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恭帝三年（556年）九月，一代枭雄宇文泰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双雄对决的精彩篇章至此终于画上了句号。宇文泰与高欢在地下相遇，不知会作何感想。正如诗云：周文踞西府，齐武霸东藩。生年不解甲，死后共丘山。

557年至559年是后三国第二阶段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之前，北周、北齐和南陈经过一系列斗争，各自巩固了国内局势，形成了稳定的三国对峙局面。然而，后三国第一阶段的形势发生了剧变，南朝土崩瓦解，三国的局面不再稳固，直到陈朝再次统一江南才有所改变。这一系列变乱始于侯景之乱，最终以王琳的崛起为终结。

王琳在梁元帝时期已经在湘州建立了自己的势力，并逐渐形成了独立的体系。王僧辩与陈霸先之间的内讧给了王琳可乘之机。

梁太平元年（556年）九月，王琳趁陈霸先无暇西顾之际，从长沙起兵东下，袭击江夏城，驻守郢州的原梁丰城侯萧泰无力抵抗，最终投降了王琳。

到了梁太平二年（557年）三月，建康政权不得不承认王琳占领湘州和郢州的事实，被迫任命王琳为湘、郢二州刺史。

然而，王琳拒绝接受建康的任命，反而在湘州积极准备讨伐陈霸先。他的军队规模迅速扩大，达到了数万人，号称十万大军。尤其是水军实力强大，拥有数千艘战船。由于这些楼船行进时发出的声音像野猪的嘶吼，因此被命名为“野猪”。

梁太平二年（557年）六月，陈霸先派遣麾下大将南徐州刺史侯安都、江州刺史周文育、太子左卫率周铁虎、南丹阳太守程灵洗、南兖州刺史吴明彻及徐敬成（徐度之子）等，率领两万余人马进攻郢州武昌郡。

这支队伍堪称陈霸先帐下的顶级配置。侯安都与周文育分别担任西道和南道都督，他们与吴明彻均为陈霸先的元从老将，资历深厚、才德兼备、功勋卓著。从这些将领的安排可以看出，陈霸先对此次进攻王琳志在必得。然而，他却无意中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侯安都和周文育各自统领一支军队，地位相当，互不隶属，麾下士兵也只听从各自主将的命令，这种情形与北齐萧轨的军队如出一辙。令人遗憾的是，陈霸先这位一世英豪，竟也犯下了过于信任部将人品的低级错误。

当侯、周二军抵达郢州时，武昌郡守将樊猛因畏惧二人威名而弃城而逃。然而，江夏守将潘纯陀则坚守不降，激怒了侯安都，于是他下令强攻。王琳得知消息后，亲自率军前往沌口。侯、周二将留下一军继续监视江夏，主力部队则于梁太平二年（557年）十月，抵达沌口（位于今汉阳以东，古沌水汇入汉江之处）。

在双方军队对峙数日后，最终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侯安都与周文育率领的部队遭遇重创，除了吴明彻侥幸逃脱外，侯安都、周文育、徐敬成及周铁虎等主要将领均被俘虏。

王琳亲自接待了这些被俘的将领。由于他们曾共同平定了侯景之乱，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关系，因此王琳并未对他们下杀手。然而，周铁虎作为王僧辩的旧将，因背叛旧主而投降敌人，这一行为激怒了王琳，最终被处决。

通过这场胜利，王琳不仅收复了郢州失地，还趁周文育部在沌口全军覆没之际，迅速进军并占领了江州，其声势一度超越了陈霸先。

然而，好景不长。王琳的行动无意中触发了江州及闽中地区长期积压的矛盾——当地豪强的不满。

自南朝刘宋时期起，江州的管辖范围大致涵盖了今天的江西和福建两省，这一格局在陈朝时期也未有太大改变。随着南朝政权对江南地区的开发日益深入，江州因其地理位置连接建康（今南京）和广州，沿赣江一带逐渐繁荣起来。

