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7月19日，就任三个月的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应约来到邓小平的住处，只见邓小平拿着公安部的报告，开门见山地说：

“公安部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我跟耀邦等同志谈过，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为什么打击刑事犯罪搞不起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打击经济犯罪问题，讲到从重从快从严时，有同志冒了一句，说还要搞准。我说，打砸抢的，抢劫的，杀人的，有什么准不准的问题？问题是下不了手！”

小平同志的批评如醍醐灌顶，随后在他老人家的支持下，一场声势浩大的“严打”斗争全面展开，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主持1983年“严打”的刘复之。

刘复之是广东梅州人，生于1917年，来自一个华侨家庭，早年时期的刘复之接受了系统的文化教育，就读期间，刘复之积极追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宁愿放弃香港舒适安逸的生活，也要前往革命圣地延安，成为共产主义大家庭的一员。

1938年2月，刘复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复之是一个有文化的年轻人，头脑也非常灵活，受到组织的重点培养，安排给八路军总司令部朱老总做秘书。

当时，八路军总部与地方部队多有往来，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刘复之结识了129师的两位首长刘伯承和邓小平，刘邓见刘复之为人机敏，办事得力，便将刘复之要到自己身边担任秘书，这一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刘复之的一生。

1941年1月，24岁的刘复之在刘邓身边工作了两年多之后，被调到129师政治部锄奸部工作，这是刘复之政法事业的起点。

据刘复之回忆，当时审查案子的过程和手段比较简单，基本上是靠本人的交代判断事情真伪，缺乏调查取证的过程，以至于在随后的整风运动中，刘复之的一位同事被怀疑有问题，遭到刑讯逼供，这位同事不堪忍受最终选择开枪自杀。

这件事给了刘复之很大的触动，坦言：“不重证据，只信口供，是一种顽症，是一种历史现象。”

新中国成立后，刘复之被安排在公安部门工作，做了十一年的公安部办公厅主任，于1964年升任公安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公安部成为重灾区，数以千计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被迫中止了工作，甚至被关押审查，刘复之便是其中之一。

“九一三”事件后，刘复之恢复了公安部副部长的职务，却又被卷入一起离奇的公安高层命案中。

1973年10月，公安部部长李震被发现死在公安部机关大院的地下管道中，李震是谢富治的得力助手，领导了公安部的“文化大革命”，他的死震惊了党中央和整个公安部，刘复之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再次受到关押审查的处理。

当时，刘复之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监护所的单人牢房里，滑稽的是，刘复之此前曾在这个监所审问过不少人，自己却也被关了进来，据刘复之回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蹲在小屋里，五个月不放风，不洗澡，不换衣，不说话，不准关灯睡觉，不准脸朝墙，不准自由上厕所，身心受到极大折磨、刺激和践踏。”

就这样，刘复之待在单人牢房里足足16个月，以至于1975年患上假性幻听，不得不进行治疗，1977年，公安部党组向中央提交报告，中央批准了李震自杀的结论，刘复之成为这起案件的直接受害者。

“文革”结束后，随着老首长邓小平等人的复出，刘复之终于迎来了春暖花开，于1982年被任命为司法部部长，第二年，也就是1983年，刘复之接替赵苍璧正式出任公安部部长。

1988年，刘复之改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成为副国级领导，于1993年卸任退居二线，2013年8月，刘复之病逝于北京，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