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抗战结束到彻底败离大陆，国民党地方军政体系大致先后有这样几种存在：行营、行辕、绥靖公署、“剿总”，以及军政长官公署。

鉴于不少人对以上这些概念和实质理解得并不透彻，有时候还会被搞得晕头转向，因此我认为很有必要就其进行相关梳理，阐述一下它们各自的来龙去脉，并对彼此关系做个讲解。

先说全称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的行营，本质上为军委会的派出机构，在抗战时期及解放初期大致负责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战区进行业务指导。

广泛为人所知的行营，是武汉会战之后设立的一南一北两大行营：白崇禧为主任的桂林行营，理论上负责指导第三、四、六、九等战区；程长官颂云为主任的天水行营，理论上负责指导第一、二、第五、第八等战区。

抗战末期成立的汉中行营，则统辖有第一、第五两大战区。

白崇禧

但从实际来说，行营及行营主任并不具备对战区内战事的至高指挥权，除非受到了军委会的专门特别授权，比如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在得到授权情况下才统一指挥了桂南会战。

一般来说，行营更多起到的是上传下达、沟通协调的作用，越到后期越被边缘化，甚至最后成为了文件抄送、备份的“吉祥物”。

随着军委会的裁撤和形势的变化，行营形成了两类改组走向：一类最终改组为绥靖公署（简称“绥署”），如张发奎广州行营先改组为广州行辕，最后变为余汉谋广州绥署；另一类改组为行辕，如李宗仁汉中行营先改组为北平行营，再改组为北平行辕。

统观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方面大致存有五大行辕，分别是东北行辕、北平行辕、西北行辕、武汉行辕、广州行辕，他们基本都是在原来各自行营基础上改称而来。

熊式辉出任过东北行营、行辕主任

既然前面已经提到了绥靖公署，接下来我们就讲讲这一机构的相关情况。

大致说来，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绥靖公署，基本就是抗战时期的战区，绥靖公署主任也基本即为原来的战区司令长官。

为便于理解，我们不妨举例说明：胡宗南第一战区改成了西安绥靖公署，阎锡山第二战区改为太原绥靖公署，顾祝同第三战区改为徐州绥靖公署，刘峙第五战区改为郑州绥靖公署，孙连仲第十一战区改作保定绥靖公署，傅作义第十二战区改作张垣（张家口）绥靖公署等等。

如前所说，虽然广州绥靖公署貌似由于广州行辕改组，但实际上广州行辕、广州行营的前身可能并非张发奎第四战区，而更多是余汉谋第七战区，毕竟第四战区的辖区主要在广西，广东则更多隶属第七战区。

广州绥署主任余汉谋

到这里，我们可以稍微做个小结了，从前面提到的具体案例我们就能发现，行营、行辕其实又有所谓大小之分。

所谓大行营，以及由大行营改组而成的大行辕，理论上统辖两个及以上战区或绥靖公署，如北平行辕辖有保定、张垣两个绥靖公署。

所谓小行营，基本就是一个战区或绥靖公署的建制，如广州行辕和广州绥靖公署的关系。

到了解放战争进入阶段之前，国民党方面又整合设置了“剿总”这一机构，专注于军事指挥，剥离了原来行辕所拥有的行政职能。

国民党“剿总”计有四个，即东北“剿总”，徐州“剿总”，华北“剿总”及华中“剿总”。

基本可以这么认为，东北“剿总”即为原东北行辕军事加强版，徐州剿总稍显特别，等于合并了原郑州和徐州两大绥靖公署，实则也是原并不实际存在的徐州行辕军事强化版。

华北“剿总”，同样可视作原北平行辕军事加强版，同时理论上又能指导太原绥靖公署，可由于傅作义和阎锡山的历史渊源，太原绥靖公署相对独立。

傅作义和赵承绶

至于华中“剿总”，也无非是原武汉行辕的军事强化版本，只不过“剿总”总司令由白崇禧担任，而不是原武汉行辕主任程长官颂云，后者改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

因此可知，国民党的“剿总”，只承担并加强了原各地行辕的军事指挥职能，同时从规格上又高于绥靖公署。

到了解放战争尾期，国民党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撤销“剿总”及绥靖公署，转而成立军政长官公署，比如西南、东南、华南、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等，统筹各地军政事宜。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党的军政长官公署，基本就是原来的行辕，等于又开回了倒车，只不过换汤不换药而已。

以上，仅对国民党行营、行辕、绥靖公署、“剿总”、军政长官公署作了简要梳理，你看有说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