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人民政权

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建设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必须建设好民主政权和广泛的群众组织。今天我们要完成守卫南大门的光荣任务，也必须把各级政权建设好，把群众组织起来，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发动和组织珠江三角洲的千百万群众，支援和参加斗争。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是首先派出民运工作队发动群众，组织起各种群众组织，然后再由下而上地建立各级政权。现在情况不同了，解放大军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力量，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级政权。我们要先从部队和地方党抽调干部，并吸收知识青年和旧政权的部分工作人员，首先把县区政权建立起来。

县区政权建立以后，立即投入支前工作，征集了十万担大米和七十多艘船支援西进兵团。随之通过春耕渡荒、防洪救灾、退租减租等工作和斗争，发动和组织群众。据一九五0年底统计，全区先后建立了农会三千八百八十八个，会员四十三万六千余人;妇女会二百四十一个，会员四万零七百余人;工会二百五十五个，会员四万七千六百余人;青年团六千余人;民兵三万八千八百余人。

由于参加县区政权工作的同志大多数来自部队，对政权业务生疏;新参加工作的同志和留用的旧人员也相当多，在工作中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普遍存在;侵犯中农和华侨的利益有所发生，因而影响了党群关系。为了解决上述的存在问题，地委决定从一九五O年六月下旬开始，自上而下地进行整风，总结工作。全区参加整风的干部有二千九百五十七人，占全部干部的百分之七十二。通过整风，改善了上下级关系，团结了内部;对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不良作风，纠正违反政策的做法，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但是，在部分干部中又产生了工作中缩手缩脚，怕犯错误的消极现象，经过教育后有所克服。结合总结工作，进行整风和不断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是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思想作风建设的好方法。

珠江地区在发动和组织农民，建立农村基层组织方面，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五O年一月至三月。这个阶段农村的敌我斗争异常尖锐。土匪、特务从分散潜伏到公开集中，勾结地主、富农控制广大农村。他们主动向我进攻，抢仓暗杀，造谣破坏，煽动叛乱。我们虽然开始建立县、区的人民政府，但在乡以下的基层全是空白。加上我们工作人员在征粮工作中没有认真发动群众，在执行政策上又产生一些偏差，因而农民对我们仍抱怀疑观望的态度。在这一阶段靠命令主义建立起来的农会和民兵，存在着严重的组织木纯。其中老区的农会和民兵，一般素质比较好，发展了一些新成分。而在新区则多数是地主、富农和匪特，迎合我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为掌握我基层组织而建立起来的。经过合理负担斗争后，农民对我党的政策逐渐有所了解，开始敢于接近我们。

因而，此时建立的农会和民兵也比较可靠。

第二阶段:从一九五O年四月至六月。这一阶段，土匪在我军全面进剿下，其反革命嚣张气焰被打了下去。党和政府领导农民进行退租运动，展开了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全区直接参加退租运动的农民有十四万多人，退租所得的稻谷有十四万多担。经过退租运动，农民的阶级觉悟有了提高，更加靠近我党和人民政府。番禺县龙岗的农民在退租后高喊“共产党万岁!”有一个农民说:“我几贵(再贵)都要买幅毛主席像返屋企(回家)挂起来”。农民初步发动起来了，建立了一批成分比较纯、比较可靠的农会和民兵。但由于发展过快，有一部分新建立的农会和民兵的成分还是比较复杂。

尽管如此，我们开始在新区控制了部分农村。

第三阶段:从一九五0年七月至十二月。在这一阶段，干部通过整风运动，改善了党、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剿匪肃特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反革命势力被大大削弱了。各县普遍召开了两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在这些代表会议上，讨论了肃特治安，减租反霸，完成公粮、公债任务等问题。通过农民代表会议，进一步密切了党、政府和农民群众的关系。党和政府又领导农民进行秋季的减租运动，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了。在这个形势下，我们对农村基层组织采取了不断整顿的方针:一方面，清除不纯分子，改造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农会和民兵组织;另一方面，发展新的农会和民兵组织。在这基础上，建立和改造了二百三十六个乡政权，二千六百四十八个村政权。我们在广大农村，开始树立了政治优势。

