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20日，正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叫来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这位伟人用微弱的声音，在罗青长耳边说了一长串的名字，最后他郑重而动情地说：
“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刻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含着眼泪，罗青长记下了这些鲜为人知的名字。而在这个名单中，还包括中共第一个党外特工，有双面间谍之称的鲍君甫。
鲍君甫，化名为杨登瀛，是广东珠海人。他自幼东渡日本，在那里学习和生活。成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在日本，鲍君甫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共产主义运动，阅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听过马克思主义著名学者河上肇的讲课，思想上受到了许多触动。
1919年，鲍君甫自日本回国，因为他懂日语，善于交际，长于写作，因此很快便在上海滩混出了名堂。其后，他又参加了五四运动，并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因为他倾心于马克思主义，因此在国民党中，政治光谱属于左翼。
大革命期间，鲍君甫和后来沦为叛徒的顾顺章见了面，两人成了朋友。通过顾顺章的关系，鲍君甫又结识了许多共产党员。因此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日本人，鲍君甫都能说得上话。此后，他又发挥交际的特长，与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也有往来。因此在上海滩，鲍君甫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看着众多共产党员的惨死，鲍君甫心中颇为不满，因此说了许多公道话。蒋介石的党徒听说后，立即将他投入了大牢。若非蔡元培出面保释，恐怕就要死在监狱里。
出狱后，鲍君甫却“否极泰来”，收到了一封邀请信。原来，蒋介石想要模仿苏联，着手建立特务组织，在内部设立党务调查科。其后，他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陈立夫。陈立夫得令后，加入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而这也是著名特务组织——中统的前身。
陈立夫手下有一名叫做杨剑虹的干部，与鲍君甫是同乡。五卅运动期间，两人曾一同听音乐，在上海滩到处游玩，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因此当他的上司陈立夫着手组建特务组织时，杨剑虹便想到了交游广泛、消息灵通、办事能力强的鲍君甫。其后，鲍君甫跟着杨剑虹一同会见了陈立夫。陈立夫对七窍玲珑的鲍君甫极有好感，因此当场拍板，将他任命为上海办事处主任，主要负责捕捉共产党人。
从表面上看，鲍君甫在助纣为虐，但实际上，他的心依然倾向于共产党一边。对于陈立夫的指令，鲍君甫经常阳奉阴违。
一天，鲍君甫下班回家，正好遇到了中共特科人员——陈养山。
陈养山和鲍君甫相识于1926年。当时陈养山想学日语，因此和鲍君甫学习了一段时间，两人结为了朋友。在此期间，陈养山经常将《中国青年》《向导》等进步书籍给鲍君甫阅读，两人经常彻夜长谈，最终引以为知己。
解放后，据鲍君甫女儿鲍美云回忆，在一天午餐时。鲍君甫曾经很郑重地对家人们说：
“我老早就入党了，1926年，陈养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看到陈养山后，鲍君甫立即带着他到了自己的家。因为他知道，如今仍是白色恐怖期间，陈养山共产党员的身份，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到了家里，两人聊了一晚上的天。这一夜，鲍君甫将杨剑虹如何将自己介绍入特务组织，以及准备如何侦查中共以及其他反蒋党派的消息，全盘告知了陈养山。他还保证，如果之后有什么消息，他还会将其透露给陈养山，而且知无不言。
