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在东方古国因贫穷落后再一次陷入水深火热之时，西方世界出版了一本令思想界为之震撼的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
阿道司·赫胥黎在书中写到：“人们会渐渐爱上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显然，西方人对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关系的一次悲观预测。
然而，在彼时，西方思想界对科学技术的反思与中国人的心境相去甚远。让救亡图存的中国人更感兴趣的，其实是阿道司·赫胥黎的爷爷托马斯·亨利·赫胥黎所著的《天演论》，也就是“赛先生”。
正如《美丽新世界》和《黑镜》所表达的，在很多西方人看来，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似乎是矛盾的，似乎科技的高速发展让艺术家们对人类的未来持悲观态度。在反映这种矛盾的文艺作品之外，西方的20世纪哲人也对此表达过深刻的担忧。
上世纪50年代末，美国学者斯诺（C.P.Snow）在其著作《两种文化与两次科技革命》提到：“人类最重要的两种文化，科学技术和人文艺术正处在极度分裂中——一方面是科学高扬真理和器用、不断在各领域进击，另一方面艺术是诉求解构和自由、不愿再被任何定义——科学家和艺术家这两个备受人们尊重的群体，在彼此不信任中进行着深层的思想对抗。”
然而，在这种科技与文艺的对立正视角中，一种让西方学者惊叹的事实在新世纪发生了：在20世纪30年代仍旧在救亡图存的低谷挣扎的中国人，在不到100年之后，同时实现了科学技术的赶超与文化艺术的复兴。
这种赶超与复兴，以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为标志，在AI领域有其论文数量与产业化集群，在工业领域有其精益制造，在航天领域有其探月工程，在军事领域有其高超音速导弹，在医学领域有其屠呦呦的诺贝尔奖，在文化艺术领域有其汉唐气象与宋明风韵的魅力重生……
这种科技与文艺的双重复兴，让很多西方学者理解起来有难度。
中国人是怎么实现两者同时飞跃的？
梳理中国人的百年奋斗历史，特别是新世纪的科技发展史，便会发现这种互荣共生的景象是在历史进程的“情理之中”。
中华民族的命运最低谷，当属1900年。那一年，八国联军进京，清政府被迫签署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也就在同一年，敦煌莫高窟被发现，中华文化与艺术的宝藏重新出世，彷佛是暗透了便有了光，这道穿越千年的文化强光指引民族探索前行。
1929年，万国工业会议召开。日本学者关野贞提交的论文中，判定中国已经没有唐朝建筑了，中国人要想研究唐朝建筑，只能到日本去。
梁思成、林徽因二人对此不以为然。他们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回国后创办建筑系与营造学社，投入巨精力，计划以现代科技的方式去发掘祖国的文化艺术宝藏。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的当天，北京的营造学社收到了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从山西五台县发来的一封电报，告知在五台山佛光寺发现唐代木构建筑事宜。1937年7月9日《北平晨报》第五版头条发布在五台山佛光寺首次发现了中国现存唐代建筑的新闻。
实际上，佛光寺的发现也源于莫高窟。莫高窟被发现之后，西方文物贩子与学者捷足先登，将大量艺术珍品运出国外并进行图文出版。梁思成等人正是从法国学者伯希和出版的《敦煌石窟图录》一书中，捕捉到了“五台山大佛光之寺”的信息。
在全民抗战的时代，这个文化新闻很容易被湮没在时代洪流之中。然而，犹如莫高窟的被发现一样，文化与艺术之光，以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方式，穿越百年后焕发了耀眼光芒。
今年9月初的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上，位于徐汇西岸艺术中心的分会场，成为了非常高光的文化角落之一。
商汤科技通过AI重建与数字孪生技术，拆解榫卯结构和古代能工巧匠之智，对佛光寺这个现存最宏伟的唐代殿堂式木构建筑结构进行了高精度还原，于虚拟世界中再现其飞檐翘角、出檐深远而又雄大的斗拱，使人们得以在光影体验中瞻仰大唐的恢弘气象。
不仅如此。商汤还利用MMPose和MMflow实现了通过识别用户手部动作来控制机械臂位移，深入殿内，体验探索佛光寺的过程。通过增强现实技术，商汤还将佛光寺顶部刻字证据进行AR叠加，还原梁上的淡淡墨迹，更加清晰呈现佛光寺作为唐代建筑的证据。商汤还通过AR叠加照片史料，复原再现雄浑独特的大唐建筑风采。
在9月2日举办的WAIC论坛上，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实验艺术学院院长邱志杰教授用一句话诠释了他眼中的科技与艺术的关系：“我甚至不愿说科技与艺术互相融合，它本来就是一体的东西。”
邱志杰身兼艺术家和教师两重身份，其艺术作品被美国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等诸多机构收藏，其很早就开始关注科技与艺术关系的问题。
2016年，邱志杰到中央美院任教，发现学生们比较关心虚拟现实。但非常广阔的科技领域却没有被关注，比如新材料、生物、医学、农业、气象、太空等等。所以从2016年开始，邱志杰在中央美院开始提出“科技艺术”的概念。
经过邱志杰多年努力，今年3月，其申报的科技艺术学科进入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从此，美术学校出现了一个新的专业：“科技艺术”。
