，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无疑是“非常错误”的，而西方国家应当坚定支持乌克兰，直到最后一刻。

尽管他承认，未来或许会有和平协议的可能，但他也指出，西方绝不能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

《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签订于1994年，旨在确保乌克兰在放弃核武器的同时，获得美国、英国、俄罗斯三国的安全保障。当俄乌冲突初次爆发时，欧美媒体纷纷回顾《布达佩斯备忘录》的谈判与签署过程，形容乌克兰是“自废武功”，弃核而后悔。

当然，俄乌冲突的根本诱因，不仅仅是某一方的责任，而是美国主导下的北约持续东扩，背离了当初的承诺。

这触碰了俄罗斯的安全底线，而对俄罗斯的合理安全诉求，西方国家的回应却是冷漠与推拒。

最终，俄罗斯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捍卫其正当利益和国家安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西方国家并未采取有效措施去平息局势，反而加大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通过持续提供武器与援助，西方国家意图拖延冲突的时间，以此削弱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并试图将冲突持续化，最终达到所谓的“战略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克林顿的言论，某种程度上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支持者的立场相似。

随着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陆地边界不断延长，乌克兰若加入北约，无疑会为北约提供更广阔的战略空间，也为美国等国家在乌克兰境内部署重型武器铺平道路。

俄罗斯在此过程中多次向西方国家发出警告，明确表示，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只会加剧局势的恶化，根本无法改变战场的态势，也无法为乌克兰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尽管如此，西方国家依旧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导致冲突局势进一步恶化，直至今日。

后悔让中国加入WTO

克林顿所言的悔恨，或许最为深刻的，就是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决定。

中国几十年来，尤其是自2001年加入WTO后，取得的飞速发展，令世界惊叹。

2001年，中国在全球经济排名中仅位列“老八”，排在意大利之后。

然而，短短十年，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从2000亿美元激增至最高时的4万亿美元，现如今仍维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

中国发展之迅猛，令人咋舌，国际社会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发展奇迹。

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标志着全球经济体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对于中国而言，加入WTO是其在冷战后融入全球经济的关键一步。

这不仅是推动国内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加速改革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布局。

而美国，就成了当时谈判桌上的最大对手。

美国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长达七年的战略摸索，分为三个阶段：1995年1月到1997年10月的政策模糊期；1997年10月到1999年4月的政策转型期；以及1999年4月到2001年12月的政策定型期。

1993年，克林顿刚刚上任便对中国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附加条件才能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尽管众议院有意立刻取消这一待遇，但由于财政部的强烈反对，这一提案未能通过。

1994年，克林顿宣布继续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并表示将人权问题与此脱钩，开始实施对中国的“全面接触”政策。

1996年，克林顿政府再次宣布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且这一决定得到了国会众议院的广泛支持。

1997年，克林顿凭借显著优势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四年的执政经验使他对中美双边贸易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此时的美国意识到，要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必须采取与中国接触并合作的战略。

美国的经济利益，尤其是中国这个庞大市场的潜力，已开始远超人权问题的考量。

所以克林顿才逐步调整了对华政策，放弃了此前以最惠国待遇为工具、施压中国人权问题的策略，转而主动推动与中国的深入接触。

在克林顿第二任期内，中美贸易额大幅上升，涨幅达到64.2%。

1997年，中美双边贸易为490.2亿美元，而到2001年，这一数字飙升至804.8亿美元。

然而，在这股贸易增长的浪潮中，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却急剧扩大，增幅甚至超过了双边贸易总额的增长率，从1997年的164亿美元跃升至2001年的281亿美元，增长幅度高达71%。

在克林顿第二任期的推进下，中美双边贸易关系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1999年11月，中美在北京正式签署了有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双边协议，为中国顺利加入WTO铺平了道路。

2000年，美国国会参议院以237票对197票、83票对15票通过了关于给予中国“永久性贸易伙伴关系”待遇的法案。

可以说，克林顿在其第二任期内推进的一系列对华政策，在当时为美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贸易红利。

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全球经济格局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这片曾经被美国主导的经济版图中，中国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甚至某些美国政治家开始后悔当年对华政策中的一系列“战略性让步”。

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

当时很多人觉得是美国突然变好心了，其实不然。

那时候美国急需一个庞大的市场和强大的制造能力来接纳其制造业的转移，而中国正好符合了这一“角色需求”。

在全球经济格局之中，东南亚国家并非无法承接制造业的转移。

若这些国家具备足够的能力，早在二十多年前，它们便早已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产业繁荣。