陈养山回家后，思来想去，认为鲍君甫思想进步，是一个可以搭得上的内线。于是，他立即将此消息报告给中共特科的负责人——周恩来。周恩来听闻此消息，大喜过望，因为如今的中共正好缺少国民党特工系统的内线。鲍君甫职位高，能量大，是难得的人才。于是，周恩来命中央特科第二科科长陈赓，立即与鲍君甫建立单线联系。
1928年5月，陈赓将鲍君甫约到一家咖啡厅，进行了秘密洽谈。对于陈赓的请求，鲍君甫痛快地予以了答应。帮助共产党做事，是他一直以来的夙愿，是他求之不得的。为了辅助鲍君甫工作，陈赓还保证，每个月给他300大洋作为活动经费。
与此同时，他还会定期提供中共党内一些不太重要的文件，比如《红旗》《布尔什维克》等刊物以及宣传资料等等。利用这些资料，鲍君甫可以暂时用来堵住杨剑虹的嘴。
这次会面，让鲍君甫正式成为中共特科在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内线，也正式确认了“双重间谍”的身份。为了帮助他工作，陈赓将地下党员连德生派遣在他身边，以保镖的身份到处公干。一旦获得了情报，就由连德生上告给陈赓。
鲍君甫正式参加工作后，以杨登瀛为自己化名。表面上，鲍君甫卖力地搜捕共产党员，而且“成绩斐然”。几乎每个月，鲍君甫都能得到一些共产党的情报和文件。因此，鲍君甫在陈立夫、杨剑虹心中稳步高升，几乎成为调查科内部共产党问题的专家。
不仅如此，鲍君甫还发挥自己善于“来事”的特长，经常带着张道藩等高层人士在上海各大舞场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因此，鲍君甫也得到张道藩的赏识。
1928年8月，杨剑虹在一次冲突中，被请帮人员所杀。因此，陈立夫不得不将鲍君甫提升至高层，成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由此，杨登瀛在短时间内，便成为了国民党在上海特务机关的最高负责人。其后，陈赓谈到这段历史曾经说：
“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是掌握在我们手中的。”
而国民党一方呢？对鲍君甫百般信任。例如新任调查科主任徐恩曾每次来上海滩，都要到他家中探望。然而对于鲍君甫的工作，徐恩曾却从来都不过问。
因此，鲍君甫身边的中工人员越来越多，其中便包括后来田汉的夫人——安娥。鲍君甫收集情报后，便立即交给“秘书”安娥审阅。若安娥觉得有用，便将之抄送给陈赓。
那么鲍君甫到底给予了什么样的情报呢？主要有两点，其一是营救战友，其二是清除内奸。
在这两方面，鲍君甫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众所周知，上海滩有很多外国租界。这些租界几乎等同于独立王国。而鲍君甫善于经营关系，和英国巡捕房探长兰普逊、帮办谭绍良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兰普逊甚至表示：
“在国民党方面，巡捕房不愿同杨登瀛以外的人接触。”
只有，兰普逊还将鲍君甫推荐给法租界的巡捕房。因此鲍君甫又成为了法租界巡捕房的顾问。
因此，只要国民党特务机关和上海租界巡捕房有抓捕中共党员的计划，鲍君甫总能得到第一手消息。通过鲍君甫的帮助，中共特科多次躲过敌人的抓捕，从而化险为夷。如果有同志不幸被逮捕，鲍君甫便经常亲自出马，去监狱里捞人。
1928年4月15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原主任罗亦农在与邓小平商谈完工作后，不幸被英国巡捕房的侦探抓走。
罗亦农的不幸被捕，让周恩来心急如焚。罗亦农和邓小平会面的消息是中共方面的绝密，英国巡捕之所以能准确抓捕罗亦农，恐怕是因为我们内部有了叛徒。为了避免革命遭受进一步损失，周恩来命鲍君甫前往英租界，和兰普逊交涉，尽量救出罗亦农。
首先，他将罗亦农被捕的消息告知了陈立夫和张道藩。陈立夫明白，罗亦农在共产党内部地位很高，这回算是抓了一条大鱼。因此，陈立夫命令鲍君甫向英租界提出请求，立即引渡罗亦农。
找到兰普逊后，这位英国警长痛快地答应了鲍君甫的请求，毕竟这是国民党高层的意思。经过旁敲侧击，兰普逊将罗亦农之所以会暴露行踪的内情和盘托出。原来，罗亦农的秘书霍家新、贺治华夫妇背叛了革命。为了捞取更多奖金，他们收集了一份300多人的共产党员名单。罗亦农，不过是霍家新夫妇取信于英国巡捕方的投名状。
听到此消息，鲍君甫心中暗暗叫苦。于是他立即联系陈赓，要求他立即派特科人员出动，尽快惩治叛徒，夺回名单。同时他还表示，必须赶紧营救罗亦农，否则他便有性命之危。
陈赓得到消息后，一面派出红队特工处理叛徒问题，另一方面则组织战友，准备在押解罗亦农时劫法场。不过很不幸，陈立夫为了防止夜长梦多，竟将罗亦农就地处死。周恩来、陈赓没有时间和机会营救这位革命者。
