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圣先师孔子曾说，古代男子的最高追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修身，乃是指对自身的强化，齐家，即成家立业，不辜负父母期望，完成家族延续，平天下，意在入朝为官，许身国家，创建一番功业，人生便了无遗憾。

这四大目标之中，入朝为官无疑是最难实现的一个，正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科举制度千年有千年的历史，但却只有少部分人能“金榜题名”，一举成名天下皆知的更是凤毛麟角，想当年范进为中科举考到了四十岁，成功之后甚至喜极而疯，唐代诗人罗隐更是为功名赶考十几次，最终都未能如愿，颓废半生。

功名利禄是古代大多数人穷其一生的追求，但在明朝却出现了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官员从三品降到四品，他们并不感觉伤心懊恼，反而十分高兴，这是为什么呢？

古代的人才选拔制度经历了一个从简陋到完善的过程，入朝为官也从容易逐渐变得困难，人才选取制度的规范化，意味着朝廷官僚质量的提升，也象征着时代的发展进步。

最早的人才选拔是汉朝实施的察举制，主要针对分封制度下诸侯管理范围内的宾客，在进行筛选之后，由诸侯王直接推荐到朝廷为官，这类制度虽然有一定的人才筛选作用，但弊端明显，时常有诸侯王任人唯亲的现象出现，导致其丧失公平性。

隋朝时期创立的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的一次巨大变革，不看地位和权力，这种分科考试的方式让很多寒门学子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才华，相比于此前的察举制有非常大的优势，为朝廷输送了许多被埋没的民间人才。

科举制的显著优势让后续朝代对其进行了沿用和完善，在唐朝时期增加了殿试和武举，所谓殿试，是对人才的进一步筛选，指帝王将此前考试之中的成绩优异者召入京城，亲自监考，这便是后来的进士科，乃是科举考试的最高成就。

武举则是在武则天时期产生，武周时期唐朝边境战争爆发，武则天有派兵征讨之意，却极少有可用的将领，所以才推行武举制度，在考察将领武功和身体素质的同时，兼顾其在文化和军事策略方面的素养，确保在战场之上统筹兼顾的能力。

明朝开始，科举制度更加严格，当时突发的南北榜事件更是开创了分卷考试的新潮流。

起因是在某次科举成绩公布时，上榜之人均来自北方而无一位南方举人，从而引起了南方学子的不满，他们联名举报负责批阅的官员，称其徇私舞弊与北方学子勾结。

朱元璋在得知此事以后，通过南北分卷的方式来平息众怒，对于科举制度来说是一次重要变革，但明朝在后续的考试之中，走向了固步自封的谬误。

朱元璋为了将权力紧紧抓在自己手中，采用八股取士和九品中正制度，从古代先贤的作品之中抽取内容进行考核，毫无创新，这种方式将学子举人全都变成了读死书的机器，与其一同使用的九品中正制度则是官员等级的详细划分。

九品中正制度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产生，明朝将其沿用并改良。

魏晋时期由于皇室的没落，尤其是依靠士族大家所建立的东晋，管理系统被当地名门望族垄断，九品中正制只是应用于士族内部官僚任命的一种等级排序方法。

明朝则不同，废除丞相之后，国家大权被内阁所掌控，九品中正配合八股取士所选出的官僚，直接为朝廷服务。

学子自上而下根据成绩的高低，分为九品十八个阶位，一品为最高，九品为最低，每一品分为正从两种，正尊从卑。

官员的任命一般根据品阶的高低顺次安排，一品官员大多在京城担任要职，俸禄较高，手中可能掌握一定权力，七品或七品以下可能被安排至偏远地区担任县令或知县，成为地方的父母官，虽然同属于朝廷编制，但所得俸禄较少，升迁的机会也十分渺茫。

官职分配并非是完全绑定的，明朝时期将会根据官员在岗位上的政绩和表现进行考核，决定其是否需要平调或升迁，一般来说，官职越高，升迁可能性越小，每一步都难如登天，但明朝时，官员从从三品贬谪到正四品，却十分高兴，这是什么原因？

