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陈独秀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并先后成为我党的领袖。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些人认为，他们一直针锋相对，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然而，事实却不尽然。那么，其中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毛主席与陈独秀相识相交的主要过程。

中国共产党首任最高领导人陈独秀（图像）

1918年秋，毛主席因送湖南省的部分有志青年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第一次到了北京。

在京期间，经原任教于湖南第一师范，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昌济先生介绍，毛主席结识了当时的北大文学院院长陈独秀。

通过短暂的接触，陈独秀那对社会问题的深度认识、精辟见解，令年轻时代的毛主席感佩之至。从此，陈独秀成了毛主席崇拜的人物之一。

1919年底，为了驱逐湖南省督军、反动军阀张敬尧，毛主席亲自率领一个代表团再次来到北京，以争取社会舆论和在京湖南知名人士对“驱张运动”的支持。

这次进京，毛主席又见到了陈独秀，并就“驱逐罪恶滔天的张敬尧”、“工读互助”等问题进行了商讨。

民国时期反动军阀张敬尧（图像）

自此，毛主席与陈独秀的关系愈加亲密。

1920年3月，陈独秀因故离开北京，来到上海。不久，他与毛主席等联名在上海《申报》上刊登了《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示》。他们在“启示”中说，之所以发起“工读互助”，其目的主要在于：

使有新思想的人“解除旧社会、旧家庭种种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而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出来，以实行那半工半读、互助协助的办法。”

是年5月，毛主席又由湖南前往上海，找到仍在沪的陈独秀，与其商讨“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陈独秀除了对“计划”提出了详实、中肯的意见外，还向毛主席谈了自己的建立党组织的计划。

由此可见，这时的毛主席与陈独秀之间，他们是真诚相见、无话不谈的。

而且，此次会晤，使得毛主席这个当时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稍后基本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陈独秀的影响下，向着马克思主义者快速转变着。

青年时代的毛主席（图像）

时光荏苒，岁月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中国的社会形势在急剧地变化着。

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同志，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成立，陈独秀就给活动在湖南长沙的毛主席写信，函约毛主席在湖南建立党组织，并寄给他一些进步的书报。

10月份，陈独秀又给毛主席去信，详细介绍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发展情况。

陈独秀的接连来信，促使毛主席迅速行动起来，并很快与其他同志一起秘密建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

此后，陈独秀一直非常信赖、推崇毛主席。

1921年11月，陈独秀在为中共中央局起草的工作“通告”中，要求湖南长沙与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五个区，在近年内发展三十名成员，以便成立中共地方执行委员会。

毛主席积极响应中央局的号召，努力创造条件，深入到衡阳、安源等地，秘密发展中共党员。1922年5月，在毛主席主持下，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成立了。

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时的毛主席（图像）

1922年7月，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毛主席托人带信给陈独秀，要求陈独秀派人来湘，指导工作。陈独秀接到信后，立即将中共党员张秋人同志派往湖南。

到党的“二大”召开时，全国的121名党员中，湖南占了1/3。湖南的党组织在日益壮大，工人运动也在蓬勃发展着。

为此，陈独秀多次高调赞扬毛主席领导的湖南的工作，比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地的工作好得多。

鉴于毛主席出色的工作，加上陈独秀的青睐有加，毛主席于1923年5月，奉调上海，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这样，毛主席与陈独秀接触、交往的机会更多了。

1923年6月，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会上，毛主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被任命为秘书。

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

这说明，此时的毛主席成为了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一起领导着全党的工作。

中共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图像）

期间，根据党的“三大”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革命形势的要求，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国共合作”上。

从1924年4月到11月，毛主席与陈独秀代表党中央联名发出了一系列的“通告”，宣传、重申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

时间进入1925年后，一直彼此欣赏识、配合默契的毛主席与陈独秀出现了工作上的意见分歧。

1925年春，毛主席因病离开上海的党中央机关，返回湖南休养。期间，毛主席深入到自己的故乡韶山，组织开展农民运动。

通过与农民的密切接触，毛主席认识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陈独秀知悉了他的这一思想观点后，不予认可。

于是，毛主席与陈独秀的关系，因“农民问题”渐渐出现了“裂痕”。

特别是1927年，为了驳斥国民党“右派”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的谬论，毛主席经过实地考察，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报告中，毛主席高度赞扬了农民及农民运动，并态度鲜明地宣称，中国革命离开了农民运动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这时的陈独秀却在过分夸大农民落后性的一面，甚至盲从国民党右派的言论，跟着斥责农民运动“过火”，并拒绝在党报上刊载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主席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报告》之最初单行本（图像）

还有，在对待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中国革命的前途、国民党的“异常”表现及武装斗争等问题上，毛主席与陈独秀也都有着诸多不同的看法。

故而，在中共“五大”上，陈独秀压制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从此，两位一度惺惺相惜的中共领导人“分道扬镳”了。

尽管毛主席与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产生了工作上的意见分歧，但彼此之间并没有出现什么过激的言论。

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领导了“秋收起义”，接着创建了“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使中国革命首先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得以胜利。

已经离开党的领导岗位的陈独秀得知后，认为毛主席领导开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之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和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农民的见证”。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对毛主席主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略、政策，表示拥护，并愿意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工作。

毛主席也一直没忘怀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以及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1936年，毛主席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曾真诚地说：

“陈独秀说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一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延安时的毛主席（图像）

1945年，毛主席在作《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时，称赞“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影响了一大批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创造了党，有功劳。”

这既体现了毛主席对待历史人物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也说明了毛主席对于曾对自己有过深刻影响的人是念念于心、时时挂怀的。

综上所述可知，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及初期，毛主席与陈独秀的交往甚是密切，他们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一些现象、问题的理解认识比较接近。

后来，随着我国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他们之间，因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同，出现了工作意见上的分歧。

主要参考文献：《中国共产党简史》、《一代伟人毛泽东》、《陈独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