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前期，对外尊明朝为上国、中华，国内歌舞升平、一片祥和，堪称太平盛世。

然而，自明末女真部落崛起之后，整个东北亚的局势为之一变，明、女真（清）、朝鲜三方势力纠葛不断，使得长久以来主导朝鲜对外关系的“慕华鄙夷”思想产生了动摇。

仁祖在位期间，继承了朝鲜历代国王奉行的“慕华鄙夷”观念，即对外尊奉大明为中华正统，同时排斥北部日益崛起的女真部落。

究其原因，无外乎三点：其一，小中华意识根深蒂固，慕华理所当然；其二，朝鲜自建国之初便羁縻落后的女真部落，观念一时间难以改变；其三，仁祖通过反正取得王位，证明王位的合法性迫在眉睫。

小中华意识可以说贯穿了整个朝鲜半岛古代史，其开端则是箕子朝鲜。朝鲜半岛历朝历代均将箕子视为半岛文明的缔造者，认为箕子的“八条之教”为半岛带来了先进的中华礼制文化，从思想层面为小中华意识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此外，箕子所作《洪范》中记载的天道思想，也为后世历代儒家学者所继承。作为一个中华之人，箕子受到半岛历代国家及文人的尊崇，其原因不言而喻，半岛国家试图通过对箕子的称颂来拔高自己，使自己能够拥有与中华比肩的文化鼻祖，为自身小中华的文化地位提供坚实论据，最终使得小中华旗号名实相符。

小中华意识经过新罗时期的发展，至高丽时期逐渐形成。有关“小中华”一词的最早记载，中韩两国的历史文献基本一致，中国的相关记载最早出现于北宋神宗年间，将高丽使臣入住的地方称之为“小中华馆”。

可见，高丽时期效法中华文化礼制已经渐趋成熟，号称“君子之国”、“礼仪之邦”，宋朝也已经默许了高丽使用小中华名号，这说明小中华意识在半岛初步形成了。小中华意识最终完善于朝鲜王朝时期。

在奉明朝为中华正朔之时，为了进一步夯实与大中华相对应的小中华身份，朝鲜儒学者对业已形成的小中华意识进行了深化。

首先，大力宣扬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为进一步营造小中华意识打造氛围，同时大力发展儒学教育，尊孔尊儒，让读书人熟知朝鲜自古便是海东礼仪之邦；其次，再次确立衣冠礼仪制度悉遵中华。

高丽末期曾迫于蒙元压力，半岛之人不得不因袭胡服，而此番去胡服，正衣冠，“使我东方得免胡元左衽之俗,复见礼乐文物之盛,诚千载盛际也”,此举再一次提高了小中华—朝鲜与大中华—明朝之间的共通性。

梳理朝鲜半岛小中华意识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朝鲜半岛一直在效仿中华、试图建立一套礼仪制度，并且始终致力于将自身打造成仅次于中华的存在、即小中华。

当小中华地位在朝鲜王朝时期得到再次确认时，周围除大中华以外的一切部族、国家都将被其视为夷狄，鄙夷女真部落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的过程中，各个时期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册封与朝贡”的关系，现代学者对此表述各有不同，但“宗藩关系”、“朝贡关系”、“封贡关系”之说影响较大。

实际上，古代朝鲜与半岛周边民族也曾存在过一定意义上的“册封与朝贡”的关系。朝鲜立国之初，就直接与鸭绿江—图们江一线的女真部落建立了联系。

为了加强在半岛北部的统治，朝鲜趁明朝初创、立足未稳之机，积极向半岛以北开疆扩土，先后在鸭绿江及图们江南岸地区设置了“西北四郡”和“东北六镇”。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北部边境地区发生祸端，并稳住女真部族，“上即位，量授万户千户之职，使李豆兰招安女真”，积极拉拢居住在两江沿岸的女真族首领。

同时出台文化教养政策，试图教化、吸收女真族人。在明初东北地区局势尚未明晰之时，朝鲜意图使女真部族成为其北部藩篱。面对朝鲜的拉拢，女真部落最终与朝鲜建立了“封贡关系”。

女真作为中国边疆少数民族部落，此时的发展水平十分滞后，经过朝鲜太祖以来历任国王的软硬兼施之后，女真开始频频向朝鲜纳贡，朝鲜对此则是厚往薄来。

据史书记载，建州卫指挥猛哥帖木儿向朝鲜赠兽皮等物，希望获得生产生活物资援助。

朝鲜初期与女真之间建立的“封贡关系”，对二者而言，可谓是各取所需，但在封贡的过程中，朝鲜却建立起了对女真的优越感，这也成为朝鲜世代“慕华鄙夷”思想根深蒂固的重要原因。

朝鲜希望通过拉拢、赏赐和册封来羁縻女真，树立起威严姿态，凌驾于女真之上，使其臣服于己，以此巩固北方边境。

朝鲜内部党争于光海君执政期间愈演愈烈。尽管光海君在大北派的支持下即位，但由于西人党支持定远君，南人党支持临海君，小北派支持永昌大君，各派争斗不断，光海君政权尚不稳固。

于是乎，光海君听信大北派之言，连续罢斥西人、南人，意图彻底掌握朝政大权。与此同时，大北派还借机攻击宣祖庶长子，宣称“临海君珒久畜异志，私藏军器，阴养死士”，常怀谋反之心。光海君为了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将临海君流放并秘密杀害，此举也落下了弑兄的骂名。

光海君的事明政策不得人心，最终引发政变。明金交战期间，当面对明朝“加谨哨备，整练兵马，教演火器，相机防御”、于合适时机一道围剿后金的要求时，光海君声称朝鲜充当明朝藩篱尚且力不从心，如若以老弱病残之卒贸然抵挡后金军队，无异于螳臂当车、以卵击石，恐怕会贻误战机，对明朝的军援要求一再敷衍行事。

仁祖集团认为光海君背恩忘德，置明朝“再造之恩”于不顾，天理难容。值此内外交困之际，“反正”已然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并且希望得到明朝的认可。光海君十五年（公元1623年），绫阳君李倧在西人的支持下发动政变。

李倧继承王位，是为仁祖，此次政变也被后世称为“仁祖反正”。当“仁祖反正”的消息传到明朝，明朝内部议论纷纷，其中主张继续承认光海君为朝鲜国王，将绫阳君李倧发动的政变定性为“篡逆论”的言论占据上风。

登莱巡抚袁可立上书言道：“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容倒置”，并指出光海君受明朝册封，王位名正言顺，李倧等人之举不仅违反君臣纲常之礼，也挑战了天朝上国之威，主张声讨李倧，以正君臣之序。

户部左侍郎毕自严也强调君臣伦理的重要性，将李倧等人定性为“乱臣贼子”，视为叛逆。明朝的反对态度使得即位之初的仁祖如坐针毡，迫不及待地希望得到明朝的承认。

纵观“仁祖反正”始末，虽然光海君治下的朝鲜面临内外交困的窘境，但是光海君作为朝鲜国王却享有上国册封的法理基础，仁祖反正则自然而然地被定义为“篡逆论”。

因而，仁祖即位之初，便立即打起“慕华鄙夷”的大旗，希望明朝能够承认其统治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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