早在东晋与刘宋交替之际，为了满足京师建康的需求，南康郡（今江西赣州）频繁伐木，并通过赣江运输到京师。甚至在东晋末年，孙恩和卢循领导的义军，也曾利用运送木材的名义秘密调动兵力（详见《晋书·卢循传》）。

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江州地区的豪强迅速崛起，如豫章的熊县朗、临川的周迪、东阳的留异、晋安的陈宝应等，都是当时声名显赫的人物。

江州地区尤其是闽越一带，历来政府的控制力较为薄弱，豪强时常煽动民众叛乱。《梁书·羊侃传》中记载：“闽越之地，民风好乱，前后太守皆不能制止。”

在梁大同八年（542年），安成郡（今江西吉安安福县）的豪强刘敬躬甚至起兵称帝，可见当地局势之动荡。

陈霸先最初从岭南起兵北上，参与平定侯景之乱。途经江州时，南康的豪强蔡路养担心陈霸先借道攻击自己，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当时陈霸先急于北上，虽然击败了蔡路养，但对于江州其他豪强势力却无暇顾及。

熊昙朗等人虽表面接受梁、陈两朝的诏封，但实际上仍然利用建康政权的无力，割据一方，自立为王。

在陈永定二年（558年）一月，王琳占领了江州首府湓城。得知这一消息后，北齐迅速行动，将梁永嘉王萧庄送过长江，王琳随即拥立他为梁帝。然而，王琳因胜利而得意忘形，采纳了新吴（今江西奉新）豪强余孝顷提出的“先南后北”策略，分兵进攻江州势力最大的豪强周迪。

同年五月，王琳与周迪在临川展开激战。周迪初战失利，表示愿意投降王琳。但余孝顷自恃兵力强大，拒绝接受周迪的投降，并与王琳派来助战的将军樊猛产生了严重分歧。

最终，当周迪的援兵赶到时，战局发生了逆转，余孝顷兵败被俘。这次战役的失败不仅削弱了王琳的军力，还激怒了包括周迪在内的江州各路豪强，使王琳在准备东下进攻建康的关键时刻受到了严重的掣肘。

到了八月，陈霸先派遣侄子临川王陈蒨率领五万大军，从建康出发征讨王琳。为了避免与陈军正面交锋，刚刚经历临川之战失败的王琳撤退到郢州。建康方面也不敢贸然追击，而是让刚从王琳军中逃回的大将周文育、侯安都等人配合周迪进攻余孝顷的残部。

直到永定三年（559年）十月，陈朝经历了武帝去世、文帝即位的政治动荡，王琳才趁机再次从郢州出兵，进攻建康。

陈武帝在永定三年（559年）六月突然离世。他的两个儿子陈昌和陈顼原本作为质子被梁元帝扣留在江陵，江陵失守后被掳至长安，其中陈昌被北周扣为人质。以侯安都为首的一众老臣和将领认为应当拥立功勋卓著、血缘亲近且年长的临川王陈蒨（陈霸先的侄子，陈道谭之子）为新的君主。此时的建康局势动荡不安，新即位的文帝陈蒨正忙于稳定国内的军事与政治局面，无暇他顾。王琳正是看准了这一时机采取行动。

永定三年（559年）十一月，王琳率领大军抵达大雷戍（今安徽望江），逼近石城（今安徽安庆）。

陈朝派遣大将侯安都和侯瑱（此时另一位大将周文育在进攻余孝顷余部时被豪强熊昙朗杀害）从建康出发迎战，同时命大将吴明彻绕道至王琳后方，攻打江州湓城，意图摧毁王琳在江州的据点。然而，吴明彻的部队遭到守将任忠的反击，大败而归，吴明彻仅以身免。

面对王琳的强大攻势，侯安都和侯瑱不敢直接交锋，率军撤退至芜湖。在此期间，陈朝将领程灵洗率军在南陵阻击王琳。王琳因轻敌而未能预料到程灵洗的突然袭击，被打得措手不及。程灵洗趁机俘获了王琳的几艘青龙大船，随后也退入芜湖。

