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陈砯

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

1978年2月底，时隔两年的征兵工作开始了（1977年没有征兵），当得知部队来到我们公社征兵的消息后，已满十八岁，高中毕业的我（1977年底高中毕业），立马跑到大队，找到民兵营长报了名。

报完名后，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我的心里，真是有种说不出的满足。要知道，我等这一天，已经太久了。我渴望当兵的梦想，源于上初中时的一次经历。

那是1974年春季的一天（当时的我，刚满十四岁），一支进行拉练的部队，在路过我们村子时，休整了一晚。那一晚，身穿军装，背着大背包的军人哥哥们，分散住到了村里的一部分乡亲们家中。而我家，因为三代务农，自然成了优先选择的对象。

就这样，那天晚上，三位身穿军装，站得笔直挺拔的军人哥哥，走进了我们家的院子。而这，也是当时十四岁的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军人。那三位大哥哥，自打进入我们家的大门，就没闲下来过，不是拎着水桶挑水，就是拿着扫帚打扫卫生，亦或是去劈柴。当时看着这一幕的我，心里真是有种说不出的亲切感。也就是在这一刻，我在心底暗暗下定决心，自己长大后一定要去当兵，一定要成为像三位大哥哥这样的军人。

而且，要知道，在七十年代，当兵可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在当时，也广为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不爱红装爱绿装”。要是有人穿着一身军装，戴着军帽，背着绿挎包，脚踩一双解放鞋走在路上，那肯定会吸引所有人的目光。记得我上初二时，班里有一位同学，他哥哥当三年兵退伍回来后，送给了他一顶旧军帽。当他带着那顶旧军帽来上学时，真是吸引了我们全班所有同学的目光。一到下课，班里的男同学们，就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在他身边（当然我也不例外）。要是有谁，能有幸戴一次那军帽，真是能开心好几天。

报完名后，照例就是征兵体检。当时，我们体检，是在公社的卫生院进行的（有军医和卫生院的医生）。我本以为，从小到大，身体素质还算不错的我，会顺利通过征兵体检的所有项目。可没想到，测完内科、血压、外科、五官科，在测量最后的身高体重时，差点出了问题。

当时十八岁的我，身高一米七六，体重五十五公斤（平心而论，当时的我，感觉自己也并不算很瘦。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我们，家庭条件都很一般，平时缺油少肉、清汤寡水的饭菜，再加上饭量大，有些瘦也是正常的）。可没想到，那位体检医生，在测完我的身高体重后，不停地摇着头，嘴里还说着，“不行，不行，这孩子太瘦了，身体估计有问题。”

当时，听到这位体检医生的话时，我的心里真是犹如晴天霹雳、平地惊雷。难道，我几年来当兵的梦想，就要这样破灭。就在我不知所措时，一位站在一旁，穿着“四个兜”军装（当时的我，还不知道穿四个兜军装的是干部）的中年军人开口了，“哎呀，我也是从农村入伍的。农村的孩子不容易，半大小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是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肉，有点瘦是正常的。等到了部队，不出两个月，保准吃的胖胖的。”

听了这位接兵干部的话（姓吴，也是我们新兵连的一排长），那位体检医生点了点头，然后说，“也是，那我们再看看。”随后，那位医生，就让我平躺在床上。接着，又来了两位军医和三位卫生院的医生，站在床边，一起观察（几位医生摸了摸我全身的骨头）。最后，这五位医生得出了结论，他们一致认为我是营养不良，说到部队后，吃上几个月好的，就没事了。就这样，我才有惊无险地通过了征兵体检。因此，直到今天，我都十分感谢吴排长，要不是他，我真是要与当兵擦肩而过了。

通过征兵体检后，经过社会调查、家访（两位接兵干部在大队民兵营长的陪同下，来到我家进行家访）、发放入伍通知书（到公社武装部领取）、领取新军装后（当时的我，领到的是上绿下蓝的军装），1978年3月18日，我们县城两百多名新兵（一小部分身穿上绿下蓝军装，大部分都是上绿下绿军装），在接兵干部的带领下，身穿新军装、胸戴大红花、背着大背包，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上了绿皮火车，踏上了前往部队的路程（坐上火车后，我们每位新兵，都领到了三个面包和两根香肠）。

1978年3月20日，我们这批新兵到达了部队，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三个月的训练结束后，1978年6月底，我被分配到了空司警卫连（据说之前是警卫营，1971年后，缩改为警卫连）。当时，我们警卫连的任务，主要是负责办公机构、大院门岗和首长住宅的站岗执勤。而我，来到警卫连后的工作，则是负责西区小车库的安全问题（西区小车库，专门停放首长们的专车）。我这个岗哨，因为在首长生活区，可以走动，所以相对来说比较自由，属于流动岗哨。

