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十一年冬月，清晨的畅春园，天光未亮，康熙帝刚刚在清溪书屋驾崩，京城便已暗潮汹涌。康熙的亲信、随侍六十年的大太监赵昌刚刚扶棺而出，便被禁军围住，不得动弹。此刻，步军统领隆科多迅速传达康熙的遗诏：胤禛继承大统，是为雍正皇帝。然而，就在宣布继位的同一夜，朝廷传出惊人命令，雍正下令处死赵昌，这位忠心侍奉康熙一生的心腹太监，仅一夜之间便被迅速处决。赵昌从小伴随康熙左右，与康熙情深义重，为何在新皇帝继位的第一天便惨遭清洗？
康熙帝晚年治理的宽松与失控
康熙帝在位期间，初年以雷厉风行的改革和坚定的统治手腕，对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做出了无可争议的巨大贡献。他的政策和决策，无论在军事还是文化上，均有力地推动了大清的繁荣与强盛。然而，随着在位年数的增长，康熙帝晚年的政治态度和治理风格出现了明显的转变。
康熙帝在位六十余年中，尤其是在其晚年，经常在朝会上对臣子们说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政宽事省”的话语。皇帝的这种思想逐渐影响到整个朝廷，甚至更深层次地影响了整个政府机构的运作方式。在这种宽松的政治氛围下，康熙帝更是强调“凡事不可深究者极多”，此言一出，仿佛给了许多官员一个放松甚至是逃避责任的借口。
原本应严格把控的国家财政和资源管理，在康熙帝晚年也显得异常宽纵。不仅在朝会上，康熙帝在处理一些具体的政务案件时也常常表现出不愿深究的态度。例如，在处理户部报告的浮费问题时，康熙帝可能仅仅是轻描淡写地批示几句“宽以待人”，而不去追根究底，查明问题的真相和责任归属。
这种从上而下的宽政导致了官场的贪污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官员们知道，即使被查出问题，最终的处理结果也往往是轻罚或者不罚。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们怠玩成习，纵容自己在职责范围内懒政，甚至有的官员明目张胆地挪用公款。例如，一些地方官员会在上报地方收入时报告虚假的数字，将真实的税收私分，这种情况在康熙晚年变得尤为普遍。
在司法、军事等部门，也都有类似的情形发生。因为皇帝的宽纵，使得一些官员在处理民间纠纷、军队管理等方面也敷衍了事，甚至利用职权进行私人的权力交易。譬如，在军队中，有的将领可能会因为缺乏足够的监督而私自侵吞军饷，或者在兵员点验时弄虚作假，上报的兵力数字和实际不符，这直接影响到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国家的安全。
康熙帝晚年的政治宽松与懈怠，虽然一度维持了朝堂的表面稳定，却也种下了许多隐患。各级官员的怠玩成性和普遍的腐败现象，逐渐腐蚀了大清帝国的政治根基，为后来的雍正帝继位后的严厉改革埋下了伏笔。
康熙帝对官场贪腐的处置与末年社会动荡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户部堂官希福纳等人被御史弹劾，揭发出其贪污户部内仓银六十四万两的重大案件。这起案件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牵涉到官吏多达一百一十二人，涵盖了多个层级的职员。希福纳身为户部堂官，本应秉公守法，管理好国家的财政资源，然而他却滥用职权，侵吞了大量国库银两。
面对这一严重的贪污事件，康熙皇帝表现出极为矛盾的态度。他曾表示“朕反复思之，终夜不寐，若将伊等审问，获罪之人甚多矣”，这是康熙帝对处置此案的复杂考量。他最终仅将希福纳革职，并未对其他涉案官员进行更严厉的处罚，而是要求他们在限期内将贪污款项上缴。
因地方官员苛政、贪腐等因素，社会矛盾也逐渐激化，地方不满情绪在一些地区不断累积，最终引发了暴动。康熙晚期，江苏无锡县发生了一起典型的地方抗暴事件，县令李牧治理残酷，对民众压榨成性，百姓难以忍受。无锡县一位普通农民刘三，因不堪县令的残暴统治，聚集了数百名同情者，于山中发动反抗行动，可惜最终寡不敌众被捕并残忍杀害。
康熙帝驾崩与雍正继位的宫廷变局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即1722年12月20日），康熙帝玄烨在北京畅春园的清溪书屋驾崩，终年69岁，结束了其长达61年10个月的统治生涯。康熙帝去世的消息在朝廷和皇室中引发了震动，各派势力迅速展开了行动。此时，以八阿哥胤禩为首的“八爷党”支持十四阿哥胤祯，而胤祯则远在西北前线未能赶回。与之相对的是四阿哥胤禛，此刻身在京城，静候事态发展。康熙生前的亲信、步军统领隆科多掌握关键局势，手持康熙帝的遗诏，宣布由胤禛继承皇位，胤禛即位后称雍正皇帝。