遭遇贬谪依然高兴，首先就是因为明朝过分严格的监察和官僚廉政机制。

朱元璋在最初建立明朝的时候，吸取了前面元朝灭亡的经验，深知官员廉洁程度对朝廷的重要性，所以废丞相，设置御史台，主要责任就是监察文武百官的工作，后续为了更有效地对官员实现监督，朱元璋还对御史台赋予了司法权。

司法即审判权，这便代表着御史台可以根据朝中官员的不良表现直接定罪，因为直接对皇帝负责，朝廷中官员无论官阶高低全都要接受监督，至于地方上，朱元璋则增设“六科给事中”负责管理。

洪武十一年，朱元璋用锦衣卫替代原本的监察机构，这种特务组织无所不在，对朝中官员进行监督，森严的监察机构让朝中官员如履薄冰，每时每刻都在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

与这种特务机构一同出现的，是朱元璋的“重拳反腐”，虽然反腐倡廉是没有什么过错，但朱元璋的手段过于残酷，从中央官员到地方芝麻小官，只要是存在贪污的官员，无论涉及钱财多少，一律从重处罚，这便使得朝廷之中人人自危。

看似不多的钱财，可能让自己在顷刻之间人头落地，甚至还要牵连家人一同定罪，这让朝中官员惶恐不安，尤其是生活在锦衣卫的监视之下，难免会出现基于私人恩怨进行陷害的行为，明朝官场因此陷入恐怖。

真正是“高处不胜寒”，越是身处高位的官员，觊觎他位置的人就越多，盯着他的锦衣卫也就更多，一旦有把柄落入他人手中，那将是万劫不复的悲惨结局。

从正三品调到从四品，表面看是官阶的贬谪，其实是官僚之间关系的一种缓和，对于官员自己来说，官阶的调整代表着职位的变动，权力的削弱和俸禄的降低，但这并不是坏消息，这些变化同时也代表着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官阶高于自己。

盯着自己的眼睛也会适当减少，变得不是那么引人注目，如此一星半地的降职，其实只是无伤大雅的小错误，例如某些政绩未达标，或在统计汇报方面出现了小纰漏。

这些无关痛痒的惩罚后来也成为明朝官员缓和关系的手段，即用自污的手段转移其他人的注意力，让自己摆脱骑虎难下的窘境，那些因此损失的钱财，相比于自己和家人的性命来说就显得云淡风轻了，此后发生的大事件也从侧面佐证了这一点。

太子朱标的亡故让朱元璋陷入疯狂，原本朝中官僚都是留给朱标的政治集团，如今皇位却被迫传给了朱允炆。

朱元璋为了让皇太孙坐稳未来的江山，选择血洗原本的政治班底，包括蓝玉在内的所有重要官员全都被处死，一二品官僚都有波及。

一番腥风血雨之后，那些侥幸存活的四品官员恐怕都会为早年的降职而高兴。

降官值得高兴的第二个原因，是官僚体系内部的重新划分，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早就成为心照不宣的存在，就像是古代的职业高低一样，虽然划分为九流，但也有上中下之分。

九品中正制度中，除了等级的详细规定之外，也存在尊卑的划分，在最初之时，尊卑的划分介乎于二，三品之间，这种划分源于西晋的“八王之乱”。

八位皇子为争夺帝王之位打了许多年，赵王曾发布军令，三品以下官员随大军作战。

这时开始，三品便是官僚尊卑的分水岭。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三品官员的地位逐渐下降，到了任期考核之时，有许多从三品官员被降为正四品，这种调动看似很小，但却是地位尊卑的变动，他们之所以感到高兴，是因为“宁做鸡头，不当凤尾”。

因为官阶的变动，三品时常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朝中曾出现明确规定，高官必须由二品以上担任，三品四品等充任地方县令，也就是说，三品官员即使留在朝廷之中也会被嘲笑和瞧不起，但到了地方上，即使同为县令，三品降为四品的官员也会更加有话语权。

与其在朝廷之中接受冷眼和蔑视，不如在地方上行使实际权力，所以那些降职官员才会如此高兴。

有时候锋芒毕露并不是真正的功成名就，过分耀眼的光辉往往短暂，懂得蛰伏，藏锋守拙的官员才能更加长远的，所以降职为四品官员，无异于急流勇退，所以值得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