作为科技与艺术关系的前沿探索者，邱志杰认为，科技与艺术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人们理解和掌握世界的途径，亦如生命体本身，不断新陈代谢、不断进化。以高精度冶炼的国宝——越王勾践剑举例，邱志杰有一句关于科技与艺术的被广为传播的精到评论：“今天的艺术品，2500年前是尖端科技”。
其实，邱志杰的这句话，大思想家尼采早在19世纪就在《权力意志》中表达过：“人们用科学手段从事物中发现的东西，其实是预先塞进事物中去的。塞进去的叫艺术和宗教，重新把它领出来，叫科学。”
其实，相对于习惯于二元思维西方，中国人更容易理解科学与艺术的这种亲缘关系。因为中华文化的源头《周易》就包括数学概念与辩证法思想，而孔子的“六艺”中也涵盖数学。可以说，100年间中国古代文化艺术被重新发扬光大的过程，就是中国人重新阐释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关系的过程。
在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关系理解上，商汤科技董事长兼CEO徐立与邱志杰是近似的。徐立曾表示：“商汤希望让AI赋能百业，成为像水、电、能源一样随处可见、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并产生引发社会变革的新一代生产力。”
在AI赋能下，唐朝古建佛光寺在21世纪的科技展会上焕发出新的艺术光芒。
值得一提的是，商汤与邱志杰合作，在2022 WAIC上贡献了一幅科技与艺术结合的《智会世图》，在上海世博中心银厅外吸引着每一个来访者的目光。
《智会世图》局部
在《智会世图》这幅作品中，邱志杰用了传统中国山水画的笔法，同时又使用了传统中不常见的非常强烈的色彩，以及剪贴技法来表达当代城市的气质。结合商汤的“AI+AR”技术，地图场景将人工智能发展史生动呈现，以颇具创意的方式纪念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迎来创办5周年。
“当然在这里面我也没忘放进中国传统，比如在画面的右下角，我放进了中国古老的《周易》，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这样的事件，同时还包括江南造船厂、洋务运动，数学家李善兰、华蘅芳等等，这是这张地图的总概貌。”邱志杰说。
显然，在《智会世图》中，邱志杰着意把中国的文化传统、艺术风格、自强不息百余年奋斗历史，与人工智能发展史，有机、精彩地关联到了一起。
其实，正如领导人所说，“文化自信”是更根本的自信，而“伟大复兴”的背后，也必然伴随着传统文化与艺术的复兴。
实际上，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这十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复兴的十年。在《国家宝藏》中，在春晚舞台上，在淘宝商店里……处处可以看到“此生无悔入华夏”的赞叹与“伟大复兴”自豪感交相辉映的画面。
2010年，ImageNet挑战赛（ILSVRC）面世，这一挑战赛在2012年发生了里程碑事件：神经网络的坚守者Hinton在2012年和他的学生Alex Krizhevsky设计的AlexNet模型，以15.3%的Top5低错误率拿到了当年冠军，成为了第一个使用卷积神经网络在ILSVRC获得冠军的网络结构，并且这一错误率神奇地达到之前获胜者错误率的一半。
因为卷积神经网络的巨大成功，2012年也往往被认为是AI发展速度的分水岭，至今正好十年。十年间，全球关于AI的论文成百上千倍地增加，产业应用如水银泻地一般普及开来，计算量更是增长了百万倍量级。
不可否认，AI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革命的主要推动力量，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互荣共生景象，为21世纪世界历史，特别是科技发展史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以典型的AI企业商汤科技为例，虽然其公司历史还不到8年，其“AI+传统文化艺术”的实践产品与服务，已经非常可观。
早在2020年，商汤就与杭州西湖合作了手机App掌上西湖，游客对着实景扫一扫，就可以开启AR导航导览模式，一览周围特色景点，还可听到惬意的背景音乐。AR指示牌会自动标出路线中几乎每个景点，轻触画面即可倾听语音讲解，无需再去阅读枯燥的文字介绍。
2021年，商汤科技与故宫出版社携手合作，将AI+AR技术与日历中的文物相结合，读者在浏览日历时结合“故宫日历2022”小程序，就可以在虚实融合的视觉体验下，品鉴文物、古画，仿佛把故宫文物带回了家。
2022年是“AI+传统文化艺术”的大年。在刚过去的2/3时间里，商汤已经分别与敦煌文创、徐悲鸿美术馆、台北故宫达成战略合作，推出了“敦煌文创”IP首个数字文创产品《千年一瞬-敦煌九色鹿限定数字壁画》，《宋人匹马·徐悲鸿》，《谿山行旅·宋画三绝》等作品，商汤旗下的数字猫文创平台，可提供完整覆盖从铸造、认证、确权、展示和流转等环节的全链条服务。
其实，从小学时代就开始接触，国人对民族的传统文化与艺术已经相当熟悉了，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这些文化宝藏已经兴趣暗淡，用互联网一点的的话说，就是“有效表达门槛高了”。
而“AI+传统文化艺术”，就是赋能创作方可以以新形式、多角度、全方位地去释放文化艺术的魅力，找到“新的营造法式”，2022 WAIC上的佛光寺与《智会世图》是这种赋能的最新表现。
看来，《美丽新世界》的故事并不会成真，而AI科技与文化艺术互荣共生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人工智能介入艺术，真正伟大的作品还在路上。” 邱志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