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 211 年，秦始皇帝三十六年。

在一统天下十年之后，大秦东郡的天空中突然闪过一道强光，忙碌的人们抬头望去，只见一颗蒙绕着烈火的流星划破天际，向着大地加速坠落。

几天后，当人们赶到陨星落地之处，只找到了一块石头。人们喧闹着把石头移起来，却发现上面不知何时已经镌刻了几个字：“始皇帝死而地分”。

统天下的大秦帝国，为何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就迅速走向了崩溃？前人已经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答：秦始皇的严刑峻法、苛税重赋、高压政策，赵高的擅权，秦二世的昏庸等等，这些都是促使帝国分崩离析的重要原因。

然而，如果帝国内在结构稳定团结，个别人的蚍蜉撼树之举真能让绵延数百年的王统在短短几年内就迅速崩解吗？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要回到帝国肇建之初。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秦对构建一个统一的华夏无疑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车同轨、书同文”，中国的书简上有了统一的文字，华夏的国家中有了统一的制度，这一功绩泽被两千余年，直至今日。

在光鲜亮丽的大一统之下，却也存在着一道黯淡却深邃的裂痕，那便是关中的秦土与关东六国故地之间的矛盾。

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大分裂、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代之后，大秦以征服者的姿态君临于六国之上。

但与地大物博的关东故地相比，老秦的统治核心似乎过于脆弱。如何治理这个割裂的新帝国，这个困扰历代征服者的问题，也笼罩在咸阳的庙堂里。

当年六国之人曾“卑秦”，将秦国“比于戎翟”，此时却尝到了别样的苦果。

对函谷关以东的六国人民，秦的统治者亦报以鄙夷的态度。在“军功爵制”如火如荼地施行，老秦人以军功突破身份的瓶颈之时，秦国境内的外邦之民却得不到与之同等的待遇。

《商君书·徕民篇》便耿直地指出：“今以草茅之地，徕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损敌也，与战胜同实。”

而那些被吸纳进秦国土地的外邦人，被称为“新民”，他们的职责是为秦耕地，以此维持自身的生存。

基于此，秦形成了“令故秦民事兵 新民给刍食”的体制。而在让秦强大起来的军功爵制之下，“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所以这些“新民”很难在秦的社会中获得上升机会。

而随着秦的疆域一步步扩张，越来越多的六国土地与人民被纳入了帝国的版图。若想要牢固掌握空前广大的疆土，就必须打破秦人与六国之人的界限。

在秦国发展的历史上，来自各国的“客卿”曾为秦的崛起提供了不小助力，但到了嬴政时期，“逐客”政策却一度成为新的人才方针。

这说明少数为秦立功的“客卿”，并未能扭转秦人与六国之间的鸿沟，而东方六国之人与秦人之间，也始终存在着不可消弭的裂痕。

虽然在李斯的力争之下，“逐客令”被废除，但在“秦并六国”这短短的十多年中，却也鲜少有六国人士能够在秦国官场中爬到高位，甚至连原六国之地的地方基层官吏都多由出身三秦的本土秦人担任。

更何况，居于帝国统治核心的始皇帝本人就怀有对六国之人的深深反感。

嬴政生于赵国，当秦赵在战国的烽火之中相争时，年幼的他甚至一度面临被杀的风险，只因母亲是富家之女，才得以被藏匿起来，捡回一条命。

而当他继承王位之后，又有卫国人吕不韦傲居王上，引嫪毐为乱，致使宫中兵戈不宁。后来他搞定了吕不韦，开始横扫天下，燕国人荆轲却又装出友好的模样，接近了他，差点要了他的命。

在他完成了天下一统的霸业之后，又有燕国遗民高渐离孤“筑”一掷，韩国遗民张良送来天降铁锤，都一再刺激着始皇帝的内心，让他愈发坚定了一个信念：六国之人，不可信。

他“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除了李斯、赵高这种早已身居高位的少数人之外，秦对被其灭亡的六国的人民并没有采取能称为包容的态度。这便使得纵使天下统一，但在这庞大的国家之内依然存在着两个分离割裂的世界。而在大秦将这些规模不可忽视的六国之人一步步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后，一场如狂风暴雨般猛烈的“触底反弹”便将如期而至。

