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如果没有被治罪，以他的实力能否威胁到雍正的皇权？按照《雍正王朝》中的说法，好像这个说法是成立的，最典型的就是年羹尧进京陛见时，所带的随从甲士，似乎眼中只有年大将军而无雍正皇帝。

然而，在正史中，年羹尧的势力远没有达到《雍正王朝》中的地步，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权臣，还无法威胁到雍正的皇权。

有清一代，能够称为权臣的大致只有鳌拜、索额图、明珠、年羹尧、隆科多、和珅、肃顺七人，这七个人中，以权势而言，年羹尧是无论如何也比不过前三位的。

事实上，雍正帝与年羹尧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错位，如雍正在给年羹尧的朱批中，就将他称为“朕之恩人”，还说：

“朕不为出色之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这知遇。惟将互相勉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

这些混淆君臣界线的话语以及相应举措，促使年羹尧忘乎所以，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到了整个官僚集团对年羹尧的态度，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定下基调。

年羹尧正是在雍正的宠信下，其属下以及部分封疆大吏、王公大臣们才会默许年羹尧种种有违封建等级规范的行为，且不惜在他面前降低身份，甚至自甘受辱。

年羹尧最巅峰的时候十分猖狂，比如平时随侍皇帝左右的达内侍卫被派到西北军中后，年羹尧却将这些人用为“厮役”，任意驱使。

又如年羹尧出门时，黄土填道、店铺关闭，官员穿补服跪地出迎；入京时，公卿跪接于广安门外，年策马而过，毫不动容。凡此种种，表明当时满汉官僚集团部分成员将年羹尧视为通天人物，予以特殊尊崇。

此外，年羹尧由于长期在西北，雍正皇帝也不容易了解到他的情况，这一客观条件也助长了年羹尧的骄纵。

从表面看，年羹尧确实威风，身边有很多的追随者，但仔细分析起来，却不难发现年羹尧的根基其实很脆弱。大大小小的官员之所以对他倍加敬畏，说到底还是为了通过他而取悦雍正。

年羹尧受宠时，一些满洲王公和文武大员对他恭敬有加，然而他们却并非其党羽。后来雍正清算年羹尧的时候，也公开说：年羹尧门下向来趋附奔走者不少，此亦人之常情，希翼荐拔，畏其加害之所致。

年羹尧担任大将军、川陕总督期间，在西北那是说一不二很有实权。他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身边也聚集了一大批由他提拔、推荐的人。

但是这批人中几乎没有王公亲贵，他们在朝廷中的话语权十分有限。只有被雍正撮合的隆科多与年羹尧多少有点瓜葛，然而年隆之交并不牢固，谈不上深厚的感情。

其次，别看年羹尧表面风光，实则他在京中各部院衙门也几乎没有亲信，这一情况足以说明年羹尧在朝中的影响力并非想象中那么大。

年羹尧一党的成员中，主要还是由以下三类人组成：

其一是地方官员。其中有部分省级大员，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省份，如甘肃巡抚胡期恒、四川巡抚王景灝、陕西按察使黄焜、甘肃按察使张适、四川按察使刘世奇等人。

除了上述地区外，其他省份也有个别大员与年羹尧交往密切，如被雍正斥之为每隔五日，必定遣使至西安总督署前，并违反常例跪接的直隶总督李维钧，但像李维钧这样的大员毕竟只是少数。

其二是中下级官员数量占多，且主要分布在陕西、甘肃、四川、宁夏等省。这些官员包括道、府、州、县这些基层官僚，还有一些则是总兵、副将、游击一类的武职。

其三是汉族官员较多。年羹尧的党羽中，除去个别满洲官员，绝大多数都是汉人，像前面提到的胡期恒、李维钧等。

年羹尧拉拢党羽，最惯用的手段就是在雍正面前举荐提拔，将众多的官员罗织在其麾下，在西北建立了一张庞大的关系网。不过在这张网中，属于核心的仅有甘肃巡抚胡期恒、河东运使金启勋、直隶守道桑成鼎等。

和鳌拜、索额图、明珠等不同，年羹尧所交往的官员级别普遍不高，且多为汉族官员，这与他进士出身，以及长期在西北担任封疆大吏有关。

党羽中缺乏王公大臣和朝中亲信，注定了年羹尧这个势力集团成不了多大的气候，年羹尧无非就是借着雍正的重新作威作福罢了，无论如何也是不能与雍正正面对抗的，这一点比起鳌拜来相去甚远。

年羹尧的个人能力十分突出，尤其在军事方面堪称大才，雍正清算年羹尧这步棋走得并不高明。

毕竟年羹尧对皇权构不成任何威胁，在西北边疆不稳的大局势下，雍正只需适当地敲打年羹尧让其安心坐镇西北，这样也就不会出现后来被动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