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罗丰。
说起来对他影响最大的三本书，一本是上小学时就读过的，另一本是上初二时读的，后一本是上师专时读的，算起来都是在四五十年以前的事了。
1975年初二第一学期刚开学，轰轰烈烈的评《水浒传》运动开始了。《水浒传》小学就读过，这个他熟悉，《水浒》人物如数家珍，好像批判起来他也在行。一天，他灵机一动写了一份批判稿，题目是自己想出来的，叫做《从〈水浒传〉人物绰号看作者的阶级性》。文章的大意是这样的，作者施耐庵，完全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来描写水浒中的人物。从他给人物起的绰号就能看出来，出身大地主、官僚、军官的人物都有一个美好的绰号。宋江叫及时雨，卢俊义称玉麒麟，吴用是智多星，公孙胜更是入云龙，董平原来是东平府都监，绰号双枪将，一些过去当过团练使的人都叫什么将军：百胜将军——韩滔、天目将军——彭圯、圣水将军——单廷珪、神火将军——魏定国。这些将军在《水浒传》没什么影响，要不仔细查找，连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只是因为过去的身份是武将，就给一个将军的绰号，连排座次也靠前。但团练使是多大的官，他当时是不知道的。
而对于出身下层劳动人民的人物，却给予一些不堪入目，甚至带有侮辱性的绰号。赤发鬼——刘唐、黑旋风——李逵、混江龙——李俊。著名的阮氏兄弟，阮小五叫短命二郎、阮小七叫活阎王。猎人解珍、解宝两兄弟分别称：两头蛇、 双尾蝎。屠夫曹正被称作操刀鬼。在十字坡开黑店的张青、孙二娘夫妇，一个叫菜园子，另一个叫母夜叉。参加过梁山许多著名行动的白胜，绰号白日鼠。偷盗为生的时迁，被称作鼓上蚤。他们这些人虽然有功于梁山，却在一百零八将中排位较后。
显然，这样的分类有些勉强，也没有照顾到全部的《水浒》人物。实际上有些出身较好的人物，也并没有非常高明的绰号，如“双鞭”呼延灼。但在当时，他认为这个角度是自己想出来的，是个绝妙的主意。他马上就去县图书馆的阅览室，翻看了各省报纸上的批判文章。当时的报纸只有四版，每日来报夹在长长的报夹上，每月才换一次。也看几种杂志《红旗》《朝霞》等，很快就翻了一遍，都没有类似的题目。他花了几天时间，写了有千把字，就用父亲单位的信纸抄了一份，寄给《宁夏日报》。当年给报社写稿都不用贴邮票，只要将信封剪去一角，投进邮局的信箱即可。接着就是等待，每天放学他都去父亲单位的门房，有事没事地待上好一会儿，好在过去他经常去门房看报纸、杂志，看门大叔也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异样。这回主要是看看有无回信，最好是自己的文章能登在报纸上。好多天过去了，仍然没有下文，看来是没什么希望。
两星期以后，有一天下午，他照例去门房，一个《宁夏日报》的大大厚厚信封上赫然写着他的名字，他有些激动地拆开信封，失望随即挂在脸上。时隔太久，记得是一份铅印的退稿信，大意是“某某同志，你的来稿不适合在本报发表，特此退回，望你继续支持本报工作，欢迎来稿”云云。编辑另用钢笔写了一段话，“虽然来稿不能发表，但看出你有一定的写作基础，顺寄稿纸一本，请继续努力写作”。没有署名，但字迹很草。第一次投稿就失败了，虽然也有思想准备，觉得失败是必然的，真正要面对时却要多沮丧有多沮丧。不过“有一定的写作基础”的评价，是一句不小的鼓励，又让他着实高兴。那时，个人的空间不多，大信封只能放在书包里，背在身上。背了几天后被同学翻出，拿出来供大家传看瞻仰，引来一阵哄笑，一时让人羞愧难当。投稿虽未成功，但他却养成一个习惯，只要看见评《水浒》的文章，就看有没有人研究人物绰号，过去了多年，没有。
罗丰近著两种。
他历史兴趣的形成，却来源于一本讲述文学的书。
从小他就对历史有点兴趣，那时他已经读过许多古典小说，也在读一些人物传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东周列国志》《三侠五义》《七侠五义》等，还有现在很少听到名字的《小八义》《五女兴唐传》之类，都是当时最为津津乐道的历史小说。以为这些都是在讲过去的历史，《三国演义》是三国史，《水浒传》就是宋代的历史，《小八义》当然就是隋唐时期的事了，应该说好多普通人都是他这样的想法，它们是大众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以为这就是过去真真发生过的事情。
“文革”中的学校课程很少，几乎也没什么课外作业，功课略加敷衍一下就过去了。放学之后，就直奔小说，借人家的、被催着要还的小说，就在课堂上读了。读书也没有人指导，全由着自己性子，很大程度上是能见着什么，就读什么，几乎没什么选择。实在无聊，心血来潮时，也会在他父亲的书架上找几本旧书来看看。这次翻到的是一本不太厚的小书，茅盾的《关于历史与历史剧》。父亲买书有一个习惯，就是开一张发票夹在书里，这张发票显示1964年在银川购买，大约是他出差时所购。
