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到这所大学时说：在“轴心时代”，西方的希腊出现了柏拉图学园，而东方的中国出现了更庞大的学术机构。

这两所大学具有超时代的共同点：东西方文明中最早的学术研究、政治咨询和自由办学机构。

但柏拉图学园除了缪斯神庙和一些简易的必备房舍之外，其教学辩论都是在公园中进行。而稷下学宫不是只有几十个教师，而是动辄数千师生，仅一个淳于髡就有 “诸弟子三千人 ”，孟子、田骈也都“从者数百人”。

当时名流淳于髡、环渊、孟轲、邹衍、田骈、慎到、申不害、鲁仲连、驺奭、荀况等学界翘楚、学派创始人，都是这所大学的“校友”。

天下英才从秦楚燕赵和中原各国走进这所大学兼政府智囊机构，有76个成就突出者如淳于髡、孟子等享受上大夫待遇，也有不少人转为卿相，比如邹忌、荀子。

在这里，师生著书立说，开展学术交流与辩论，都言论自由，来去自由，花钱不愁。

他们在这里自由交流、论战、备问，不用担心因言获罪，开创了中国文化最波澜壮阔的黄金时代，史称“百家争鸣”，这所大学就是齐国的“稷下学宫”，是一所以“黄老道学”为主导，兼容百家的学术研究机构和“社科院”。

这里被历任国王赋予“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的权力。“稷下先生”们高议阔论、竞相献策，淳于髡、邹忌、孟子等甚至当面指责齐王的过失，齐王无不“笑纳”之。

这里开展的每一次辩论都涉及国家天下的大政方针，比如“王霸”之辩、“义利之辨”、“行善恶之辨”等等，我们通过“王霸”学术论战，来领略一下“稷下学宫”的风采。

春秋末年，群雄并起，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与变革之中，各诸侯国都在变法图强，首开学术战端的是道家杨朱学派和儒家、墨家。孟子云：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则归于墨。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中国走向统一的大趋势已露端倪。怎样实现由乱到治、由分裂到统一？是实行王道还是霸道？这是“百家争鸣”的核心问题之一。

孟子提出重王道轻霸道的主张，但在当时的中国反响甚微

所谓“王道”，就是“先王”之道或尧舜禹的“三王”仁政之道，“霸道”就是春秋时代的“五霸”之道。孟子认为，“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他主张实行王道，“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也”，并认为重要的是“不嗜杀人”。

这一主张，与老子“以无事取天下”“执大象天下往”的思想颇有相似之处。

这场论战的深远影响不言而喻，在两宋理学家推崇孟子之后，这一主张左右了元明清三代。然而在当时，孟子的主张不受欢迎，曾被梁惠王、卫灵公批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所以他虽名气很大，反对的声音却此起彼伏，甚至孟子的弟子都不以为然。

弟子公孙立发难：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晏子辅佐景公名扬天下。您却说，以齐国的实力用王道来统一天下易如反掌。这未免让人疑惑，仁者莫若周文王，但没有“武王革命”就不可能推翻殷商王朝。现在您把实行王政说得那么容易，若仁者无敌，何以仁者不敌霸者？

为何有此问？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奉行周礼的国家普遍弱小，包括周公的封国，作为周礼的典型保存者和实施者，从伯禽开始，就无争于天下，后来的历史即是明证。

学者们认为，周礼的软实力在诸侯争霸中早已成为粉饰，开始时的样板国家鲁国，始终受到周边国家的欺负，就连殷商后裔的宋国都不把它当回事，仁者竟不堪若此，凭什么说服并领导大国？

孟子批评说：商朝统治已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等一批贤臣辅佐，所以根基尚稳，时机不成熟，文王只能只待时机。

但当下的齐国完全具备了用王道统一天下的条件，根据是：夏商周三代兴盛的时候，国土都没有超过方圆千里的，而齐国却超过了；且齐国鸡犬之声相闻，而达乎四境，人多地广。

所以，齐国具备了王道的充足条件，君王若能施行仁政来统一天下，一定没有谁能够阻挡。况且，天下失道久矣，暴政害民久矣，民众渴望王道久矣。

孔子云“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有德之君的影响会像风暴一般迅速传遍天下，“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这个时候，有能力的君主施行仁政，天下一定会像得到解救一样欢呼雀跃，都来支持。所以，施行仁政，就能事半功倍，统一中国。

