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1912—1949），大荔是和朝邑、平民（1929年成立）分县而治的。中华民国建立之初（1912—1916），大荔县衙设县知事1人，为全县最高行政长官。民国十六年（1927），县衙改制为县政府，县知事改称县长，由此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大荔解放，共历县长19人。这些外地人任职大荔、施政一方，或勤勉、或慵懒，或清廉、或昏庸，或亲民、或暴戾……都在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李清方，安徽人，1927年5月任职大荔县长。屁股尚未焐热，四个月后即将位子移交下任。继任者李云鹏，河北人，1927年9月任职，也仅干了四个月。县长频繁换人，说明了时局的混乱。此年，红色革命火种播扬镰山上下、洛河南北，中共大荔县的第一个支部在芟稼庄（今下寨镇）成立。

1928年1月，甘肃人许有巢担任大荔县长。此人生活朴实，甚少有官僚气息。传说他经常在清晨只身外出，不告而入富豪人家或商贾门店检查，对仍卧床不起者，不是揭被子、就是责打罚跪。整顿市容市貌、交通秩序也是惩治不怠，带人踢场子、揭摊子事常有，严苛手段之下，大荔社会风气和城区面貌为之焕然一新。可惜，这样勤勉敬业的县长也只干了三个月，换了个湖南人陈钟鼎，更短，两个月又调整了。

接下来这位可谓“人物”，他叫陈少岩，河北人，当县长不到两年，脏事丑事倒是留下一串串。这人虚伪做作、好大喜功，整日自我标榜“良心做事”，开言动语句句不离“良心”，实则道貌岸然、渎职枉法。1928年大荔正闹灾荒，百姓到了卖儿卖女、饿殍载道的地步，陈县长漠不关心、草菅人命，整天热于游荡市井趁民荒廉价收购古董等物。恬不知耻的是，竟在离任之际怂恿不明真相者为其树立“功德碑”，好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最后落了个丢进垃圾坑的结果。接下来，“走马灯”再次上演。湖南人常树凯十一个月，陕西华阴人段真卿八个月，河北人叶幼泉一年……直到来了陕西扶风人温亚儒，温县长有文化、讲民主，作风正派、主持正义，陈少岩“功德碑”正是他应广大民众强烈要求而派人推倒的。

1934年，陕西三原人聂雨润就职大荔县长，任期最长、历史功绩也最大。他大学毕业，精通英语，身为基督教徒，时常亲率地方武装消灭匪患，任内大荔地区治安良好、秩序井然、民得安生。他重视文化传承，主持纂修《大荔县旧志存稿》《大荔县新志存稿》（1937年铅印）各一部，并撰《方山冯公建筑圣教序碑亭记跋》记载“民国廿五年（1936）抗日爱国将领、民国中央执行委员、驻军冯钦哉建亭保护国宝级金石文物——同州圣教序碑”事略。聂县长奉调离任时，万人夹道欢送、依依惜别，盛况旷古未有。

好人留不住，坏人却复来。1939年，陕西绥德人栾文山继任县长。此人虽是北京大学毕业生，然保守顽固，极力鼓吹“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甚至向重庆中央政府要求撤销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心思根本没有用在县域经济社会民生发展上，落了个解放后被镇压的下场。栾文山之后，湖北光化（今襄阳）人温恭仅仅当了两个月大荔县长，陕西华县（今华州）人赵和民也是当了三个月的“百日县长”。1942年，河南偃师人王昭旭接任大荔县长，其狡猾奸诈、作风恶劣，借运军粮之机企图高卖低补、转嫁亏空180万元（法币），给全县人民带来极大灾难，丑事暴露后又追杀共产党员姚一征。解放后，他自知罪孽深重，悄悄潜伏山区扮作游方郎中，终没有逃脱被捕处决。

1944年，陕西长安人刘思敬担任大荔县长。他为人正直，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任职期间夫人在县府内宅纺车纺棉以补家用传为美谈。1945年，大荔县长是安徽合肥人吴南山，他毕业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清廉勤政，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在双池小学的基础上创办大荔县简易师范学校，培养各方面人才众多。1946年底，河北阜平人王家宾任职，他务实肯干、眼明心亮，将大荔城墙上的垛墙修葺一新，并坦言“共产党迟早会到大荔！”对所谓的戡乱不报任何幻想，后辞官归乡得以善终。无独有偶，1948年担任大荔县长的辽宁沈阳人赵恒心也是识时务者，他自长安县警察局长调任大荔后，对于上级挖深城壕以防攻城的指示嗤之以鼻，戏称“城坚、池深又能怎样？”

民国最后一位大荔县长叫邱树栋，陕西清涧人，原任陕西省第八区专署（设在大荔）保安司令部中校参谋主任。1942年2月兼任县长，不久大荔解放，即仓皇逃往华阴。后来，他奉第八区专员韩子佩命令卷土重来，在今官池石槽村成立临时县政府，妄图返回县城执政未果。西安解放后，邱树栋被捕归案接受人民审判。

千秋功过，历史自有评说。正如明代史学家韩邦靖所言：大荔，上无山、下无矿，这方百姓的福祉安康全靠政策和官吏。放眼今世，依然如此，好的政策和廉明官员是大荔人民的幸福所依、民心所向、理想所在。

作者简介：王小民，1971年生，大荔羌白人。陕西省作协会员，渭南市作协理事，政协渭南市文史委特邀委员。出版有《风情同州》《大美大荔》《小民看大荔》《沃土情思》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