茅盾的小说，他不太喜欢，父亲的书架上却有《茅盾文集》，但不全，“文革”中烧掉几本。虽然也翻过什么“蚀”三部曲、《林家铺子》之类，但总提不起兴趣来。印象深刻的是茅盾写一个作家的短篇小说，名字已经忘了，内容就是作家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作，写一段不满意，将稿纸揉成一团丢在地上，不一会儿地上便丢满了大大小小的纸团。那时的文学少年都幻想成为作家，看了茅盾笔下的作家那样艰辛无聊，就有了放弃梦想的打算。虽不喜欢茅盾，但父亲讲过关于与茅盾有的故事却令人神往，父亲告诉他南京大学有一位年轻人叫叶子铭写了《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一书，作为大学毕业论文，叶子铭当年只有二十岁出头，实际上是对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就能写一本书，非常令人好奇并羡慕敬佩。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此书重印，他马上买了一本，对茅盾的好感从听到这个故事那年开始。
茅盾写作这本书的缘起，是因为他看了一部《卧薪尝胆》的剧本，内容写的是春秋时期吴国和越国的战争，也就是卧薪尝胆故事的来历。茅盾没有复述《卧薪尝胆》剧本故事的内容，上来就讲怎样甄别史料，哪些是史料，哪些能成为史料。先说《左传》与《国语》中的《吴语》《越语》是怎么回事，《史记》是怎样记的，《吴越春秋》又如何，这些书大多是他当时没听说过的。《东周列国志》中所讲的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的故事大多是从这些书中来的。
接着又讲了汉代以后的人对这些故事是怎么看的，每个人的具体意见。看起来非常复杂，最后又说到元代杂剧中这些故事是如何表现的。当时他似懂非懂、囫囵吞枣地看了一遍，总体一个印象就是，小说、历史剧中讲的故事并不是历史。后来在许多年中，他也有意无意地看一些关于吴越历史的著作，并没有学者引用茅盾的这本书，可能史学家觉得是一本说文学的书。实际上书中的许多见解是超过一般历史学家的。后来又读过一遍，这里把茅盾关于史料的见解抄录一下：
所谓史料，即有人称之为“历史生活”的一切文字记录或口头传说。文字记录有官方的，也有私人的；口头传说则全是民间的。考古发掘所得，属于文字记录之类。新出土材料可以审核或补充从古相传的文字记载，可以订正文字记载的错误；然而也不能认为出土的古器物上的图画或文字的史料性是绝对可靠的。制作器物的私人（而且属于统治阶级的占绝对多数），他的主观意图不能不在器物的文字中乃至图画上反映出来。至于墓碑、私家传记等等，其可靠性是相对的，有时竟很不可靠，这就要对个别具体事物作出严格的鉴定，不可一概而论了。
这样，他对历史学基础知识的认知，全是凭读一部文学家写的书得来，已经完全知道了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包括人物和事件，与小说、剧本中描绘的并不是一回事。
当然，将历史与历史小说中非常复杂的多重关系对立起来，显然是较为肤浅的认识。以现在的历史认识过去的看法，应该是有相当程度的改善。事实上，历史小说在事实与虚构方面，常常游荡在二者之间。这样说来，历史小说仍然是我们了解过去的一个重要的取材对象，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个语境下作者是如何还原过去的历史的。
在固原师专上到二年级时，他对唐代文学发生兴趣，尤其是白居易的诗。找了个题目，想写一篇《略论白居易的讽谕诗》。其实，这个题目并不是完全自己找的，当时读了中国科学院文学语言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其中一小节写到了这个问题，但是篇幅很短。他觉得有很大的拓展余地，就花时间找相关的书籍。通过在县图书馆工作的屠保文世伯，找到了线装本的《白氏长庆集》《元氏长庆集》，摘抄了全部的讽谕诗，记得光白居易部分就有一百五十多首。后来也买了一套中华书局刚出版的《白居易集》，并且在学校图书馆新来的书中发现《元白诗笺证稿》，这本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也是出版不久，还没上架就首先借出来。
那时根本不知道有陈寅恪这个人，这本书当时觉得也不太容易读。最有用的是“新乐府”部分，只记得陈寅恪说这部分是仿照《诗经》三百首而作，尤其是前面的总序，是模仿《毛诗》大序。具体分析的部分不是特别好用，他说写新乐府时，白居易在做左拾遗，用一诗表一意，记述一件事，五十首已经不少了。这些观点他引述进论文里。印象最深的是每每说到每一首诗，陈寅恪都会指出，历史上如何，史实怎样，往外延伸很多，似乎超出文学史研究的范围。最后，考证了白居易的先世、后人，指出其为西域胡人。在陈寅恪的启发下，他也查找了新旧《唐书》有关白居易的一些内容，并写进文章中。毕业时，这本书他仍然没有买到，也没有要还回图书馆的意思，于是，向图书馆负责人陈明儒讨教，陈出主意：“就说丢了，赔五块钱了事。”照办。
《元白诗笺证稿》或许是他当时最仔细读过的一本学术著作，后来才知道是一部名著。
花了几个月，这篇论文终于写成了，有三十多页。文章在几位老师之间传阅了很长时间，每人都写了不错的评语。最后由于大家都有点吃不准，就没能发表在学报上。他研究唐代文学的梦想从此幻灭，但仍心有不甘，二十年前，他在闲聊天时问了朋友、著名唐代文学专家朱玉麒兄，据朱兄说，好像还没有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文中的“他”就是现在笔者。
罗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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