雍正即位后，立刻着手巩固皇位，集中权力，以应对朝堂上随时可能爆发的变动。在康熙帝去世当晚，畅春园还发生了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大太监赵昌被处死，随康熙而去。赵昌从小便是康熙的伴随太监，彼此关系密切，陪伴康熙度过了60年时间。康熙即位后，赵昌始终跟随左右，逐渐成为康熙的心腹之一，深受信任。然而，在康熙去世后，雍正帝却毫不犹豫地下令处死了赵昌。
雍正帝处死赵昌的罪名
为赵昌定罪的原因，雍正帝列出三项指控。首先，雍正指控赵昌在康熙帝时期布置眼线监视自己。赵昌在康熙年间负责为康熙帝传递宫内情报，尤其是监视包括胤禛在内的诸多皇子。在康熙授意下，他安排人手监控京城宫内各方动向。由于赵昌的特殊身份和与康熙帝的亲密关系，他在宫廷中拥有较大的权力和网络，这些耳目极有可能持续向康熙报告雍正的日常行动。尽管康熙去世，但这些安排给雍正帝带来隐患，赵昌作为潜在的不安因素，最终被列入整肃的名单。
第二条罪名是赵昌在康熙年间曾为废太子胤礽的儿子制作了一件火镰，并作为礼物赠送。火镰是古代一种用于生火的工具，由于其象征意义并无特殊之处，通常为日常用品。然而，雍正对这一行为却提出质疑，认为赵昌以火镰赠与皇孙，别有用心。由于胤礽曾被废黜，皇子们之间的权力之争复杂多变，而赵昌赠送的火镰因此被雍正视为存在“谋反”的可能性。雍正帝将火镰之事作为赵昌图谋不轨的证据，暗示其有意支持胤礽后代，引起潜在的权力威胁。
此外，赵昌还被指控在康熙朝期间积累了大量财产，涉嫌贪污。雍正称赵昌长期从国库中抽取银两，积累了巨额财富，以此谋取私利。赵昌在康熙晚年已是皇帝身边的重臣之一，其身份特殊，在宫内及外廷活动范围较大。凭借康熙的信任和自己多年的宫中影响，赵昌积攒了极大的财力，甚至拥有可以影响宫中部分权力的资本。赵昌利用康熙的信任，获得了多方渠道贪污国库银两的便利，累计金额达到数千万两。雍正帝在赵昌处决前公开指责他贪污受贿，用来表明对清廷贪腐行为的零容忍，并向朝廷和百官展示自己的铁腕治政态度。
雍正帝整顿吏治的果断措施
雍正用赵昌的事情杀鸡骇猴之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整顿官场。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他发布了一系列上谕，共十一道，详细列举了官场的各种积弊。上谕中点名了各级官员的普遍问题，如贪污贿赂、无能和表面华而不实的行为，强调必须澄清吏治，恢复朝廷的纪律与效率。
雍正帝从高层做起，首先罢斥了多名表现不佳的高级官员。这包括了多位巡抚和重要的地方官员，如江西巡抚王企清、湖广巡抚张连登、直隶巡抚赵之垣、山西巡抚苏克济、以及河道总督赵世显等人。这些官员因为贪腐、庸懦或者无能被一一免职。
随后，雍正帝下令各省的督抚对属下官吏进行严格的审查和整顿，命令明确指出贪腐的官员要受到严惩，无能和庸碌的官员要被裁汰。各级督抚在皇帝的压力下不敢有所懈怠，纷纷执行整饬命令，力求清理各自辖区内的不良官员。例如，浙闽总督满保上奏称，已经有多名属下官员被劾免，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将无人可用来办理公务。湖南巡抚魏廷珍也表示，其辖区内已有超过一半的官员被参劾，请求中央审慎考虑。
到了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雍正帝再次发布诏谕，针对有些督抚在执行整顿命令时过于急功近利，恐慌参劾他人以求自保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他强调，各级官员在参劾同僚时必须秉公办事，不能存有迎合上意的心态，应当以事实为依据，公正行事。
进一步到雍正四年（1726年）十一月，雍正帝又针对朝中各部官吏的庸碌无能问题下达命令，要求各部堂官对所属司官进行细致的甄别，明确指出那些“实能办事者不过一、二人”，其余多数人都是庸碌无能，偷懒安闲的存在。他要求将这些无法胜任工作的官员从体制中剔除，同时保留能够实际办事的人员，以提升官僚机构的效率和功能。这些行为虽然强硬，却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对后来清朝的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作用。
参考资料：[1]户华为,吴红.康熙的尚德兴廉之道与清官之治——兼论“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0(6):790-7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