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16年4娃非亲生？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结婚16年3娃非亲生”事件又有新进展：
在2023年12月28日的庭审中，原告方“绿帽父亲”陈先生当庭提交了新证据，妻子俞女士于2022年11月在上饶市某医院生下了第四胎女儿，陪产人是与她有不正当关系的吴某某。
这意味着，事件极大概率上从“结婚16年3娃非亲生”，发展成了“结婚16年4娃非亲生”。
据悉，案件原被告双方陈先生与俞女士于2007年12月结婚，2008年生下第一个女儿，此后又先后生下二女儿和三女儿。
期间，3个女儿一直由夫妻双方共同抚养。
2022年4、5月份，DNA鉴定结果显示，3个女儿都非陈先生亲生，事件在6月份被曝光。
俞女士于2022年11月又生下第四个孩子，意味着当时她已经再次怀孕2、3个月。
坚称“没有出轨”“不知道孩子不是陈先生的”“DNA结果也不是百分百准确”——这个女人太猖獗据报道，俞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坚称自己不存在出轨，也不知道小孩不是陈先生的。
面对DNA亲子鉴定的结果，俞女士甚至放言：“DNA鉴定结果得也不能说100%准确”。
显而易见，这个女人实在是太猖獗了。
DNA亲子鉴定准确吗？我们知道，人类的遗传物质是双链脱氧核酸，共有23对（46条）染色体，同一对染色体同一位置上的一对基因称为等位基因，其中的一个来自父亲，一个来自母亲。
如果是婚生子女，检测到某一等位基因中的一个与母亲相同，另一个就应该与父亲相同。
根据遗传学原理，只需要做十几到几十个等位基因检测，就可以确定或排除亲子关系。
从概率学上讲，DNA亲子鉴定，如果作出否定结果，其准确率几乎就是100%的；如果作出肯定结果，准确率也可达到99.99%。
这就是DNA亲子鉴定书上通常不是给出“100%”，而是“99.99%”的原理。
但是，这个纯粹科学上“99.99%”的结果，放在社会层面，即使是社会规则最低线的法律层面，就是被接受为“100%得准确”，可以法律所认同，并被采信为可以决定案件判决的直接证据，即便是剥夺一个人生命权的极其重大的刑事判决中。
简单来说，DNA亲子鉴定科学上99.99%的结果，在社会层面上就是100%准确。
俞女士没有出轨？结婚16年，生4个孩子，已经作出DNA鉴定的3个都与婚内丈夫不存在生物学上的亲子关系。
俞女士居然坚称自己不存在出轨。
除非，这些孩子也都不是她自己怀孕生出来，即都是抱养的。
俞女士不知道孩子不是丈夫的？在有性生殖的智能人类，女性像其他有性生殖的生物一样承担了孕育后代的更大责任，付出了更大代价。
这种代价的付出也获得了一项“特权”，就是女性很大程度上知道孕育的孩子是哪一个交配对象的。
这种明了的准确性与女性采取生理期避孕的成功率差不多，至少有8成的把握。
在DNA亲子鉴定技术诞生之前，男性几乎无法从受孕和孕育时间上确定自己与孩子之间是否存在生物学上的亲子关系。
因此，“结婚16年3娃非亲生”事件中，俞女士其实很清楚孩子是不是丈夫陈先生亲生的。
这个女人太欺负人了如上所述，俞女士应该有8成的把握知道孩子是不是婚内丈夫亲生的，事实上结婚16年3、4个孩子都非丈夫亲生，实在是太欺侮人了。
因为，俞女士即使对婚内丈夫采取了一般性的生理期避孕，至少也有20%的“中靶率”。
事实上结婚16年3、4个孩子都非丈夫亲生，“脱靶率”达到100%，意味着俞女士对婚内丈夫采取了额外严格的防范措施，避免被陈先生“中靶”；除了坚决不给婚内丈夫生孩子的处心积虑，俞女士获得这种100%成功还需要一定的运气成分。
由此可见，结婚16年3、4个孩子都非丈夫亲生，俞女士实在是太欺负人了。
就这，俞女士居然还声称与丈夫还有感情。
说俞女士猖獗、处心积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尽管婚外情泛滥，女性对于在婚内生育非配偶亲生后代通常极其谨慎，男性充当绿帽父亲的比率其实很低。
10%的孩子不知道亲生父亲？
自古以来，全世界范围内对绿帽父亲的比率一直有广泛的猜测和估计，这个估计值一直不低。