总的来说，我认为珠江地区农民的发动是比较慢的，但也是合乎规律的。当然，如果我们地委领导上抓得更紧些，工作做得更好些，政策上少出些偏差，是可以发展得更快的。一九五0年底，广东开始进行土改试点工作，一场大规模地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在广大农村树立贫下中农政治优势的斗争拉开了序幕。

发展生产

珠江三角洲地区虽然是鱼米之乡，富甲南粤，人民向来勤劳节俭，但是，解放前在外国帝国主义、国内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恶霸、资本家和土匪的重重剥削和抢掠下，广大贫下中农和工人都过着贫困的生活。我们党的地委、县委、区委和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后，春耕迫在眉睫，广大农民面临着缺种子、缺肥料和缺口粮的威胁，部分工人失业，急待救济。党和人民政府竭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人民群众克服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全区发放了春耕农贷谷八万九千多担，蔗贷十三亿五千万元(旧人民币，下同)，蚕贷二十四亿元，肥贷一百二十多万斤，失业工人救济粮十三万多斤，老区救济粮一万二千多斤。同时我们的部队还节约粮米，救济驻地的贫苦人民。我们的口号是:“不荒一亩田，不饿死一个人”。

这点救济粮款，虽然数量不太多，但它解决了广大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燃眉之急。接着，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又带领农民进行退租运动和发动社会互救(共得谷六十二万五千余斤，人民币三亿多元)，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春荒和春耕生产的困难。

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不理人民死活，水利失修。一九四九年珠江区发生了严重的水灾，仅三水、南海、顺德三县共溃堤四十五条，缺口八十个，塌卸一百三十处，损失农作物八十四万二千余亩，房屋倒塌三百二十座，受灾人口三十万。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在协助群众渡过春荒，胜利开耕后，又领导群众全力投入兴修水利的斗争。三水、南海、顺德三县人民深受洪水之害，积极响应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掀起了群众性的兴修水利热潮。三水县四十一万多农民上堤，南海县保证今年不崩一条堤围，顺德县实行群众性的“一椿一包”运动，三县共修堤围一百一十七万三千多土方，保证了全年不出险情，保护了一百七十万九千多亩农田，受益人口一百一十八万一千多人。此外，东莞县农民兴修了怀德水库，花县农民建设了清潭村水利工程，灌溉农田一万六千多亩，中山县第二区军民治理了横河水利。

经过生产渡荒，兴修水利，珠江区农民胜利完成了夏收、夏种，夺取了全年的好收成。广大农民夏收、秋收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减租运动，获得了利益，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南海县大沙村农民说:“今年割了禾，谷顶到楼板，真开心。在旧时割了禾，一船船谷都被地主撑了去，就算把谷担回家，也被土匪强借或抢光。放下镰刀就没有米煮。”

在工商业方面，各县进行了工商登记和改组各行业同业工会，成立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同时，进行公私关系的调整，扶助正当的工商业发展。若干行业签订了劳资集体合同，并成立了劳资协商委员会，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帮助资方克服困难，发展生产。

由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珠江区一九五0年的财经任务超额完成。税收折合米三百二十二万担，超额一百四十万担。全年征收公粮原配额五百一十八万七干担，征收到五百三十万七千担，超额十二万担。公债也超额完成五万份。

珠江区超额完成财经任务，对于加强守卫祖国南大门的经济实力意义重大。这是上级党的正确领导和我们全体干部的共同努力，以及全区人民积极支持的结果。尤其是在秋征中，任务大，人员少，全体征粮干部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确保秋征任务的超额完成。

一九五二年春，第十五兵团调走，广东军区改组为华南军区，叶剑英同志任司令员，谭政同I IT,任政治委员，吴克华同志任参谋长，肖向荣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我被任命为副参谋长。三月下旬，我离开了珠江军分区和中共珠江地委，到广州参加华南军区的筹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