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开，万物生，树木向荣。海南之境，生有奇树黄花梨，可入药，可制器，依云水之地而峻拔，得自然之妙而隽永。黎人采之民用，唐人得之如珍宝，明清以此用具自成一格，今人视之为藏品之极。此一际遇，可凭古籍古诗词中的黄花梨为叙，而黄花梨之雅，存于诗书中，可以苏轼诗“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为证。

资料图：明代杜堇工笔画《玩古图》中的黄花梨屏风。

土产花梨出黎峒

追本溯源，目前有关黄花梨明确而可靠的早期文献是生活在初盛唐时期的陈藏器撰著的《本草拾遗》，这是一本关于中医药的书，目的是补《神农本草经》之不足。其中有这样的记载：“花榈出安南及海南，用作床几，似紫檀而色赤，性坚好。”南宋赵汝适《诸番志》也有这样的记录：“海南，汉朱崖，儋耳也……四郡凡十一县……土产沉香……青桂木，花黎（梨）木，海梅脂之属。”但文献中频繁出现花梨木，则要等到明清时期。如明朝初年王佐增补的《格古要论》、明人顾岕《海槎余录》、明人严以简《殊域周咨录》、清人李调元《南越笔记》、明末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清人程秉剑《琼州杂事诗》等，都有记载。尤其是天才的木匠天启帝朱由校亲力亲为，以花梨木为原料制作出精美的器物之后。“上之所好，下必从之”，皇帝的示范效应是不容忽视的。明朝后期以花梨木为原料的明式家具兴起于江南一带，并在清朝前期成为高档家具的主流。根据李时珍《本草纲目》，他曾引用陈藏器之语并补充说：“木性坚，紫红色，亦有花纹者，谓之花榈木，可作器皿、扇骨诸物。俗作花梨，误矣。”由此可知，民间所见之花梨木制品，以小型器物为主，且主要产于黎族人聚居之地，宋代赵汝适在其著作《诸蕃志·志物·海南》中就对黄花梨作了如是记录：“土产沉香花梨木等，其货多出自黎峒。”

资料图：明末黄花梨镶大理石案屏。

花梨是超越时间的贡品

花梨木器物之风行天下，皇帝的示范效应之外，黄花梨本身的品质是更根本的保证。黄花梨堪称木材中的皇帝，其木质之坚硬，卓尔不群，使其常温下不腐烂不变形，是家具最理想的材质，保证了器物制成之后，可以长久使用。同时，木材本身的香气——我们要记得，不管是陈藏器的《本草拾遗》还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是记录药用植物的书，不仅自身防虫害，还能保护所贮藏之物，不管是衣物，还是书籍。所以，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说，黄花梨木满足了人们对材质的全部要求。

在明清相关史料中，还有海南黄花梨作为贡品的记载，在地方官吏向黎族人征收各种土特产时，最重要的一项便是黄花梨：万历四十三年，两广总督张鸣冈上书：各官无艺之争，曰丁鹿，曰霜降鹿，曰翠毛，曰沉速香、曰南板、曰花梨木……黎何堪此重困，是不可不树牌禁者。

资料图：清代黄花梨四面平画桌一角。

此外，在很早以前，海南黄花梨就已作为贡品进献朝廷，在清代作品《南越笔记》中，李调元作了如是记载：“占城，本古越裳氏界。洪武二年，其主阿答阿首遣其臣虎都蛮来朝贡，其物有乌木、苏木、花梨木等。”这些笔记式的记录，赋予了黄花梨物传之久远的可能。材质不腐，工艺精良，原本就是一种可以实现不朽的途径——不光是匠人的手艺和名声，也是器物持有者家族绵延的证明。这又赋予了黄花梨器物超越时间的意义。

古诗词里的花梨温润如玉

黄花梨的另一特性是色彩艳丽，纹理清晰而又变化多端。民间所见之器物，所以以小件居多，除了材料难得之外，小型器物方便把玩，也是因素之一。黄花梨器物经过足够时间的把玩之后，会呈现出温润如玉的质感。而玉，在华夏文化中，自古以来就是吉善贵美的象征。所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就是这种象征的极好证明。黄花梨，正如《诗经·淇奥》所言，“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和君子一样，以草木之身，而有了金玉之质，惯于以物比德的读书人，立志成为君子的读书人，对黄花梨会有天然的认同感。

资料图：明代黄花梨书笈。

黄花梨虽然贵比黄金，但本身是木，可谓低调奢华。朱光潜曾借孟子之语说“充实而有光辉”的人格就是美，这其实也是君子品性的总结，尤其与北宋以来所形成的风气相契合。北宋的太平宰相晏殊曾讨论怎样的描写是真正的富贵。他认为以金玉夸耀，比如“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是暴发户气质；真正的富贵则是一种气象，并举自己的诗“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为例。那种清华与雍容与含蓄，与黄花梨的气质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