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9月17日，北洋水师和日本联合舰队在大东沟海域发生决战，此战以北洋水师失败告终。北洋水师在海战中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战后水师官兵和洋员对于炮弹供应都颇有意见，认为这是海战失败的重要原因。

比如说英籍帮办“定远”副管驾戴乐尔就提到“当时中国舰队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缺乏弹药”。美籍帮办“镇远”管带马吉芬也说在海战结束前半小时，“镇远”的305毫米主炮就只剩下了25发穿甲弹，榴弹已经全部用尽，到了最后阶段更是只有3发穿甲弹可用。“来远”帮带大副张哲溁则回忆在海战中，有“因弹子将罄而炮故缓施者”。

北洋水师弹药不足，当时普遍认为是负责北洋水师后勤的天津军械局的责任。像洋员肯宁咸就直言北洋水师弹药问题“是军需局的坏蛋官吏的罪恶”。

不过后来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提及黄海海战以后，北洋水师舰上和库存的各类炮弹为数不少，共有305毫米口径炮开花弹403枚、钢弹244枚，260毫米口径炮钢弹35枚，210毫米口径炮开花弹952枚、钢弹163枚，150毫米口径炮开花弹1237枚、钢弹202枚，6英寸口径开花弹477枚、钢弹23枚，120毫米口径炮开花弹362枚、钢弹38枚。

同时徐建寅在《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中又提到天津机器局和天津军械局“据称九月初以后已造三百余颗运送威海”，因此《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中所涉及的这些炮弹，大部分都是原有库存，并不存在炮弹供应不足的问题。如果北洋水师在海战中真缺炮弹，也是自己没有带足炮弹所致，责任在丁汝昌身上。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他们还找到了10月2日、10月6日两封盛宣怀给丁汝昌的电报，其中提及305毫米开花子80枚已经发至威海，305毫米开花子80枚、210毫米、150毫米炮弹各100枚发往旅顺，认为这360枚炮弹就是徐建寅提及战后发给北洋水师的“三百余颗”炮弹。

从表面看，这两封电报提及的炮弹数量和徐建寅说的“已造三百余颗运送威海”有些接近，看上去似乎能互相印证。因此这个观点一度非常流行，认为北洋水师炮弹不足的问题是丁汝昌自己造成的。

然而这个观点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从黄海海战结束到12月10日徐建寅抵达威海进行查验之间，天津军械局向北洋水师调拨的炮弹不止360枚。

比如说11月2日、11月8日盛宣怀给丁汝昌和天津镇总兵罗荣光的电报中，都提及“镇东”将运送包括305毫米炮弹在内的海军炮弹410枚前往威海。另外10月7日顾元爵致电盛宣怀说丁汝昌请领6英寸（152毫米）开花子数十枚，天津机器局现有库存100多颗。这批152毫米炮弹虽然后来没有提及有没有调拨下去，但是考虑到丁汝昌既然急着要用，天津机器局又有现成的库存，应该也发给北洋水师了。

因此在黄海海战后，天津军械局至少向北洋水师调拨了大约800发各类炮弹。考虑到因为种种原因，盛宣怀和丁汝昌之间的电报、信函可能有缺失，这个数字实际会更大。很明显，徐建寅说的“已造三百余颗运送威海”不可能是战后天津发给北洋水师所有炮弹的总和。

结合徐建寅之后还有一句“续经造成存局者尚有二百余颗，又九月间向外洋订购一千颗，明春二月间可到”。而当时天津军械局向海外订购的海军炮弹清单中，九月通过天津信义洋商订购的是“海军用三十半生钢开花子一千颗，二十一生钢开花子一千四百颗”，一千颗对应的是305毫米钢开花子，所以前面所说“已造三百余颗运送威海”的，应该也是特指305毫米炮弹。

综合来看，单就一份《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无法证明黄海海战前，北洋水师的炮弹储备非常充足。更何况战前随着中日之间关系日益紧张，丁汝昌为了备战曾经多次请领炮弹，还特意致函负责北洋水师炮弹供应的龚照玙，开具各舰所缺的炮弹，希望能按照清单发放。

各船不足药弹除未经购置不计外，就现有未经运到，择其急需各宗，饬陈游击开具清摺，请饬其检照检齐。

显然丁汝昌对于北洋水师所用炮弹的储存情况非常了解，能够开具清单一一索取，不大可能犯下明明库存有炮弹，他却没有带上的错误。因此这弹药不足的问题，主要责任还是在盛宣怀他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