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虽有类似我国“直辖市”的一级行政区划，但赋予其高于省的政治地位和政策支持的情况较为罕见，这一特色模式主要见于前苏联等国家。1954年我国最初设立了14个直辖市，随后撤并至3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直到1997年为支持三峡工程和西部开发，才将重庆升格为直辖市。重庆在直辖后快速发展，带来了政策和投资的集中倾斜，一度引发其他大城市竞相争取“直辖”地位，但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其他地区发展机会为代价，加剧了城乡与区域差距，既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不符，也违背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引发了对“直辖市”存在或增加必要性的反思。 我国目前有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四个直辖市，虽然其行政架构与地级市相似，但其地位与省相同。国际上对直辖市的定义有所不同，在中国大陆与台湾省的“院辖市”也存在差异。直辖市是我国的一级行政区，与省、自治区同为省级单位，首次在1954年宪法中明确定义。直辖市不仅包含一个主要的中心城市，还涵盖了周边较大的农村区域和若干小型城市，构成一个广阔的行政区，中心城区部分通常称为“市区”。作为直接由中央政府管辖的省级行政单位，直辖市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市委书记一般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 由于直辖市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省级行政区的管理束缚较少，这使得其在政策资源获取、项目规划与审批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这种行政优越性往往带来城市快速发展，如重庆在直辖后，凭借政策倾斜和经济支持，一度以高于全国平均的经济增速吸引了广泛关注。与此同时，过多的行政干预也可能导致直辖市的管理僵化，使其在市场化进程中反应迟缓。尽管重庆直辖后迅速发展，依旧面临政策调整不灵活等问题。与此相比，一些发达国家的“特别市”或“城市州”主要以地方经济发展为核心，并没有明显的政治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的市场化发展。 直辖市的设立需考虑其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虽然直辖市有利于城市核心的快速成长，但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还是以重庆为例，尽管直辖后其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但这一增长大多集中在主城区，城乡之间、区域内部的经济差距依旧存在。尤其在当前追求均衡发展的政策背景下，直辖市过度发展可能会损害周边的经济联动。此外，不少地方官员对直辖市趋之若鹜，力争“官升一级”，也反映了直辖市被赋予过高的政治意义。与之对比，发达国家的“特别市”或“城市州”更注重经济职能而非政治地位，避免了在城市发展中过度攀升的倾向，且区域联动较好。 随着国家提出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增设直辖市的提议在近年不断被讨论。如《“十四五”时期，如何优化我国的行政区划设置？》一文曾建议将深圳、青岛、大连和喀什升格为直辖市，以支持“一带一路”战略和区域发展。这些城市在地理区位、经济总量、市场影响力上具备一定优势，且成为直辖市后能够带动周边经济。然而，现代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更多依赖市场联通、交通畅通等经济要素的跨区流动，而非依赖行政级别的提升。增设直辖市并不是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诸如粤港澳大湾区这样的区域，尽管没有增设直辖市，但在资源协调、产业协同方面依旧取得了显著发展成效。 当前，由于行政区划的限制，不少城市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受阻，经济发展受到行政边界的制约。增设直辖市虽然可以打破部分壁垒，但也可能带来新的问题。例如，深圳虽然存在地理面积狭小的困境，但其与东莞、惠州的都市圈联动同样面临行政边界障碍。单靠提升行政级别难以解决根本的资源分配难题，而是需要从政策和体制上更有效地消除跨市壁垒。随着广州市、深圳市等非直辖市的经济总量超越天津、重庆等直辖市，表明城市发展更多依赖于市场环境和区域政策的有效联动。可借鉴发达国家的“特别市”或“城市州”管理方式，逐步淡化直辖市的政治功能，赋予其更强的经济社会功能，进而推动区域内的协同发展。 直辖市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在特定时期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一定成效。然而，当前的经济环境和政策需求发生了较大变化，增设直辖市是否仍具必要性需要重新审视。资源过多倾斜与政策支持，人为把直辖市在区域内“拔高”，可能会削弱其他区域的竞争力，进而影响国家整体均衡发展。未来的城市发展更需要从优化区域治理模式、完善资源流通机制入手，促进全国各地协调发展。因此，直辖市未来或许应当逐渐淡化其政治影响，将功能集中于经济建设与社会服务,使其从“政治高地”转向“经济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