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下旬，经历了此前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的胜利，国民党“划江而治”的计划彻底宣告了破产。伴随着四大野战军席卷全国范围的协同作战步伐，一众国民党元老和各级军事将领纷纷走向了和平起义和脱离投诚的道路。这其中，除了由国民党元老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通电的湖南和平起义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西康王”刘文辉的彭县起义和“云南王”卢汉的昆明起义了。
值得一提的是，二人的起义时间不约而同的选择在了1949年的12月9日这天，于刘文辉而言，这是形势所迫而不得不及早采取果断措施的必然选择，于卢汉而言，则更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后的顺其自然。只不过，就各自起义后的行动成效而言，刘文辉明显更胜一筹。
我们先来看看卢汉昆明起义的行动前后。毋庸置疑，卢汉组织这次起义的过程是成功的，其要点在于抓住了“擒贼先擒王”这个战术要领。这里的“王”当然不是指当时名义上的“总统”李宗仁，也不是“退而不休”的老蒋，而是代替二人主持西南军政的最高长官张群。
作为老蒋身边的“红人”，此时的张群可谓是忙的不可开交。自1949年2月担任西南军政长官以来，他先后辗转于重庆、成都和昆明之间，代替老蒋联络地方主政官员并主持军政大事。这年11月30日重庆获得解放后，张群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四川和云南的刘文辉和卢汉身上，频频往来于二人之间，企图最后扶西南这座“大厦”于将倾。
相比于刘文辉而言，卢汉和张群的私交甚笃。早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期间，卢汉受拥护老蒋的云南省主席龙云指令，向李宗仁为首的桂系部队“腹背”发起了进攻，很快被反应过来的李宗仁击溃，后由当时作为国民党“政学系”主要人物的张群出面化干戈为玉帛，化解了这场危机；1945年12月，蒋介石借“驱龙事件”迫使龙云解除职务，而后出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虚职，张群乘机建议由时任第一方面军司令的卢汉继任云南省主席职务，助卢汉成为新任“云南王”；及至1949年8月，老蒋坐镇重庆部署西南决战计划，曾两次电邀卢汉赴重庆参与军事商讨，如履薄冰的卢汉几经考虑后仍未动身前往，老蒋几欲发兵之际，张群出面致电卢汉，以自己性命担保换的卢汉安然往来。
当然，作为政治基础上的“友情”，卢汉也在西南各省的军阀“地头蛇”们对张群出任行政长官不置可否时，表达了最坚定的公开支持和拥护意见。有了这种彼此信任和支持，张群每至昆明，便毫无顾虑的入住卢汉公馆，一来是出于双方的友谊互信，二来他坚信只要自己坐镇昆明，卢汉即便有心起义也会忌惮不定。
可张群毕竟还是低估了这位“云南王”的手段和魄力了。12月9日傍晚，张群和李弥、余程万等军政要员纷纷飞抵昆明，刚下飞机，张群便在卢汉安排的专人接送下被招待在自己的新公馆内，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的他完全失去了行动和通讯自由，望着公馆四周荷枪实弹的士兵，张群瘫坐在椅子上，此时的他已然清楚：卢汉要采取行动了。
随后，卢汉于当晚9时以加盖张群“西南行政长官印章”的会议通知形式将第8军军长李弥、第26军军长余程万、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等一行军政大员尽数扣留，随后赴五华山光复楼的省政府办公地点对外宣布了云南起义并对昆明全城戒严的通告命令，云南和平起义的号角已然吹响。
但卢汉面临的危机却远没有结束。面对“实权”的张群，卢汉可以出于个人私情将其礼送出境，但对“群龙无首”的第8军和第26军向昆明发起的“反扑”行动，的确是让他始料未及的。
一方面源于自己起义部队的兵力劣势，滇军赖以起家的部队在解放战争后期被派往东北战场参与辽沈决战，除被歼灭的第93军外，第60军在军长曾泽生率领下阵前起义，后被编入东北野战军战斗序列。这直接导致卢汉起义部队的组成力量因多方拼凑和升级原有的保安团而兵力不足，战斗力也尽显薄弱；另一方面，起义后的他未能及时制定应对李弥和余程万等中央军部队反攻的预案，仍寄希望于争取余部起义，在片面相信李弥的“撤围”谎言后，放任李弥、余程万二人归队，直接引发了起义部队艰苦的昆明保卫战。
好在卢汉有条不紊，后期部署指挥得当，加之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的策应出击，以及敌人内部的分歧矛盾，最终避免了起义胜利成果被国民党反动派重新“窃取”的结果。
