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对摩洛哥危机时，法国政府内部显现出了显著的意见分歧。外交部长德尔卡赛坚决主张对德国采取强硬立场，而以总理鲁维尔为核心的多数官员则倾向于与德国达成妥协。

这一内部纷争最终以德尔卡赛的辞职而告一段落。随后，在英国的积极斡旋下，德国与法国通过多轮谈判，最终达成了召开国际会议的共识。

1906年1月16日，一场聚焦摩洛哥问题的国际会议在西班牙南部的海滨城市阿尔黑西拉斯隆重召开。来自英国、美国、俄罗斯、德国、意大利、法国等13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一堂。会上，除奥匈帝国的代表选择支持德国外，其余各国代表均表达了对法国的坚定支持。面对如此孤立的国际环境，德国不得不做出让步。会议最终通过的《最后议定书》明确规定：摩洛哥在名义上仍保持独立国家的地位，各国在摩洛哥享有完全平等的经济权益；同时，法国获得了对摩洛哥警察及边界海关的控制权。德国挑起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的初衷在于打击法国势力并削弱英法协约，然而结果却与其初衷大相径庭。法国不仅成功巩固了在摩洛哥的侵略地位，而且英法协约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危机期间，英法两国还展开了军事层面的谈判，并最终签订了《海军协定》，对德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随着英法签约的完成，德国在国际上陷入了东西两面受敌的困境，其国际处境愈发艰难。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德国开始着手调整外交策略，积极寻求与俄国的合作。当时的俄国正深陷日俄战争的泥潭，同时在外交上也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同样渴望得到德奥两国的支持。1904年夏，德国充分利用了俄国的战争困境，与俄国签订了《通商条约》。在该条约中，德国以提供贷款为交换条件，迫使俄国同意降低对德国工业品的进口关税。条约签署后，德国的商品和资本如潮水般涌入俄国市场，两国的经济联系得到了显著的加强。同年10月15日，俄国又与奥匈帝国达成了维持巴尔干地区现状的协议，从而有效地缓解了俄奥之间的紧张关系。然而，就在这一系列外交动作取得积极成果的同时，1904年10月22日发生的一起意外事件再次让国际局势陷入了动荡。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在经北海前往远东的途中，不慎在英国赫尔港附近的多格滩误击了英国的渔船。这一事件立即引发了英俄之间的紧张关系，英国不仅提出了强烈的外交抗议，还派遣军舰对俄国舰队进行了持续的跟踪与监视。在英国部分媒体的激进言论中，出现了对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的鼓噪之声。德国迅速捕捉到了这一战略契机，对俄罗斯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攻势。1904年10月27日，德国皇帝通过电报向俄国沙皇传达了一项提议，指出英国正试图阻止德国向俄国海军供应煤炭，基于此，德俄双方应携手合作，共同构建一个旨在挫败英国此图谋的强大反英同盟，并努力说服法国加入这一联盟体系。沙皇对此提议表示赞同，并要求德国方面提供条约草案文本。随即，德国向俄国呈递了一份详尽的德俄同盟条约草案，其首要条款明确规定：“若缔约双方中的任意一方遭受欧洲某强国的军事侵袭，另一方则需动用其全部陆海军力量予以全力支援。在必要情况下，双方还需采取联合行动，以促使法国履行其在《法俄同盟条约》中所规定的义务。”然而，德俄同盟的谈判进程因双方在条约草案是否需先呈送法国审阅的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而迅速陷入停滞状态。俄国方面认为，该草案内容涉及到法国的利益，且俄国与法国之间已存在同盟关系，因此坚持认为草案文本需先征得法国的同意。而德国则基于法国极有可能提出反对意见的权衡，坚持认为宁愿不签订同盟条约，也不愿先向法国透露相关计划。德国的这一立场引发了俄国的深切疑虑，俄方怀疑德国此举的真正意图在于瓦解俄法同盟。同时，在法国的积极斡旋之下，英俄双方成功以和平方式解决了多格滩事件，两国关系亦因此有所回暖。在此背景下，德俄同盟的谈判最终无果而终，德国的联俄策略初次受挫。1905年5月末，俄国在日俄战争中遭遇惨败，并随后开始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德国试图利用俄国战败及国内局势动荡的时机，再次向俄国抛出联盟的橄榄枝。同年7月23日至24日，在德国皇帝的倡议下，德皇与沙皇在芬兰湾毕约克岛附近的军舰上举行了秘密会晤，并草拟签署了《德俄同盟条约》。该条约的主要内容与1904年的同盟条约草案大同小异。然而，这份条约却很快遭到了两国国内大臣们的强烈反对，特别是俄国方面，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等人认为，若加入此条约，意味着俄国将在未来的战争中被迫站在德国一方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这将严重破坏俄法同盟关系，而俄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正是基于俄法同盟。此外，对法国资本有着深厚依赖的俄国在战后迫切需要法国的经济援助，特别是贷款支持。因此，在同年9月，该条约未能获得两国的正式批准。俄国和谈特使维特自美国归国后，坚决反对既定条约的签署。面对朝中众多大臣的竭力劝谏，沙皇于10月7日正式致函德皇，明确表示需先与法国展开长期深入的谈判，而条约的生效应待谈判圆满落幕之后，此举实质上婉拒了德国的结盟提议。尽管德国的联俄图谋屡遭碰壁，但德俄间的“友好”姿态仍令英法两国深感忧虑。为有效制衡德国并争取俄国的支持，英国在军事与外交层面均采取了诸多举措。军事方面，英法两国已着手进行非正式的军事协作磋商；外交层面，英国在法国的鼎力支持下，正积极探寻与俄国和解的新路径。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明确指出：“我们不可同时推行与法国结盟的政策，而又采取反对俄国的相悖结盟策略。与俄国缔结协议，无疑是对法协定的自然延伸与补充。”日俄战争在推动英俄和解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战前，英俄在远东、近东及中亚地区的争夺异常激烈，加之德国的拉拢，俄国外交政策摇摆不定，导致英俄和解进程步履维艰。战后局势发生了显著变化，英俄矛盾大幅缓解。在远东，俄国因战败而采取收缩战略，暂时搁置了在远东地区的进一步扩张计划；在近东，英国已稳固掌控苏伊士运河，黑海海峡是否向俄军舰开放已不再是首要议题，同时德国在该地区的势力迅速膨胀，英俄已不再是彼此的主要竞争对手；在中亚，尽管英俄间仍存在尖锐矛盾，但1905年8月修订的第二次日俄同盟条约将同盟义务扩展至印度，英国有信心抵御俄国对印度的军事觊觎。因此，英国决策者认为，战败后的俄国已不再是其争夺霸权的主要对手，这成为英国试图与俄国和解的内在驱动力；而《英法协约》的签署，更为英俄和解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开始调整其外交政策，同样渴望与英国拉近关系：在远东实施收缩防御战略，将主要兵力部署于欧洲与近东；强化法俄同盟，逐步疏远德国；缓和与英国的矛盾。致力于推动两国间的全面和解进程，是俄罗斯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里程碑。这一转变的显著标志，发生在1906年5月，当时伊兹伏尔斯基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在他的个人《回忆录》中，伊兹伏尔斯基明确指出：“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必须以法俄同盟为稳固基石，但同时，我们也必须通过与英国及日本的协议来巩固并扩大这一基础。这正是我向陛下提出的策略，否则我不会接受这一职位。”