他为此还推翻了《尚书》“武王伐纣，流血漂杵”的记载，因为仁者无敌，以仁者伐无道，无需激烈拼杀，何来“流血漂杵”？所以尽信书，不如无书。

但当时的天下大势，打打杀杀几百年，那些看似实行仁政的国家中，没有一个成为大国。相反，倒是那些边鄙蛮夷之国、薄礼不仁之国一个个崛起成为大国，比如秦国、楚国。

时局如此，且齐国自姜子牙以来一直奉行道法治国思想，所以应者寥寥，反对的却大有人在。

荀子对礼法、王霸之争的总结：“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

荀子15岁游学于稷下学宫，此后成为“稷下先生”，因为他思想开放，学问博大，曾三次担任学宫的“祭酒”（校长）。

荀子以孔子嫡传自居，事实上他对儒家典籍的整理和传承居功甚伟，汉代儒学，不仅“礼学”出自荀学，“诗经学”、“春秋学”也都与荀学有关。所以，战国至北宋之前，史书常以“荀孟”称二子，两宋以后，则以“孟荀”称之。

清儒汪中认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谭嗣同则认为：“二千年之政，皆秦政也；二千年之学，皆荀学也”。

荀子能在以黄老道学为主导的稷下学宫“三为祭酒”，足见荀子的见识和能力。他虽以孔子嫡传自诩，但不囿于门户之见，强调既要“隆礼”，也要“重法”，韩非、李斯、张苍这几人正巧都师从过荀子，这也为两宋理学家将其列入异端埋下了伏笔。

针对孟子“以德行仁者王”的主张，荀子提出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命题。

他强调必须礼法并举，才能王霸统一。他反对孟子的“王霸”对立观念，就像反对他的“义利观”一样，荀子既不是“王天下”，也不是“霸天下”，因为“王”“霸”两者完全可以兼容。他认为“治之经”，在于“礼与刑”，“礼以定伦”，法能“定分”，二者可以相互为用。

他将“法治”称为“暴察之威”，“礼治”称作“道德之威”，二威并举，则可“王霸天下”。

荀子的礼法兼施、王霸统一，与稷下学宫的黄老道学“管仲学派”的王霸并举主张接近，所以荀子学派和管仲学派的王霸学说顺应时势，更具有现实性。

荀子的学说是对战国时期礼法、王霸之争的总结，开创了汉代儒法合流、外儒内法的先河。

从唐代的韩愈开始，就开始了对儒家道统的梳理和建构，两宋时期的学学家们更是以光复儒学为己任，到了南宋朱熹，理学体系建立，儒家道统完备。

所谓儒家“道统”，就是儒家学说的传道体系，理学家以孔子孟子思想为核心，将一切不利于孔子孟子学说的人一律排除在外，不管他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怎样的作用和影响。

因为荀子总是跟孟子唱对台戏，比如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孟子的“义利观”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义和利对立起来，认为“二者不可得兼”，要“舍生而取义”。

荀子则认为“义与利，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人之欲利……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也”，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如同饥渴要饮食一样，圣人也不能免之。

孟子要实行王道，荀子认为不要分别“王道”与“霸道”，要看怎么用和效果。

何况荀子兼采道法思想，他的《天论》有道家的自然天道思想，他的治论是道法之治，他认为“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其“重法”思想为理学家所不能接受。

更要命的是，他的《非十二子》对黄老道家（道家、法家）、儒家、墨家、名家等学派名士逐个批判，而对其他10人的批判基本上基于“欺惑愚众”的指责，唯独认定子思、孟轲是罪人。

他说子思、孟子二人“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朱熹告诉他的弟子：“不须理会荀卿……渠分明不识道理”，“从头到底皆不识。当时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说用于世千馀年。”

在朱熹看来，荀子就是个法家，他是不识“道”的人，荀学之所以流行千余年，是因为那时候没有“明道之士”。

元代虽将儒生列入“九等”跟第十位的“乞丐”不相上下，但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蒙元政权标榜理学，科举考试的出题和标准答案都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元朝至顺元年孟子被封为“亚圣公”，“孔孟”从此合称。

嘉靖九年（1530年），明世宗朱厚熜下令将荀子牌位移出孔庙。这个两汉的“亚圣”，孔子之后惟荀子的圣人（章太炎），从此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

移除荀子的理由很“正当”：“言或近于黄老，术实杂于申韩（法家）；身托黄歇，不羞悖论之人；学传李斯，遂基坑焚之祸；以性为恶，以礼为伪，以尧舜为矫饰，以子思、孟轲为乱天下者”……

这一错案，直到编修《四库全书》的时候，官方才正式为荀子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