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监改革与郑筱萸的上任

1994年，郑筱萸接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及党组书记，迎来了中国药品监管体制的关键转折点。郑筱萸上任伊始，就面对了诸多挑战，其中最紧迫的是《药品管理法》与时俱进的问题。当时的法规已经跟不上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步伐，新的药品不断涌现，市场急需更新更具前瞻性的法律法规来规范管理。

随后的四年，郑筱萸带领国家医药管理局经历了一系列改革和调整。1998年，国务院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机构改革，这次改革中，国家医药管理局被提升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郑筱萸被任命为首任局长。

在升级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后，郑筱萸和他的团队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修订和完善《药品管理法》。面对新的市场需求和国际药品监管的趋势，郑筱萸推动了一系列措施，如加强药品市场准入的监管，改进药品审批流程，增加对药品生产和流通的严格检查，确保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此外，郑筱萸还着重强化了对药品不良反应的监测体系，提升了药品安全事件的应急响应能力。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设立了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通过构建全国网络，加强对药品使用后效果的实时监控，及时发现和处理药品相关的安全问题。

药品注册与监督的权力结构

在郑筱萸的领导下，药品监督管理局内的药品注册司和医疗器械司迅速成为权力中心，影响着全国范围内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审批。按照正常的监管职能，这两个部门原本肩负着保障药品安全、有效的重任，但在郑筱萸的操控下，这些职责逐渐变味。他并没有严格按照药品审批的标准去监督，而是将自己信任的亲信安插进关键岗位，确保审批流程可以在他个人意图的影响下灵活操作。

郑筱萸的亲信多为他前后两任秘书等人，凭借与郑的关系，在药品注册司和医疗器械司里取得了重要位置。这些人并非一心为了把关药品安全，反而成为郑筱萸敛财网络中的一环。药厂和医疗器械公司为了快速拿到审批，不惜花钱“打点”，而这些资金在郑筱萸的安排下，通过他信任的“自己人”顺利进入了他的口袋中。

从1997年到2006年，郑筱萸担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期间，逐渐利用手中的职权在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审批过程中谋取私利。在八家药厂和相关医疗器械公司的审批中，他通过家庭成员收取了大量贿赂，数额达到了649万人民币。

这些贪腐活动的手段较为隐秘，郑筱萸往往利用妻子和儿子作为中介，将某些药厂的“好处费”转交给他们，以便在审批流程中为这些企业提供“便利”。例如，有些药厂在上报新药审批资料时并未按要求提供完整的临床试验数据，甚至虚构部分实验结果，但这些申请最终依然顺利通过了药品注册司的审核，得以投入市场。而这些不合规的新药实际上存在安全风险，但在郑筱萸的干预下依旧获得了市场准入。

一次药监局“帮忙”的背后

2002年2月，全国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期间，郑筱萸的房间迎来了一位意外访客——李某某。李某某并不是药监系统的高官，但作为一家企业的负责人，他带着明确的目的而来：希望郑筱萸能“帮帮忙”，为他下属企业的产品申请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此时的李某某在为两种产品着急，一是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二是一次性使用输液器。

郑筱萸叫来了自己的秘书，将李某某带去见时任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直接将这个“帮忙”的请求传达下去。不久后，李某某的公司便完成了注册材料的审批过程，审批速度之快令人意外，得益于郑筱萸的直接介入与“帮助”。从1999年到2003年，李某某所属的集团下属公司不断申报药品注册，仅凭郑筱萸的关系便一路畅通，共计有24种药品获得注册批准。

郑筱萸的“帮忙”并非免费，郑海榕的招商银行信用卡成为了与企业利益往来的一部分。从2000年到2006年，每月都会有广东某公司定期汇入1万元，总计达70余万元。值得注意的是，郑海榕从未在这家公司工作过一天。然而，该公司负责人显然明白这笔钱的含义，还以装修费的名义额外送了郑海榕25万元。