在此期间，德俄关系的持续恶化显著加速了英俄之间的和解步伐。1904年签署的《德俄通商条约》导致德国资本和商品大量涌入俄罗斯市场，这引起了俄罗斯本土资本家的强烈反感。德国在巴尔干地区、土耳其以及波斯的扩张行动，与俄罗斯试图重返欧洲和近东地区的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冲突，使得俄罗斯开始将德国视为最严峻的挑战者。尽管俄罗斯与法国保持着结盟关系，但鉴于法国的实力相对较弱，俄罗斯还寻求与强大的英国建立同盟，以共同应对德国这一紧迫的威胁。1905年12月，格雷成为英国外交大臣后，他迅速向俄罗斯驻英国大使表达了希望双方就共同关心的悬而未决问题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的意愿。次年5月，英国新任驻俄罗斯大使尼可尔森抵达圣彼得堡，并很快与俄罗斯外交大臣伊兹伏尔斯基展开了长达一年多的深入谈判。最终，在1907年8月31日，双方签署了关于波斯、阿富汗和西藏的三个重要协定，统称为《英俄协约》。在这三项协定中，《波斯协定》占据核心地位。该协定明确了波斯北部为俄罗斯势力范围，东南部为英国势力范围，而中部则设为中立区。双方约定不在对方势力范围内寻求租让权，同时保留在中立区获得租让权的权利。在《阿富汗协定》中，英国声明无意改变阿富汗的政治现状，也不会在阿富汗采取任何可能威胁俄罗斯的行动；而俄罗斯则正式承认阿富汗不属于其势力范围，实质上认可了阿富汗作为英国的保护国。至于《西藏协定》，英俄双方约定不干涉西藏的内部事务，但英国可通过商务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保持直接的联系。这一协定使得英国在列强对中国西藏的争夺中占据了有利地位。在此，有必要明确指出，1907年《英俄协约》之签署，公然无视中国对西藏的神圣主权，此举不仅构成对中国主权的粗暴践踏，更为后续反华势力策划“西藏独立”的阴谋埋下了深重的祸根。该协约的性质，与《英法协约》无异，均为列强瓜分殖民地的又一铁证。其订立标志着自19世纪末以来，欧洲列强势力重新洗牌的过程基本尘埃落定，同时宣告了英法俄协约国集团的最终成型。在这十余年间，欧洲外交局势风云变幻，波诡云谲，列强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彼此间的敌友关系更是瞬息万变，难以捉摸。当时，大国间的结盟外交展现出三种可能的走向：一是英德携手制衡俄国；二是德国联合俄国，组建大陆同盟以对抗英国；三是英法俄三国摒弃旧怨，共同抵御德国的威胁。

鉴于英德之间矛盾的根深蒂固与不可调和，德国意图称霸欧洲大陆之举，既令俄国深感不安，亦使法国终日忧心忡忡。因此，历史的车轮最终驶向了英法俄三国协约的建立，并在欧洲大陆上形成了由英国领衔的三国协约集团与以德国为核心的三国同盟集团之间的紧张对峙。自此之后，两大军事集团的竞争愈发激烈，战争危机频现，局部冲突不断，欧洲局势宛如“树欲静而风不止”，动荡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