4月26日，特科人员按图索骥，杀入霍家新与贺治华的家中，用手枪将两个叛徒就地正法。拿分名单，也被特科人员销毁，从而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1929年8月24日，革命领导人彭湃在召开军事会议时，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4位同志。原本，周恩来也准备参加会议，结果临时有事没有去，这才逃过一劫。
在路上，周恩来亲眼看到几辆装甲车呼啸而来，大批帝国主义巡捕和中国探子倾巢而出，仿佛“捕人如像预知的一样。”
像以前一样，周恩来有一次联系了鲍君甫，并要求他找到彭湃等人关押的地点，以便于营救。
接到命令后，鲍君甫不敢怠慢，并且很快就查到了真相。原来彭湃之所以被捕，是因为其部下白鑫叛变投敌。白鑫曾是黄埔一期的学生，早年加入中共，曾在彭湃领导下的海陆丰政权工作。1929年，他又调任为彭湃的秘书。
但是不久后，白鑫的一个亲戚背叛革命的罪行暴露，彭湃亲自审批，对此人执行了枪决。怀恨在心的白鑫通过他的弟弟，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并由此出卖了彭湃。
得到消息后当晚，周恩来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营救彭湃以及惩办叛徒。对此，鲍君甫认为，彭湃影响力太大，不可能轻易救出，只能在押送的必经之路上劫狱。
陈赓将鲍君甫的想法向周恩来请示后，特科立即组成了劫狱小队。然而由于准备不周，错过了时间，导致营救没有成功。最终，彭湃等烈士被反动派残忍杀害。
为了给彭湃报仇，特科红队四处出击，到处寻找白鑫的下落。然而白鑫知道红队的厉害，因此躲藏了起来，当起了缩头乌龟。
而鲍君甫则以国民党特派员的身份，设法找到了白鑫的住处。白鑫说：
“中共红队太厉害，上海不宜久留。最近，我准备去南京面见蒋委员长，然后去意大利躲躲风头。”
看着白鑫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鲍君甫心里暗自切齿。他按捺着心中的愤怒，对白鑫拍着胸脯保证，国民党一定会保护他的周全。
之后几天，鲍君甫天天找白鑫打麻将。牌桌上，白鑫说自己已经买好了船票，将于11月11日晚上11时乘游轮离开中国。鲍君甫回家后，立即将此事告知了陈赓。
11月11日下午，陈赓亲自带领10名红队队员，埋伏在国民党特务范争波的公寓附近。晚上10点多钟，两辆小车停在了范家门口，很显然这是国民党为白鑫提供的专车。其后，范家的佣人不断将行李往车里塞。
11点，白鑫夫妇、范争波兄弟以及3个保镖共7人从后门走出，眼看就要上车了。就在这时，红队人员突然发动袭击，连续击毙两个保镖。白鑫见状不妙，抢了一把手枪撒腿而逃。然而陈赓又如何会让这个叛徒逃走。
最终，3名特科人员将白鑫逼入了一个死胡同，最终将他击毙于和合坊71号门前。在这场锄奸行动中，白鑫、范争波弟弟和3个保镖全部毙命，而范争波和白鑫则受了重伤。
在一片混乱中，红队队员从容撤退，可谓毫发未损。谅谁也没想到，在防备森严的法租界，竟发生了这样一起刺杀大案。此消息立即轰动了上海，甚至被称为“东方第一谋杀案”。
1930年秋天，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不幸被捕。为了从他口中敲出情报，巡捕对他上了电刑，眼看就要牺牲了。在陈赓的请求下，鲍君甫请兰普逊吃了一顿饭，并且诓骗他，任弼时是自己手下的特务。虽然半信半疑，但是兰普逊仍然卖了他一个面子，将任弼时释放出狱。
1931年初，关向应不幸被英国巡捕抓获，同时还被公共租界搜去了一大批文件。由于兰普逊不懂中文，又不便将文件给外人审阅，于是他找来了鲍君甫。
鲍君甫见此，立即将计就计。他将陈赓手下干将——刘鼎介绍给兰普逊。聪明绝顶的刘鼎，拿起一叠叠文件，用流利的英语表示：这只是一批学术资料。
就在兰普逊大失所望之时，刘鼎悄悄顺了几份最高机密的文件，塞进了自己的口袋。其后又堂而皇之地拿走一叠手稿，说要回家去鉴定。第二天，刘鼎偷梁换柱，将另一份稿子带给了兰普逊。不懂中文的兰普逊不知是计，竟将关向应的文件弃之不顾。不久后，关向应在大律师陈专皋的帮助下成功脱罪，并且立即赶往中央苏区工作去了。
几年的时间里，鲍君甫惩治叛徒、营救战友、汇报国民党、帝国主义抓捕进步人士的消息，可谓是成果斐然。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中共最危险叛徒之称的顾顺章，突然背叛了革命。
1931年4月28日，天正下着雨，鲍君甫像往常一样，和陈赓在外滩见面。在林荫小路上，陈赓对鲍君甫说：“很不幸，顾顺章！”
