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后，特殊时期宣告结束；1978年7月，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刑法》正式颁布并实施，从此，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开始步入正轨。
然而，彼时的社会并未真正平稳和安宁，相反，特殊时期造成的“后遗症”，依旧在扰乱着社会秩序，各种犯罪行为层出不穷，社会治安每况愈下。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刑事案件频发，其中，东北“二王”特大杀人案、卓长仁劫机案、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六一六”案件等，更是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所谓东北“二王”，指的是王宗方、王宗玮两兄弟，1983年大年三十这天，他们兄弟俩混入沈阳空军463医院，实施盗窃。
结果盗窃不成，反而被医院工作人员发现并带走盘查，在此情况下，王宗伟当即拔枪打死了医院的一名工作人员，接着又冲到隔壁房间，接连打死了三名工作人员，打伤一人。案发后，二人匆忙逃窜。
然而，他们的犯罪之路才刚刚开始，在逃亡过程中，他们兄弟二人又接连打死打伤多人，其中还包括2名民警。为了将此二人抓捕归案，公安部特别发布了2000元的拘捕令。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拘捕令发布几个月后，兄弟二人的行踪仍未查清，直到9月中旬，二人才在江西广昌被发现。最后，在当地军警的配合下，“二王”均被击毙。
毫无疑问，“东北二王特大杀人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全国性质的大案，此案震惊了全国。
尽管“二王”最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那些丧生于他们之手的无辜者却永远回不来了，更重要的是，这起案件更加暴露出当时社会治安形势之严峻。
也正是这一年，一个名叫“卓长仁”的职工人，因在国内犯了罪，为逃避法律的制裁，他与几名同伙用枪劫持了从沈阳飞往上海的中国民航296号航班，使其迫降韩国春川机场。案件发生后，举国震惊，而这也被称为中国劫机“第一案”。
随后，卓长仁等人从韩国逃到了中国的台湾省，但其死性不改，1991年因犯绑架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光是这两起重大案件，就足以看出当时社会治安形势之严峻，而对于此等“顽症”，非得下一剂“猛药”不可。
当然了，对于这一系列严重的治安问题，邓公也极为重视，但真正促使他下定决心“严打”的，还是发生在1983年的——“六一六”案件。
1983年6月16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10名年轻人酒后滋事，手持菜刀、斧头、匕首、军刺、步枪的凶器，残忍杀害了26人，其中包括一名75岁的老人和一名年仅2岁的幼童，还强奸、轮奸了多名女青年。
此等罪恶行径，令国人震惊不已，被害者亲属和当地群众更是纷纷上书，要求对犯罪分子全部处以极刑。
然而，由于多数罪犯并未达到判处死刑的年龄，所以最后只有两人被判处了死刑，其余罪犯分别被判处死缓、无期和有期徒刑。
这起恶性事件被称作是1983年全国“严打”的直接导火索。但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唐山的“菜刀队”嚣张凶残，他们不仅做了许多违反乱纪的事情，甚至还拦截了邓公去北戴河的车队，其间还砍伤了2名警卫。
正是因为这件事，邓公才下定决心开始“严打”。那么，当年的“严打”，究竟有多严呢？还有，这嚣张跋扈的“菜刀队”，最后结局又是如何呢？
1983年7月的一天，时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赶往邓公的住所，准备和他谈一谈《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报告的审批意见。这份报告是刘复之亲自起草的，其目的就是为了整治社会秩序。
然而，对于刘复之的这份报告，邓公并不是很满意，对此，邓公直言不讳：“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
其实，刘复之的这份报告在几天前就已经送来了，而邓公也很快看完，但联系到这几年来发生的多起刑事案件、恶性案件，邓公认为，刘复之报告中的做法有些四平八稳了，不能有效解决当前之问题。
比如对于刘复之报告中的：“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这句，邓公就不是很满意，邓公说道：
“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
总的来说，刘复之的报告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他所提出的很多解决方法也是切实可行的，但对于当前的社会治安形势来说，这种“稳当”的做法多少还是有些“不合时宜”。
对此，邓公的态度非常坚决，他要求严厉打击刑事犯罪：
“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十年二十年也解决不了问题。”
自此，历时三年零五个月的“严打”，正式拉开了序幕。而事实证明，“严打”的成效是十分显著的。
据相关资料记载，严打从1983年开始，到1987年1月进入尾声，共分为三个阶段（也称“三大战役”）进行，在此期间，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团伙成员87.6万人，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
其中，曾拦截邓公车队的唐山“菜刀队”，在“严打”开始后短短几周内，就有600多人被逮捕，50多名主要团伙头目被判处死刑。
毫无疑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严打”行动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社会面貌相较之前也焕然一新。然而，在成效显著的背后，也出现了许多问题。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冤枉了很多人，有一些罪不至死的人，最后还是被判了死刑。尽管大多数被执行死刑的人在当时都有法可依，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确是从严使用了法律规定的最高限度。
此外，还有法学家指出，1983年“严打”造成的一个后遗症，就是重刑的过度使用，而这就很容易导致罪刑失衡、司法不公，成为酿成错案的重要根源。
但不可否认的是，就当时的社会治安形势、历史背景来说，实行“严打”是有必要的。当然，对于其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我们也要时刻警惕，并加以总结和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