首先要谈的，还是原六国的贵族。秦灭六国之后，原本的六国贵族失去了崇高的社会地位，只能流散人间，苟且求存。如楚国的王族熊心，便成了一个放羊人。而在秦末，流传着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秦国曾用诡计，让楚怀王惨死他乡，而楚亡一战中，又有大将项燕带全楚壮士与六十万秦军周旋，壮烈身死。楚人憎秦入骨，楚欲秦亡。这种“以灭秦为己任”的精神同样可以适用于其他诸侯国的贵族，如之前提到的张良，就是将这种志向付诸实践的典型。

大家都清楚，六国之中，楚国疆域最大，民众最多，对秦人之恨最刻骨。而同样的，在秦灭六国的战争中，只有楚国打出了出色而有效的抵抗。所以六国人愿意在灭秦阵营中推戴楚人为盟主，这也是“大楚兴，陈胜王”的口号，“张楚”一出，天下归心的重要原因。

而项氏起兵之后，楚将项燕后人的身份也为其吸引了大批部众。在六国铺天盖地的“复辟”浪潮中，楚王、齐王、韩王被拥立为新王，六国复生，战国时代死灰复燃。

然后要讲的，是六国的知识分子。在秦朝受到排挤的知识分子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群体便是方士与儒生。在经历了“图穷匕见”的死亡危机之后，始皇帝对死亡的恐惧情绪逐渐扩大，他开始求仙问道，追求长生不老之术。而作为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各国的方士们抓住机遇，纷纷涌入咸阳，始皇帝也对这批“仙人”给予他们丰富的资源支持，只为早日找到海中的仙山，求得长生之术。

纵使方士们神通广大，但所谓的长生仙术终究只存在于传说之中。方士耗费了大量的资源，而一无所获。在用尽借口塘塞始皇帝的期待之后，方士们发现自己被逼到了绝路。

如果空手回去见始皇帝，那么等待自己的下场不堪设想。诸多方士选择了逃亡，徐福东渡而不返，卢生也“诽谤亡去”。始皇帝因此大怒，将没来得及逃走的方士们坑杀于咸阳，方士被清除出了帝国的政治舞台。

而儒生的情况，与方士也有些类似。一开始，始皇帝对儒生并没有表现出特殊的厌恶，他也曾积极招揽人才，让儒生参与政事讨论。

从嫪毐之乱时听从听从齐胃儒生茅焦的建议，到多用“齐鲁之儒生”，设置博士制度，始皇帝对儒生的态度，是从合作开始的。

但秦国对礼法“敬而远之”，而为六国认可的宗法观念，与在学士中广为传播的儒家思想，在秦国并没有多少市场。即使是没有后来所谓的“坑儒”之事，这些知识分子在秦朝的统治下，难以感到满足。

因为他们从思想上，就存在着本质分歧。始皇帝封禅泰山之时，曾征召七十名齐鲁儒生，让他们参与商讨封禅大典事宜。然而这些儒生们个个引经据典，偏要遵从繁琐的古礼，并且还个个说得都不一样，意见难以统一，这种现象引起了始皇帝的反感。