在西方，一个广泛流行的说法是，有10%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
而且，这种说法还得到了一些“研究证据”的支持。
这些所谓的研究证据主要基于对女性行为学，和女性问卷调查的结果。
然而，具有更严格的生物科学研究的结果显示，社会上绿帽父亲率整体上并不高，而是很低。
这两种结果的差距，很大程度上表明，女性实际上高估了自己生出非婚生后代的比例。
自古以来，绿帽父亲率都很低
我们知道，人类46条染色体中有1条Y染色体只能来自父亲。科学家通过对Y染色体的检测和分析，可以相对准确地知道一个男性与家谱上的父辈是不是存在生物学上的亲子关系，即知道他是不是婚内父亲的亲生孩子。
不仅如此，通过对Y染色体和多代族谱的分析，科学家甚至可以追踪到数百年中一个家族中所有男性是否与祖辈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
在这个领域，世界上有很多研究团队做了不少的调查研究，结果来自多个研究团队，对多个国家地区不同家族的研究都表明，长期以来，人群中绿帽父亲率比传说中的10%低得多，大致都在1%左右。
比如，比利时一个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团队于2019年发表的研究中，使用群体水平的遗传谱系方法，通过对比利时和荷兰超过500年的父系家谱和活着的后代的Y染色体基因分型，显示所研究群体跨越时空的“配偶外父子亲子（extra-pair paternity，EPP)率”，即绿帽父亲率一直很低，大致处在从0.4%到5.9%的较大范围的变化中。
对社会环境因素的分析表明，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促生的城市高人口密度对绿帽父亲率增加的贡献最大；较低的社会经济阶层中绿帽父亲率也相对较高。
具体来说，在研究的群体中，以人口密度和社会经济地位作为主要变量的分析显示：
就平均人口密度而言，农民和中高社会经济阶层(熟练工匠和商人)的平均绿帽父亲率较低，在1%上下；低社会经济阶层(如劳工、织布工)的平均绿帽父亲率要高得多，超过4%。
同样以人口密度作为主要函数，绿帽父亲率随着社会资源增值率的增加而显著增加，从人口稀少的小村庄的0.6%左右，增高到人口密度很高的城市平均的2.3%；人口最稠密城市的低社会经济阶层最高达到5.9%。
其中，19世纪中叶，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工作的仆人和日工中绿帽父亲率甚至达到了36%的极端高值。
2016年一份基于先前研究的述评中，作者甚至直接以“人群中绿帽父亲罕见”作为标题进行了评论。
绿帽父亲率在不停社会背景，而不是时代背景下绿帽父亲率的变化，本质上仍符合人类进化的基本规律。
理论上，伴侣双方都可以通过从配偶外寻找繁殖机会来增强后代的优势，同时也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和代价。
相对而言，女性从配偶外交配获得的后代的优势比男性更大，但成本和代价的增加则更是不成比例的增加。
比如，由此带来的性传播疾病的增加，配偶由于强烈性嫉妒产生的侵犯，离婚风险的增加，以及社会和生物学名义上父亲减少或断绝抚育后代投资的风险等等，更大的受害方通常都是女性。
也就是说，男方尽管有难以确定后代是否为亲生的“劣势”，却有更强大的防止成为绿帽父亲的防范机制；从而导致女性在孕育非婚生后代方面会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是导致人类自古以来绿帽父亲率维持在低水平的主要原因。
“结婚16年3（4）娃非亲生”事件中的俞女士，不仅毫无忌惮，更是处心积虑地想方设法坚决不给婚姻存续长达16年的丈夫生任何一男半女，却给婚外吴某生了3、4个孩子。
这不仅是对婚内丈夫陈先生的极大欺侮，也是对社会道德和法律准则，甚至是对生物学基本法则的极大挑战，说她猖獗，一点也不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