北朝对这一局势的反应各不相同。王琳所扶持的梁朝向北齐称臣，而北齐则将目光投向了争夺江东地区。为此，北齐派遣使者前往合肥筹备水军，尽管后来遭到陈军的突袭，损失了一部分船只，但北齐依然对江北虎视眈眈。当王琳率军攻打建康时，北齐从水路和陆路两线同时派遣军队支援王琳。

相比之下，北周则采取了更加直接的行动，毫不犹豫地延续其趁火打劫的策略，派遣荆州刺史史宁进攻郢州。这种一助一攻的态势，使得王琳不得不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需要继续进攻建康，另一方面又担心郢州的安全。最终，王琳选择继续向建康进军，不敢轻易撤军回救。

幸运的是，郢州的留守将军孙场顽强抵抗，使得北周军队一时难以得手，这为王琳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使他能够在芜湖与陈军持续对峙。

到了陈天嘉元年（560年）二月，经过与侯瑱长达百余日的对峙后，王琳利用春季水位上涨的机会，将合肥的水军通过濡须河引入长江。

此时，西南风大起，王琳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不顾陈军近在咫尺的威胁，沿江向北直进，意图一举攻克建康，消灭陈朝。然而，侯瑱迅速从芜湖出兵攻击王琳的侧翼，湘州和建康的军队终于展开了激烈的决战。

两军船只逼近，混战中，王琳命令所有船只向陈军投掷火炬，却因西南风势强劲，火炬反而烧到了自己的船只。

侯瑱则指挥各船靠近敌船，使用拍杆攻击。拍杆是一种由大型木架支撑在船两侧的武器，木架上装有长木棍，木棍顶端绑着大石，士兵们利用杠杆原理操纵木棍，猛烈撞击敌船。由于古代船只多为木制，极易被撞碎。

陈军定州刺史章昭达率领的平虏大舰是侯瑱部队的主力，多次摧毁敌船。此外，陈军还利用小船靠近敌船，用熔化的铁汁浇灌敌船，使其无法继续作战。

王琳的船队陷入混乱，无法继续战斗，许多士兵落水身亡，其余的弃船逃生。北齐派来助战的水师主将刘伯球被俘，驻扎在芜湖西岸的慕容子会部2000人也四散奔逃。王琳和他的亲信将领潘纯陀乘坐一艘小船突围，狼狈逃往湓城。

此役，王琳的主力几乎全军覆没。尽管郢州还有孙玚在坚守，但残部士气已尽。王琳试图在江州重新集结部队继续对抗陈军，但无人响应。最终，王琳无奈之下只能逃往北齐。

陈军迅速推进，占领了湘州，江州、郢州、湘州等地的王琳残部纷纷投降。除了湘州北部的三座城池被后梁占据外，其他叛乱的州郡均被陈朝收复。

至此，陈朝结束了梁朝末年以来长达十余年的动荡，江南地区再次实现了统一。陈文帝陈蒨作为陈霸先的得力助手，深知十余年间国家政策失误和民众所受的苦难，因此改变了梁朝末年的弊政，采取了对外停战、对内休养生息的政策，使江南地区的国力逐渐恢复。

王琳之乱是梁陈交替时期地方势力分裂的顶峰，其波及范围之广堪比侯景之乱，整个江南地区陷入了战火。尽管其持续时间和战争激烈程度不及侯景之乱，但在三国对峙的背景下，这场变乱依然给南方带来了极大的危机。

北有侯景，南有王琳，这两位南朝的祸患，同时引发了南北三国的介入，其性质上属于纯粹的破坏性战争。从王琳个人的角度来看，尽管他始终打着扶持梁室的旗号，但在江南已经重新走向统一的大势下，为了个人权欲，不顾形势和民心，悍然发动战争，失败的结局在战争开始时就已经注定了。

在王琳与陈朝交战之际，西魏恭帝三年（556年）九月，一代枭雄宇文泰也迎来了生命的终点。

同年四月，宇文泰开始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北巡。九月，他在云阳（今陕西泾阳县北）因病去世，享年49岁（出生于507年）。

