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周秉德还记得，她来到北京伯伯周恩来的身边时，伯伯说：“我是依然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但是你不要在外面讲跟我的关系，你现在就是一名普通的学生，将来是一名普通的老百姓，普通劳动者，不能有任何的特殊。”

这么多年来，他们之间的相处，亲如父女。可直到伯父去世后，周秉德才透露，自己对伯父有一件懊悔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多年后，当周秉德接受采访时，85岁的她仍然住在公公工作时的单位宿舍楼：一栋有着六十几年历史的老楼。

她并不是没有机会换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在单位工作的时候，她也曾三次负责分房工作，却三次放弃了属于她的分房申请。

作为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很是低调，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该坐公交，坐公交，逛超市，逛超市……

但不可否认的是，周总理对她的影响是深远的。

她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知道伯伯，是在1947年。当时，她得知父亲在天津被国民党抓捕，后来她才得知父亲有一个哥哥叫周恩来，在共产党里做大事。

1949年，12岁的周秉德进了北京。初入中南海，她诧异一个又一个的院门，一排又一排的古柏。在这里，她怀着忐忑的心情去见七伯。

一见面，周总理就亲热地拉到了身边：“让我仔细看看你长得像谁？我看又像爸爸又像妈妈，你叫什么名字？”

周秉德介绍了自己后，伯伯告诉她，七妈去了上海，毛主席就住在前面不要打扰他。

周秉德第一次见面，照着天津的习惯喊周恩来大爷。对于伯伯的印象，周秉德第一眼看到他，就觉得他和自己的父亲特别像。

在她的记忆里，伯伯对家人有着近乎“不近人情”的严格要求，她不允许任何亲属搞特殊化。

一次她在院子里看书，战士们正在打扫卫生。伯伯看到她反而斥责她没有眼色行事。

他说周秉德这是没有平等意识的表现，在他的眼里，周家人任何时候都不能有高人一等的意识，这比学习更重要。

在日常的生活中，伯伯总是会像父亲一样教育着他们，让他们时刻谨记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在周秉德的一生中，伯伯来对她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有着深刻的影响。

1952年初中毕业时，周秉德报考了北京师范学校，因为当时的她看了一部电影，也就立下了她想要为国家做贡献的想法。

于是她放弃了升学的机会，投入到了教师的队伍中。

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了北京乡村的一所小学中。可刚刚在岗位上工作了三四个月，她就被调到了北京朝阳区委机关，从一名乡村女教师，成为了一名机关人员。

周恩来问她怎么回到区委机关了，是不是因为他的关系，周秉德表示她是党员才会被调回来。周恩来得知后，叮嘱她：“努力工作，将来还是要回到基层的。”

后来，周秉德的爱人被调到西安工作，周秉德也被分配在西安市轻工业局人事科工作。

1976年，伯父去世的时候，周秉德正在上海出差，当她在广播里听到这个噩耗时，很是震惊。

于是她赶紧赶回了北京。而她也想起她曾和伯父通过一次电话，并见过一次面。

1975年5月12日下午，她接到了曾担任伯父的保健护士的电话，让她去劝说一下周总理，让他积极治疗。

周秉德去医院见伯父，伯母拦住了她说是中央有规定。于是她和伯父打了一通电话。

电话中，周秉德百般劝阻，一再恳求，劝说伯父甩掉思想负担，保重身体。

1975年5月20日，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伯父，她看着伯父坐在一个小沙发上，脸颊消瘦，老年斑也比之前多了。他还询问了周秉德生活工作。

聊了一会，临走的时候，周秉德提出合影一张，伯父却说道：“你看，家里人很多，下次我们再照吧！”

没想到，再也没有了下次，这也成为了周秉德一生最懊悔的事情，也成为了她一辈子的遗憾。

尽管他在6月15日再次回到西花厅，周秉德因为有事放弃了这次机会，没想到错过了最后一次合影。

在伯父住院期间，伯母坚持按照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探视。

伯父去世后，周秉德时常怀念着他，在她看来，她觉得伯父的那双眼睛仍然在注视她现在所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