听闻此言，鲍君甫大为震惊：“顾顺章同志现在关在哪儿？有我能出力的地方吗？”
陈赓苦笑道：“不用了，他已经叛变了。”
陈赓的话，让鲍君甫的心凉到了谷底。顾顺章是中共高层，熟知特科的内情。至于鲍君甫的身份，顾顺章自然也是知道的。鲍君甫身份的暴露，只是时间问题。
陈赓拿出几根金条，动情地对鲍君甫说：“我们马上就要转移了，你快想办法去外地躲一段时间吧！”
然而鲍君甫却将金条还给了陈赓：
“这笔钱我不能收，现在你们正是需要花钱的时候，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而且我哪里都不会去，我还是留在上海，我就不信顾顺章斗得过张道藩。”
鲍君甫心想，自己为张道藩出力甚多，因此断不会被放弃。
陈赓也不勉强鲍君甫：“你实在不想离开上海，那就要要做好心里准备。如果顾顺章要咬住你，你就反咬他。今后共产党终归要得天下，那时候我绝不会忘记你的功劳。”
鲍君甫动容了，他保证道：“不知我今后是否能看着你们得天下，但有你这句话，哪怕明天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后悔交你这个朋友。”
周恩来、陈赓离开后，鲍君甫与党失去了联系。在顾顺章的攀咬下，鲍君甫果然被投入了监狱。1932年，顾念旧情的张道藩将鲍君甫救了出来。在张道藩的推荐下，鲍君甫去往南京反省院工作，担任训导员。在此期间，他为某些叛徒办理过自首书，曾劝降姚蓬子并为释放他做担保。
抗战爆发后，鲍君甫被汪伪机关任用，表面上当了“高级间谍”。然而实际上，鲍君甫仍然利用自己身份，为抗日和共产党出力。当时，他在汪伪机关的感化院工作。据关押人员马元放回忆，鲍君甫对刑事犯人很凶，但对中共人员和抗日进步青年则很和气，从来不打骂。不仅如此，他还多次在职权范围内释放共产党人。
日本投降后，鲍君甫因汉奸罪被捕。但经过核查，他并没有出卖民族的利益，因此没有被追究。
出狱后，鲍君甫成了一个卖香烟的小贩，生活过得十分困苦。渡江战役后，南京解放，他依然以做小买卖为生。
镇反运动爆发后，鲍君甫因曾担任中统特务以及汪伪感化院院长而被捕。1951年，法院认为鲍君甫在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都曾担任较高职位，而且从事特务工作，因此被判处死刑。
然而鲍君甫积极自救，他提出在解放前，自己曾为党做出过很大贡献。这一点，周恩来是知道的。
后来，他又想起了陈赓，他说自己曾与陈赓单线联系，陈赓是他的上级。时任市第一任院长的鞠华不敢怠慢，立即给陈赓发函。陈赓回答：
“鲍君甫确系1927年起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以后任伪中央感化院院长，据说表现不好，其他详情不知。”
陈赓这封回信，既肯定了鲍君甫为党做出的贡献，也毫不避讳他为汪伪政权工作的往事。但即便如此，陈赓的回信依然给鲍君甫带来转机。
1952年1月25日，南京法院认定，鲍君甫虽然从事过伪职，还当过中统特务，但就任院长期间，多次释放同志。观其一生，功大于过，因此予以当场释放。
鲍君甫出狱后，依然处于衣食无着的精魄境地。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得知此事后，想方设法给予了他一定救济。
1954年，鲍君甫以战友名义给陈赓信了封信。而陈赓也不忘诺言，他向李克农和罗瑞卿申请，为他每月发100元的补助。1956年3月15日，南京军区派专车将鲍君甫送到北京，和陈赓、陈养山、安娥等老战友见面。在陈赓的安排下，鲍君甫在北京游玩了3个星期。
周恩来得知了鲍君甫的境况后，让他当了文史专员，总算有了幸福和安稳的晚年。1970年，鲍君甫不幸去世。在弥留之际，他再三对儿女们说：
“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个什么人，我自己也不知道，但周恩来是知道我的……”
对于这些藏于隐秘处的特工人员，作为昔日特科领导的周恩来自然不会忘记。因此在临终前的一刻，周恩来决定将这些埋藏在心底的名字一个个地说出来。而在其中，就包括他牵挂了很多年的鲍君甫。周恩来曾评价鲍君甫是功大于过，对这在我们党最危难的时刻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鲍君甫前后育有2子4女，都是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在平凡的岗位上奋斗了一生。他们，都以自己父亲为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