宇文泰临终前嘱托中山公、小司空宇文护掌管朝政。为了防止意外，宇文护在护送宇文泰的遗体回到长安后才宣布其去世的消息。

宇文泰是南北朝时期最为杰出的君主之一。尽管生前未曾正式称帝，但他实际上是北周帝国的奠基人。

宇文泰性格深沉坚毅，智慧卓越，机敏过人。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便是创立了北周帝国。从20多岁起，他便投身于镇压六镇起义的战斗中，几乎是从零开始，凭借个人努力从一名下级军官逐步晋升为一军统帅，最终成为一国之主。这一切成就，无不彰显出他非凡的毅力和决心。

宇文泰一生面对高欢父子这样的强敌，经历了小关、沙苑、河桥、邙山等多次大战。在国家危难、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凭借超凡的胆识、勇气和智慧，多次化险为夷。

宇文泰在识人用人方面展现了卓越的眼光，任命苏绰不仅推动了关中地区的政治革新，还通过六柱国与十二大将军的布局，奠定了关陇政治集团的基础，这一集团在隋唐两代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声名显赫。

宇文泰一生致力于创新改革，恢复周礼以占据文化传承的制高点，使得关中的汉族人民在精神上找到了归属感。

宇文泰还设立了六官制度，改革了元魏的腐败体制，虽然沿用了汉晋时期的旧制，但却使得政治更加清明。

创立府兵制度更是开创了北朝至隋唐200余年间最强大的军队，为中华历史上最辉煌的盛世奠定了基础。

我们不吝赞美宇文泰的功业，但也必须正视他身后尴尬的政治局面。当时，西魏吞并了巴蜀和江汉地区，领土和人口迅速增加。经过数年的经营，国势逐渐呈现出强劲的上升态势。

经过20年的战争，西魏上下竭力稳固了东方防线，勉强与北齐形成了均势。

宇文泰采取了东守南攻的战略，在高澄意外遇刺和高洋突然代魏等重大政治契机下，宇文泰的东伐也只是试探性进攻后便撤退。这一策略对巩固和提升西魏的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宇文泰的离世使得国家迫切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袖来接替他的位置，以维持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然而，找到这样一位领袖谈何容易。

宇文泰创业时间不长，元从功臣和老将大多健在，六大领兵柱国中仍有五人在世（李虎已去世）。赵贵、独孤信、于谨等人与宇文泰年龄相仿，且在军界和政界享有极高的威望。这些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一旦处理不当，将对国家大局产生重大影响。

反观宇文泰的宗族子弟，由于早年宇文泰的兄弟们相继战死，家族人丁稀少。宇文泰的几个儿子年纪尚幼，庶长子宇文毓年仅22岁（生于534年），而被立为世子的嫡长子宇文觉更是只有14岁（生于542年）。这两个年轻人并未参与宇文泰的创业过程，缺乏足够的经验和威望来驾驭那些老臣宿将。

常年执掌禁兵的宇文导本是最佳人选，但也在两年前去世。唯一一位年长且有一定资历的人，就是中山公宇文导。然而，宇文导的去世使得这一局面更加复杂，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宇文护是宇文泰长兄宇文颢的儿子，胡名为萨保，出生于515年。当宇文泰去世时，宇文护已经41岁，正值壮年。他性格温和，长期以来负责处理宇文家族的内部事务。

在西魏与东魏的多次大战中，宇文护都有参与。在于谨平定江陵的战役中，他与杨忠一同担任前锋。尽管他的战功不如于谨、李弼、杨忠、达奚武等人显赫，但总体上表现稳健，积累了相当的政治资本。然而，这些资本对他来说仍然远远不够。

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十二月，刚刚因功绩晋升为柱国大将军的宇文护，在处理完宇文泰的丧事后，派人暗示魏恭帝退位。庚子日，魏恭帝正式逊位。