于是他“绌儒生”，让其不得参与封禅之礼，而这些被排挤出国家大事的儒生，心中顿生落差，于是当后来始皇帝完成封禅下山遭遇暴风雨时，他们竟然幸灾乐祸地发出讥笑。

始皇帝不再尊重儒生，儒生们的傲慢态度，与之前卢生的诽谤一起，催生出了一个对知识分子们来说犹如恶梦的政策-焚书。

“焚书”的目的，其实是杜绝儒生等知识分子，以古非今，以言乱民，危害统一，但它在方法上实在是过于严厉、过于极端了。

正是在咸阳焚书的漫天大火中，秦朝的儒生、乃至更多知识分子们都意识到，在秦帝国的统治下，自己将永无出头之日，于是反抗的种子，也就这样在他们心中扎根了。

孔子的后代孔鲋，便是个很好的例子。面对“焚书”的威胁，他将书籍藏于墙壁之中，以此做出无声的反抗。而在陈胜起义之后，他也欣然跟从，作为博士、太师，为反秦出谋划策。

在秦朝维持思想专制与排斥六国人士的两面包夹之势下，东方的知识分子们也只得选择了反秦的道路。

后来司马迁在修史记时，胃然一叹，评价诸儒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再之后要讲的，便是逐渐败坏的秦朝更治，为了管理空前巨大的疆域，秦朝在地方上设置了无数的官吏。而秦朝管理官员的政策，不仅未能稳定帝国的统治，甚至起了反效果，在秦末的反秦队伍中，竟然出现了不少“秦吏”的身影。

在秦朝统一的过程中，为了保证军需供应，一般地方官吏的俸禄极低，即所谓“薄吏禄以丰军用”。这种情况在秦统一之后并没有改善。

虽然中原战事告一段落，但秦朝又进行了南征百越、北伐匈奴等外部战争，使得安宁与太平的梦想未能实现。这些战争将新的压力传递回了秦朝内部，官吏的待遇没有提高，工作量却大大增加。

在秦朝，官员面临着极为严苛的管理政策。例如，官员管理的马匹没有及时卸下负重要受罚，管理的牛羊生崽不够多也要受罚，粮仓里发现老鼠洞同样会受到惩罚。

再加上连带责任制度，一人受罚牵动数级，以至人人自危。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官吏们难以出色地完成管理国家的任务，吏治开始败坏，腐败滋生。

官吏们在面对严苛的管理和微薄的收入时，开始寻找各种方式钻空子逃避监察，从别处捞取财富以维持生活。例如，泗水的亭长刘季到咸阳出差时，当地官员纷纷送钱讨好他，吴中的杀人犯项梁也能凭借人望主持当地徭役。

这些现象表明，秦朝的严苛统治使得官吏们对秦朝不怀忠心，而吏治的败坏又让他们与人民走向对立。

底层人民在面对高压的徭役和苛捐杂税时，逐渐积累了对秦朝的不满。在秦朝统一后，收缴六国之兵，聚之咸阳，本以为海内归一，安宁终于到来。

但南北的用兵、宫殿陵墓的建设、长城直道的工程等重担汇聚到一起，压向了幸存下来的人民。随着“戎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的景象成为日常，秦朝的统治将最底层的人民也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在关东地区，反秦声浪加剧，奉行“乱世重典”的秦朝进一步提高了法律的严苛程度。关中底层百姓受到的压迫并不比关东地区小多少。当起义的旗帜遍布关东时，章邯才能率领“七十万”骊山囚徒迎战。这些骊山囚徒何尝不曾是大秦在关中的子民？他们也在严刑峻法中成为了帝国的“奴隶”。

当刘邦进入关中，对百姓说出“父老苦秦苛法久矣，与人民约法三章”时，人民才会忠心拥戴。这种姿态表明刘邦认识到秦朝的苛政是导致其灭亡的根本原因。饱受压迫的底层人民发出了第一声怒吼，举起了反秦的大旗，随后官吏士人、六国贵族也加入了反抗，他们的道路最终交汇到了一起，共同目标便是秦朝统治的终结。

秦朝的灭亡并非仅仅因为一两个个人的错误决策或偶然事件，而是由于其统治方式在根本上无法解决帝国内部的深层次矛盾。

严刑峻法和高压政策固然能够在短期内维持统治，但长期来看，却会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统治基础的动摇。

六国旧贵族、知识分子和底层百姓的共同反抗，最终将大秦帝国推向了灭亡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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