事实却是，这些国家的能力始终难以突破瓶颈，无法成为真正的制造业重心。

美国在决定让中国加入WTO之前，经过了长时间的考察与衡量。

无论是马来西亚、印度、还是孟加拉国，均曾一度被认为是接收制造业的优选目标。

但是这些国家始终未能达到美国的标准。

都是缺乏足够的技术实力、生产规模、以及稳定的市场环境。

尤其是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尽管在某些领域有所建树，但它们显然无法承载起美国和日本的庞大产业转移任务。

因此，面对经济危机的巨大压力和迫切需要制造业转移的现实，美国最终选择了中国。

中国的加入WTO，不仅为全球经济带来了新的动力，也为中国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在此背景下，规模化生产和供应链优势逐渐发挥了中国无可比拟的竞争力。

对于东南亚而言，尽管它们在一些行业中具有不小的优势。

例如马来西亚槟城的半导体产业、泰国的硬盘制造工厂，甚至一些汽车产业基地。

但与中国相比，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始终未能形成足够的规模效应。

中国的加入WTO后，凭借着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完善的产业链条、以及庞大的内需市场，中国迅速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所谓“东南亚制造业崛起”的概念，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炒作。

东南亚的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技术水平，虽然不断进步，但始终难以达到大规模、高效益生产的标准。

而中国的崛起，正是在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中，展现了其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地理优势。

中国加入WTO后的成功，除了依赖于本身庞大的生产力外，更重要的是背后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和美国对产业转移的迫切需求。

这不是“施舍”或“善意”，而是基于全球经济大势的深刻考量与合作。

东南亚国家的制造业未能如愿“接管”全球产业转移，最终也只能在中国的庞大经济体量下望洋兴叹。

“中国冲击”改变世界格局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腾飞，西方世界的不少政治人物纷纷站出来，指责当年美国支持中国加入WTO的决策是一个“错误的历史选择”。

他们宣称，这不仅没有促使中国经济更加开放，反而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平衡，特别是对美国制造业和就业市场的冲击，成为了西方国家心头难以抚平的创伤。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也加入了这一阵营，言辞间暗指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已经超出了西方“容忍”的范围。

耶伦表示，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全球市场上充斥着大量低成本进口商品，这一现象使得美国的制造业和劳动市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而她所谓的“自由贸易”带来的负面效应，几乎成了她对这一现象的定论。

她声称，低价商品的涌入不仅破坏了美国的市场结构，还让美国的部分产业失去了竞争力，尤其是在半导体等关键技术领域。

耶伦不忘提到“中国产能过剩”的论调，早已是西方国家在讨论中国经济时的老生常谈。

她指出，中国政府通过补贴等手段，进一步推动本国产业的发展，不仅削弱了美国在一些核心领域的竞争力，更可能导致一些依赖技术创新的行业遭遇长期的战略困境。

尤其是那些具有重大技术变革潜力的产业，倘若未能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得到生长，将难以迎来应有的科技突破。

与此同时，耶伦对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大肆表扬。

她赞扬拜登政府在保护美国国内产业的同时，遏制了中国在清洁能源、商品及半导体等领域的竞争力。

她声称，这些法案不仅有助于恢复美国的经济竞争力，更是在“战略性”地应对来自中国的经济挑战。

讽刺的是，耶伦对于关税手段的使用，表现出了极大的双重标准。

拜登政府对中国实施的关税措施，耶伦口口声声辩称“有时使用关税手段是适当的”。

当提到特朗普政府可能对中国重新实施关税时，她却毫不犹豫地予以批判。

耶伦以“新关税将大幅提高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给企业带来沉重负担”为由，猛烈抨击这一政策。

不难发现，尽管美国政府的官员说话常常是前后矛盾。

但不管怎样，他们的实际行动始终没有放松对中国的打压与遏制。

这些话无非是在强词夺理的掩护下进行的博弈。

中国崛起的事实，早已摆在世界面前。

无论美国是否愿意承认，还是抛出种种对“中国冲击”的论调，历史的发展轨迹早已无法逆转。

世界的答案，尚在不断书写中。

参考资料：1995-2001年美国对“中国入世”决策影响因素探析李文博耶伦称"不再感谢"：中国加入WTO后，我就变了…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