仅仅过了一年，这家公司又向国家药监局提出申请，希望成为跨省药品零售连锁试点企业，进军药品零售领域。按照规定，药品零售跨省连锁需要特别许可，对企业的经营规模、业务能力都有严格的限制，但公司还是选择继续找郑筱萸求助。郑筱萸向相关审批部门“打了招呼”，最终帮助该公司顺利获得了试点资格，顺利踏入跨省连锁领域。

2003年，该公司又计划设立药品物流配送中心，进一步扩展业务网络，并申请《药品经营许可证》。公司负责人再次找到郑筱萸，通过郑的运作，相关手续迅速通过审批。

在郑筱萸的庇护下，这家公司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获得了多个关键批文，发展势头迅猛。药监局对该公司“特别关照”的做法，让企业在市场上取得了显著的先机，这样的交易背后是郑筱萸的个人干预，使原本公平的审批制度变得充满了利益交换的色彩。

举报与公正的缺失

高纯曾是江南一家大型抗生素制药厂的制剂室主任。多年来，他在制药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药品生产的标准和规范了如指掌。然而，当他发现自己的公司在新药研发上存在严重的造假行为时，选择了站出来揭露。公司原本宣称新药经过严格测试，具备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但实际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面对内部利益和药品安全的冲突，高纯毅然决心向有关部门举报。然而，这一举动却触怒了公司高层，他们决定“除掉”这位“碍事”的制剂室主任。

举报过后，高纯不仅被公司以各种理由辞退，还被行业内的一些势力打压，连续多年无法参加执业药师考试。没有了专业资格证书的他，几乎无法在医药行业找到一份工作，这对他无异于被判了职业“死刑”。但即便如此，高纯仍没有放弃，坚持通过实名举报揭露制药厂造假的行为，并且将矛头指向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指责他们在监管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失职行为。

高纯的坚持逐渐引起了一些关注，尤其是一些媒体开始关注到他和药监局之间的冲突。每次举报的内容都十分具体，列举了他所掌握的证据和案例，意图让药监局无法轻易推卸责任。郑筱萸对这些公开的指控十分不满，曾在一次会议上直接斥责高纯为“神经病”，而高纯也毫不退让，直言对方是“贪官”，两人的冲突因此激化。

面对药监局的冷漠态度和郑筱萸的强硬回应，高纯并未退缩，反而更加坚定地继续揭露药品监管体系中的问题。他不仅指责药监局对制药厂的违规行为视而不见，更揭露了监管体系在审批假药过程中存在的种种漏洞。他指出，许多药厂在新药申请中提交虚假数据，而药监局在审查过程中根本没有进行足够严格的检查，这才让一批批缺乏安全性的药品顺利流入市场，危害患者健康。

郑筱萸的落马与法律的裁决

2007年，国家药监局前局长郑筱萸因受贿罪被“双规”调查。经过深入调查，郑筱萸被控利用职权，在药品和医疗器械审批过程中收受贿赂，严重破坏了国家药品安全体系。腐败行为涉及多个药厂，甚至影响到药品质量标准的制定与执行，最终导致一批批质量不过关的药品流入市场，给患者带来了极大风险。

随着调查的深入，郑筱萸的家族成员也因此被牵连，先后接受了纪委的调查。2007年初，郑筱萸的儿媳在南京禄口机场准备登机时被相关部门带走，进行进一步审讯。

在司法部门的审理过程中，检方详细列举了郑筱萸受贿的事实证据，证实他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接受药厂贿赂，降低审批标准，使得一些未达标的药品顺利通过审查。在审判中，郑筱萸对部分指控做出辩解，但最终被法院认定罪名成立。2007年5月，法院对郑筱萸作出判决，认定他受贿罪名成立，判处死刑。

郑筱萸的死刑执行于2007年7月10日，这是中国在当时少见的对高级别官员判处死刑的案件，具有极大的震慑效应。

参考资料：查办郑筱萸：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