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女性来说，婚姻赋予她们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生育合法的后代。罗马新娘在婚姻仪式中所说的一句话便是：你是一家之主，我将为你生儿育女。

希腊称呼妇女为gyne，这一称呼的字面意思就是“生孩子的人”，不管她的年龄或者婚姻状况如何，她们都被如此称呼。

对于古典妇女来说，母亲的身份是她们身份的核心之一，她们从小便被教导如何成为一个母亲，对她们来说，成为母亲是未来必将经历的过程。

虽然母亲身份对小普林尼评价罗马女性的卓越并不重要，但他仍然希望妻子卡尔普尼亚为他提供后代，以保存他的记忆并反映他的性格。

塔西佗也声称，管理所有的家务，照顾她的婴儿，是女性性格的荣耀。男性教导女性，告诉她们身为妇女的责任是成为一个母亲。

女性本人也以成为一个母亲而感到骄傲，当格拉古兄弟的母亲科妮莉亚被问道为什么不戴珠宝时，她回答道，她的孩子就是她的珠宝。

并且，虽然科妮莉亚的孩子只有三个活了下来，但在各种史书中，写作者总会赞扬科妮莉亚曾经生过12个孩子。

叙利亚墓葬也出土了正在哺乳的母亲的坐像，帕尔米拉的墓葬中也出现了怀抱婴儿的妇女雕像，表达了对母亲价值的认可。

在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统治时期，罗马正式颁布限制堕胎的法律。反对堕胎，尊重家庭的价值一直是父权制社会中的保守态度，即使到现代，保守父权制观念也认为反对避孕和堕胎是可敬的已婚妇女的生育规范。

现代的女性主义普遍争取妇女的合法堕胎权，要求妇女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生育本身也是一项异常危险的活动，劳伦斯·安吉尔估计希腊化时期每名女性的平均生育数量大概为3.6名。

这意味着她们平均要经历三次分娩，即使是有机会接触医生的富裕女性，都会在分娩中面临死亡的威胁。

早婚以及由此导致的未成年女性生育可能是分娩死亡的重要因素之一，罗马世界的墓碑显示，15至29岁年龄组的女性死亡率显著增加。

除了生育，母亲还被要求养育她的孩子。在一个富裕女性通常雇佣奶妈的时代，妇科医生索拉诺斯宣称，如果母亲身体健康，最好由她来照顾孩子，因为这会培养感情纽带。

塔西佗也批评把孩子的教育交给保姆的母亲。他赞扬格拉古兄弟的母亲科妮莉亚，凯撒的母亲奥雷莉亚以及奥古斯都的母亲阿提亚，她们的品格对儿子的早期教育和道德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她们的教育培养了伟大的领袖。

对罗马人来说，伟人只能由高贵的母亲所生。因此为了更好地培养自己的孩子，母亲可能要面临更多的道德束缚以使她们的行为满足社会规范下的母亲美德，对于“高贵母亲”的期望使这些母亲可能自觉认同富有牺牲精神的母亲角色。

而每有一个受到鼓舞而去追求“高贵”母亲成就的年轻女孩，就有另一个年轻女孩无法承受自己身上的传统和期待的重负。

与传统认为的母亲的爱来自于天性的观念相反的现代女性主义理论认为，母性是一种制度，它的涵义超越了繁殖的生物学过程，包含了许多习俗、传统、信仰、态度、规则和法律。

男性和母亲共同参与创作了关于母亲的信仰，这一信仰包含了下面这几个内容：女性的最终满足是通过成为一个母亲来获得的、女性天生相比于男性更擅长照顾别人、母亲愿意养育自己的孩子并且愿意为孩子牺牲自己。

在这一信仰体系中，女人成为生育任务与养育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成为一个母亲是她们的天性与责任，甚至是一种荣耀。

这使得妇女在生育和养育中耗费更多的精力，脱离了社会更核心的经济和政治竞争，在生育之余只能参与“低等”的工作，获得更低的报酬与地位，因此不得不依赖男性获得经济安全。

男性地位高于女性的社会秩序也在此之上建立起来。母性的社会崇拜往往与母亲在社会和经济中的无助相适应。

国家和社群当然也鼓励生育，生育和抚养孩子对于种族和民族的延续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国家会在公共宣传中突出母亲身份所代表的生育的美德，母亲的角色被浪漫化了。这种对母亲美德的信仰创造了一种许可的方式，即只有成为母亲的女性才值得被尊重，成为母亲的欲望是每个妇女天生所具有的。

然而，虽然女性拥有生育的生物能力，但关于生育的态度和生育行为都发生在一个用特殊话语来对生育行为进行控制的系统之内。

妇女生育行为及其相关的一切是女性主义长久以来的重要议题。波伏娃认为女性解放与做母亲无法共存，一旦一个妇女的主要工作是养育小孩，她便不会投身政治、科技等领域，进一步说，她不会怀疑男性的优越性。

激进主义女性主义也认为，妇女受压迫的主要原因就是生育所造成的身体虚弱和婴儿较长的成熟期使妇女在经济上过度依赖男性。费尔斯通因此认为妇女的解放应该依靠“生物革命”等技术进步，使妇女摆脱生育和养育的职能，人类物种的繁衍将不再依赖女性身体。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朱丽叶·米歇尔也指出妇女的生殖活动是妇女被压迫的四个领域之一。

所以，在主流女性主义者看来，只要生育仍是一种自然现象，妇女的存在就受制于她们无法控制的生物进程。

而文化主义女性主义者则认为，通过自然的生育行为与社会化的养育行为，女性实际上形成了更富养育性、支持性、合作性的女性特质，而这一特质要优越于重视控制的男性气质。

伊丽加莱指出，摆脱男权制中崇拜的重要环节之一就是对妇女生育的重视。

激进女性主义文化派也鼓励妇女绝不要放弃女性的终极权力——自然生育的权力。她们认为，妇女把新的生命带给世界时，她们发挥的是积极的权力，而当男人寻求用技术控制自然、妇女、生命时，他们发挥的是消极否定的权力。

事实上，生育本身是妇女的自然行为，但在文化环境中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成为一个母亲意味着女性权力的实施还是父权制借由女性生物特质发挥控制的讨论还应在不同的语境中进行。

但在罗马世界，极高的生育次数和死亡率都证明，罗马世界妇女的生育行为更应该被看作压迫妇女的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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