相比之下，刘文辉和邓锡侯、潘文华在四川彭县的通电起义则显得有惊无险。
说起刘文辉与我党和我军的渊源，应当追溯到1935年5月底的那次“飞夺泸定桥”之战。彼时的刘文辉在经历与“侄子”刘湘“二刘争川”的惨败后，扎根西康整兵经武，颇有一番成效。而面对中央红军的长征入境，刘文辉并未“赶尽杀绝”，只是尽力将我军“驱逐”到远离自己属地的范围，这点从他在执行老蒋关于“炸掉泸定桥”部署时采取“只拆桥板，保留铁索”的行动便可窥探一二。
及至1938年4月，赴武汉拜见老蒋的刘文辉与我党代表、“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进行了初次会晤。同年夏天，又与赴武汉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我党代表董必武、林伯渠等人会面，在关于团结一致、救亡图存等民族大义问题上形成了共识。1942年2月，刘文辉在民盟成员张志和的引荐下，于成都吴晋航公馆见到了我党领导人周恩来，这次会面让他更加增进了对我党大政方针的了解，为日后进一步接触交流和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打下了深厚基础。
1949年8月，老蒋飞抵重庆，紧锣密鼓的筹备和部署与我军在西南地区决战计划。感到时机来临的刘文辉即刻联合时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的邓锡侯共同致信周恩来，表达起义请求，因彼时我军尚未确定最终战略部署，故刘文辉和邓锡侯的起义计划暂时搁置，等待第二野战军行动后相机配合。
两个月后，重庆获得解放。此时的老蒋也坐不住了，他立即飞赴成都并召见张群、刘文辉、邓锡侯等人，一方面研究部署守卫成都的“川西决战”计划；另一方面为他们这些地方大员做提振军心的“打气”，同时以高官厚禄许诺先行将刘、邓二人家眷送至台湾安顿。
刘文辉绰号“多宝道人”，邓锡侯外号“水晶猴子”，老蒋的这点小伎俩在他们二人面前自然是相形见绌。且不说所谓的“川西决战”在明眼人看来都是残兵败将的一场困兽犹斗，若真的举家迁往台湾，意味着二人的军权和地位将彻底丧失，甚至会面临性命之忧。
事后，老蒋将“西北王”胡宗南调至成都主持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工作，与刘文辉、邓锡侯合署办公。一面是老蒋“口蜜腹剑”下的极度不信任，一面是胡宗南指挥的30万中央军严密布防与监视，刘文辉和邓锡侯在请示我党中央提前起义的同时，也相应的着手部署起义事宜。
12月7日晚，老蒋的一通电话直接促使二人下定最后起义的决心。电话的另一边是副官传达了老蒋第二天要在成都的北较场约见二人，具体谈话内容不得而知，老蒋的真实目的也有待考证，但有一点刘文辉和邓锡侯二人可以肯定：举行起义势在必行。否则难免夜长梦多，即便不落个“鸟尽弓藏”的下场，最终也免不了被蒋某人软禁处理。
下定决心后，刘、邓二人分头行动。邓锡侯在胡宗南增设城防前抢先一步以出城“围猎”名义赶赴城隍庙；刘文辉则设法安顿好家人后，带着一名司机和随从便向城外的邓锡侯会合。尽管他已提前侦知城防处除中央军警备部队外另增加了宪兵队伍，但熟悉城中各处细节的刘文辉依旧巧妙的避开了盘查。他一面让司机以“接送客人”名义独自开车出城，另一面与随从由城防缺口处翻墙出走，而后同司机一道与邓锡侯会合，直奔彭县。
到达彭县后，他们通过秘密电台与我党地下联络员王少春取得了联系，并于12月9日这天率所部24军、95军和川军将领潘文华的223师共5万余人在此处正式通电起义，继而配合第二野战军加速了西南解放的进程。
此时大动肝火的老蒋也曾严令胡宗南果断处置起义部队，但一方面是我军大兵压境的有利态势，另一方面是川军的杨森和孙震等人“树倒猢狲散”般的消极避战，胡宗南有心无力之下，也只是在刘文辉公馆寄希望于埋设炸药的形式炸死日后返回的刘文辉和其家眷，最终他这个“无脑”的计划也没能实现，反而让自己见财起意的两个警卫部队下属成了触雷身亡的“替死鬼”。
值得一提的是，起义前的卢汉曾致电刘文辉，争取能将老蒋扣留在成都，为革命立下“大功”。当然，这个想法看似可行，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刘文辉和邓锡侯并不具备控制老蒋的能力，换句话说，即便能一时扣留老蒋，在优势兵力的胡宗南面前也将自身难保，因而自保为上，立功次之。
反观昆明起义和彭县起义这两次解放战争后期浓墨重彩的军事行动，前者以“兵不血刃”的快刀斩乱麻行动一举占据了主动权，后者则以险中求胜的冒险手段最大程度确保了起义力量的完整，就起义的过程和意义而言，毋庸置疑是成功的。
当然，相比于卢汉的正直率真，略显老道的刘文辉和邓锡侯二人在起义后的人事处理和部队行动方面自然更加游刃有余，最大限度保存了革命队伍的有生力量，功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