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57年，是顺治执政的第十四年，也是清军南侵入关、定都北京的第十四年。
和之前所有的王朝一样，清廷的统治者在完成初步的军事占领之后，就想从文治上彻底占领侵占的土地，而文治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利用科举取仕。
古代的科举取仕远没有今天的高考公平公正，但是也算是给了“基层百姓”一条上升的通道。
清朝的科举基本沿袭了前朝的惯例，但是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因为清廷是从北往南入侵的，所以北地的各个阶层，较先享受到了清廷的“温暖”，所以清朝初期，北方的各阶层要比南方的各阶层，要先一步在朝堂上站住了脚跟。
而这种情形所造成的的后果，从一场案件也能管窥一斑。
按照惯例，公元1657年是清廷三年才有一次的科举考试。据相关史料记载，本次顺天府报名参加科举的总人数，大约有4700人左右，不过和历代的科举一样，，这次科举的录取率同样不高，只有不到百分之四，也就是说着4700多名应考者，最后能通过选拔的，只有区区两百多人。
这么低的录取率，并不是清廷的编制没有那么多，而是这条路并非是清廷选拔人才的唯一路径，其实非止清廷，古代凡是用科举取仕的王朝，几乎都不会把这个口子开得太大，至于原因，自然懂得都懂。
在科举考试正式开始之前，顺治皇帝按照惯例，为顺天府的乡试指定了主考官，同考官等十几人组成的监考班子。在这次的同考官中，有一个叫李振邺的人，他因为自己就是科举出身，所以对科举过程中的一些“小窍门”是熟谙于胸，并想借此谋取私利。
熟悉历史的人可能都知道，科场舞弊历朝都不鲜见，历代的朝廷为了杜绝这种行为的发生，想出了很多的应付策略，其中最有效、且应用最广泛的，就是“糊名”和“誊抄”。
顾名思义，“糊名”就是拿东西把考生的名字给给糊上，防止考官知道参加科举的人是谁，从而杜绝考官徇私舞弊；
“誊抄”则是把答案重新让吏员重新揣抄一遍，目的也是防范考官根据字体判断出考生来源，在电视剧《贞观长歌》中，曾有算命先生为考生测字，从而判断他无法考上的桥段。
在电视剧中，算命先生给出的解释是，能考中的那些人，往往是高门大户（当时不糊名），且书法很主流（专门的学习传承），你一个非高门大姓的老百姓，书法又“非主流”，考官不看内容就会直接过掉。
按理说，有了“糊名”和“誊抄”这两项保障措施，考官想要徇私舞弊就比较困难，但在实际过程中，“糊名”和“誊抄”并不能真正杜绝考官徇私舞弊。
比如考官提前和考生约定好一些特殊的用词，只要考生在考卷中想办法用到，考官自然就能找出谁是“自己人”，李振邺这个从科场上走出来的考官，对此自然是了如指掌，于是李振邺就开始积极落实自己的“赚钱大计”。
考官之间的勾结对于李振邺来说并不难，因为当时清廷刚刚入主中原，满人对科举的一些“小技巧”并不了解，而负责监考的官员，基本上都是中原的“自己人”，所以大家对于从中获利既熟悉又不抵触。
至于如何和考生们建立起联系，李振邺也有自己的门路，在当界的考生中，有一个叫张汉的人，他本来就和李振邺相熟，而且私交还很深（李振邺的老婆要从老家来京，李振邺就把自己养的一个外室托付给了张汉），所以李振邺就打算让他当自己的白手套。
张汉一看自己不光也能从中牟利，李振邺还答应在考场上帮自己一把，再加上两人有“托妻献子”的交情，自然是一百二十个愿意。
在一番运作之下，李振邺最终通过张汉联系到了二十多名考生，但是在交易的时候，张汉不满足于只沾点油水，于是他就在分成上动了手脚，李振邺虽然有把柄在张汉手上，但并不打算就这样“忍气吞声”，于是在后续的操作过程中，他并没有按照约定人数来操作，而只是从二十多人中只挑了五个人操作，而张汉并不在其中。
有关人数的问题，也有另一种说法，该说法认为，当时因为试卷数量太多，李振邺的帮手有限，所以就没能完整地把这些人挑出来。
不过不管哪种说法正确，总而言之，张汉拿了那么多的钱之后，并没有为那么多的人“负责”，所以他本人就在考生中留下了麻烦，而且他自己也因为没有得到李振邺的照顾而名落孙山。
不知道是花钱没办成事的考生不满，还是没花钱但有能力的考生因为没选中而不满，总之这件事就被捅了出来。在一开始的时候，李振邺还不以为然，因为他的这种操作算是当时的一种惯例，但是后来随着言官的弹劾，张汉等人的举报，李振邺的问题直接被反映到了顺治的跟前。
顺治皇帝当时很愤怒，后果自然也很严重，李振邺等相关人员被斩立决，受牵连的二百余人被下令流放。
不过除了被要求处斩的李振邺等当事人之外，其余的受到牵连的二百余人并没有真正被流放，后来甚至是不了了之了。而在同一年，江南的科举也被爆出了类似问题，而当时顺治是大动干戈，该杀的基本都杀了，而该流放的，基本上也都走了一趟。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顺天府的科举，基本上针对的是北方士林，参与其中的官员也基本有北方背景，而文章开头咱们就说了，北方的各阶层进入清廷较早，所以在朝中已经有了根基，所以他们在朝中的影响力，要比江南的影响更大，所以这起案件在一些人的影响下并没有铺开，而江南的则没这种“好运”，甚至还很可能被北方的力量摆了一道；
第二，对于顺治皇帝来说，无论哪里的科举出问题，根子上的原因应该是瞒不过他的，而且他作为清廷的皇帝，也未必没有借机敲打中原籍官员的心思，而之所以南北的处理不尽相同，很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北方势力影响较大，他只能“适可而止”，而对于南方的处理，他就可以表现的更强硬一点；
毕竟上位者的管理之道，不是斩尽杀绝，而是权力制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