就这样，在每天充实的工作和生活中，一年的时间是转瞬即逝，转眼就来到了1979年5月。五月，是繁花盛开的季节，空军大院里，也开满了鲜花，真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就是在这样的盎然生机下，我的军旅生涯，也即将迎来第一个转折。

记得那是5月的一天下午，我照常在西区小车库站岗执勤时，忽然从首长家庭院的小路上，迎面走过来了两位身穿“四个兜”军装的军人。其中一个是一位四十来岁，风度翩翩的女军人；另一个，是一位二十多岁，眉清目秀的年轻干部。见状，我马上立正，然后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等到了我跟前，那位比较年长的女军人，先是笑了笑，接着就问我，今年多大了，叫什么名字，家是哪里的。我一一做了回答。虽然我并不认识，但我知道，这一定是某位首长的夫人（因此，当时的我，真是紧张、忐忑不安极了）。

等我回答完，那位女军人点了点头，接着就问我，愿不愿意到首长家里工作。说实话，当时十九岁的我，听到这句话时，真是激动心“砰砰”跳，连双腿都不自觉地颤抖了起来。要知道，能到首长身边工作（给首长当警卫员），可是我们警卫连所有战士的梦想。

因此，面对首长夫人的询问，我回答得很干脆，“愿意。”等我回答完，那位女军人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两人就坐车离开了。果然，第二天早上刚吃完饭，连长就找我谈了话，主题也很明确，就是让我立马到空司门诊部体检（七十年代在部队，如果是提干或者是到首长身边工作，都必须进行体检）。当时，这次体检，是我的排长（姓李，1973年兵），陪着我一起去的。体检后（体检结果是一切合格），刚回到连里，连长就通知我打背包，立马前往空军谭副司令员家。

就这样，当兵刚满一年的我，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谭副司令员的警卫员，开始了三年照顾首长的生活（在七十年代，警卫员，也是勤务员）。

1979年10月初，在谭副司令员家，担任警卫员刚五个月的我，第一次跟随首长一起，前往广州珠江宾馆，进行疗养（首长身体不好，每年冬天都会前往广州疗养）。

来到广州后，虽然已是十月，可天气依然温暖如春，到处都是繁花似锦、绿树成荫。珠江宾馆的道路两旁，也长满了荔枝树和木棉树。这样看来，广州，的确是一个疗养的好地方。

作为警卫员，我在珠江宾馆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照顾首长的生活起居。宾馆里，有专门为首长合理搭配饮食的特级厨师和首长餐厅。我每天都会根据首长的想法（看首长具体想吃什么），选择厨师定餐。

我们工作人员，用餐则是在宾馆的大餐厅（用餐票买饭）。我随首长来广州，算是“出公差”，每天补助0.80元，这在当时来说，真是不算少了。算起来，加上津贴（当兵第二年，我每个月的津贴是7元），当时我每个月有31元的“工资”，都超过一名排级干部半个月的工资了（排级干部，每月52元工资）。

除此之外，作为警卫员，我还有一项工作，那就是陪首长在宾馆院内散步。记得1979年11月的一天上午九点半，我和往常一样，陪同首长以及首长夫人一起，在宾馆的院内散步。这时，一辆吉普车（嘎斯69吉普车），忽然迎面驶来，然后急促刹车，停在了距离我跟首长，大概四米远的地方。

我心里还在疑惑会是谁时，忽然从车上下来了两位军人，朝着我们走来。这时，首长夫人，小声地告诉我说，那是许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听首长夫人说完，我心里猛地一惊，而后就开始仔细观察着迎面走来的许司令员。只见，许司令员精神饱满、红光满面，穿着一双草鞋，和我当兵前听到的“描述”一样。

这时，我跟着首长和首长夫人，也迎面走了过去。到了跟前，在敬礼后，我说了句首长好。而许司令员，在点了点头后，就开始亲切地跟我们首长交谈了起来。两位首长大概交谈了五分钟，许司令员笑着说，还要去看看其他的冬休首长。于是，在跟我们谭副司令员道别后，许司令员就坐上吉普车的副驾驶（坐在副驾驶上，也是许司令员一贯的习惯），向宾馆西楼驶去了。

许司令员走后，首长夫人笑着对我说，每年十一月份，他都会来珠江宾馆好几次，看望在这里疗养的战友们。当时的我，在听首长夫人说完话后，心里不禁连连感叹，真不愧是许司令员，战友情深。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到今天，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平心而论，在当时，能给首长当警卫员的，大多都有好的前途。但我，则恰恰是那极少数的一部分。不过，如今已年过六旬的我，早已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所谓的幸与不幸，也只是两种不同境遇的比较而已。”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