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李二人，一个强调塞防，一个强调海防，本质上是清朝在版图的多个方向遭受威胁，国力衰弱，无力守护疆土的表现。

左李之争，发生在1874年。作为封疆大吏，左宗棠也好，李鸿章也罢，即便有利益之争，但也懂得陆疆和海疆同等的重要性，哪里都不丢，丢了就是朝廷安全的缺口，后患无穷。但是清朝积贫积弱，实力要远远落后于列强。而左李所处的十九世纪末，旧中国正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边疆威胁。西北、东北是沙俄，西南受英法在南亚和东南亚的扩张威胁非常大。海上，则是在1840年以后基本没有自主权。重要的是面对东洋日本的威胁。在清王朝的核心区域，日本开始染指朝鲜王国事务，清朝真的是顾了东，顾不了西。

在不具备多线作战和多线防御实力的情况下，势必要考虑哪里是重点区域。清朝的重点区域无疑是京师周边区域，也就是传统的华北地区尤其环渤海周边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发达。而当时的西北地区则是一片荒凉景象，人口少，经济更谈不上发达。进入近代以来，沿海地区就是中国的核心地区，经济贸易发达，清朝在不能面面俱到的情况下，肯定优先发展海防。海防做好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守住核心区域。

而清朝衰落的开始是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是海上的列强打过来的，加强海上防御，是维护清朝统治的关键。而李鸿章等洋务派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大力发展实业，这里面当然也包括左宗棠。洋务运动在很多人的认知里主要是沿海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其实并不止在东部也有，在兰州当时有甘肃机器制造局，就是后来担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提出。而李鸿章则长期在东南和直隶等东部地区，考虑的事务，肯定是基于自己治下的情况来确定的。左宗棠在平定回乱的过程中，开始认识到新疆的重要性，开始考虑这个西北屏障。

纵观华夏文明的发展进程，不得不说是地理条件上形成的安全屏障。中华民族在很长时间内处于一个相对稳定和安全的生存发展环境。东部大部分都濒临近海，在航海不发达的时候，欧亚大陆东端几乎是安全的。南部与南亚、东南亚也几乎以高大山脉为界，尤其西南在青藏高原的外围是喜马拉雅山脉，即使在今天通行条件也不够便利。西北则是因为茫茫沙漠，阻挡了外来民族的入侵。

历史上，中原王朝也很重视经营西域地区（主要是新疆），因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在西安或者洛阳，属于西部或中部偏西，西域地区就是安全屏障，设立都护府，保持军政存在。但是唐朝出现的安史之乱，使得政治中心东移，由于大量人口南迁避乱，使得南方人口逐步超过北方人口，经济重心也开始南移。唐朝以后，西域地区的重要性再降低，但并不是不重要，屏障作用始终有，由于中心东移还有海上威胁的出现，来自西北方向的威胁几乎没有。对于西北尤其是传统的西域地区重视程度严重不够。

到清朝时，也曾经多次对天山周边用兵，解决了叛乱问题，但真正的重视并没有达到。就朝廷施加的影响力来讲，这里确实不如内地。抛开在当时还没有重视和开发的资源，但战略地位而言，这里就是维护内地的一道屏障，越过塞防，其他的防御体系并不是那么坚固，深入腹地，甚至威胁民族的命脉。左宗棠长期在西北供职，作为封疆大吏，他深知，这片最西部疆土的作用，丢了它，就会把一个匕首，插入东方大国的心脏，没有翻身之地。

中国西部疆土虽然环境恶劣，尤其气候干旱，很多地方是漫漫黄沙之地，但就中国近代历史而言，民族在最危险的时刻，西部是回旋之地。一定程度上守住西部就有机会翻盘。在这方面，左宗棠虽是封疆大吏，亦是民族功臣。

这也是个人经历有关，另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力的清朝所谓的中兴重臣，李鸿章则主要的经历在东部，参与了更多的海防事务，看到了日俄餐食中国东北的企图，还有法国在越南向中国南部海域的扩张，当然还有跃跃欲试的英国。海上安全确实多，并且由于国家最发达的区域几乎全部位于近海，使得海上安全变得异常重要，作为裱糊匠的李鸿章，面对漏洞百出的海防，他必须想办法在短时间补充海防，来维系清王朝最后的希望。海防不安全，列强打过来，中心区域将会失去安全感。

当然，左宗棠也并不是不关心海防，在担任闽浙总督时，参与了福建水师的组建。李鸿章作为当时清朝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对于塞防也不可能不考虑，只不过是孰轻孰重的问题。有国力，每一寸国土都应该有安全屏障，只不过没有那么大的财力，舍去他自认为不重要的西部边陲，去守卫政治、经济的中心区域，不能说错，只能说眼光不够长远，大局观不够。

耻辱的时代已经过去，当今之中国，有钢铁长城，还有逐步变厚的家底支撑，无论是陆地上，还是海洋上都要加强防御，维护安定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