次年（557年）正月，宇文泰的嫡子、世子宇文觉即位为天王，建立周朝。由于宇文氏倡导恢复周礼，因此效仿西周，天子称为“王”而不是“皇帝”。为了与西周、东周区分开来，后世称宇文氏的周朝为北周。宇文觉刚刚即位，便对功臣宿将进行了封赏。

在556年年初六官体系初建时，五位老柱国大将军与新任柱国大将军宇文护共同执掌重要权力。具体职位分配如下：于谨担任大司寇，负责全国刑狱事务；李弼担任太师及大司徒，主管民户、经济和赋税；赵贵担任太傅及大冢宰，负责皇宫事务；独孤信担任大宗伯及太保，掌管国家礼仪；宇文护则担任大司马，主管军事。

此外，经过调整后，新的诸大将军（原十二大将军中部分因病去世，已补充新人）如宇文毓、达奚武、豆卢宁、李远、贺兰祥、尉迟迥等均被提升为柱国大将军。

这些任命反映了北周中央权力的重新分配。

具体来说，秋官府由大司寇于谨负责，处理全国的刑狱事务；地官府由大司徒李弼管理，涉及民户、经济和赋税；天官府由大冢宰赵贵主管，负责皇宫事务；春官府由大宗伯独孤信掌管，负责国家礼仪；冬官府由大司空侯莫陈崇管理，负责营建事务；夏官府由大司马宇文护主管，负责军事。

太师、太傅、太保是地位最为尊崇的三公职位，这表明李、赵、独孤三位的声望极高。尽管宇文护手中握有军权，并且掌控着相府的军事大权，但由于他的官职较低，赵贵、独孤信等人都对他心存不服，各自怀有执政之心。

六大领兵柱国各自拥有自己的部队，一旦发生政变，宇文氏家族势单力薄，根本无力抵抗。国家刚刚有所起色，也将因此陷入危机。于是，宇文护决定寻求老臣的支持。

当时，柱国李弼（李密的曾祖父）因为年老多病，早已淡出朝野，已无法参与权势之争。于谨在年龄和功绩上都是众老臣之首，但由于他智谋出众，宇文泰对他有所忌惮，因此在于诸柱国大将军中的排名并不靠前，北周立国时的封赏也未授予他三公之位。

宇文护似乎预料到于谨心中会有一定的想法，便秘密拜访于谨，请求他的支持。

作为一位老臣，于谨表现出与国家共命运的决心，在朝会上公开强调宇文护辅政的合法性，并当众向宇文护下拜，表示绝对服从。

于谨言辞严厉，批评了那些不服从宇文护的贵族和大臣，使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然而，这种表面的平息只是暂时的，不久之后，矛盾再次激化。

宇文护掌控大权后，必然会对原有的权力结构进行调整。无论是老一辈的大臣如赵贵、独孤信，还是新兴的权贵人物，都希望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力。

赵贵与独孤信暗中策划，企图刺杀宇文护以夺取摄政之权。然而，独孤信心志不坚定，在关键时刻劝说赵贵放弃这一冒险计划。犹豫不决是大忌，最终他们的密谋被开府将军宇文盛告发。

宇文护先发制人，迅速逮捕了赵贵，并向全国宣布其罪行后将其处死。独孤信因与宇文氏有姻亲关系（其女嫁给了宇文毓），且历来是重要大臣，被赐命在家中自尽。

这两位大臣的谋反从一开始就存在诸多不利因素。他们既没有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也没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仅凭自身的功勋和地位去对抗官方认可的执政大臣，最终只能落得一死。

赵贵和独孤信的死亡进一步巩固了宇文护的地位，这一事件让周天王宇文觉深感恐惧。俗话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自古以来，皇帝与权臣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和对立，即使有一方做出妥协，这种矛盾依然无法消除。

司会（北周六官系统中天官府的属官，主要负责财政管理，类似度支郎中、户部尚书等职位）李植和军司马（北周六官系统中夏官府的属官，主要负责兵马调动等事务）孙桓，在宇文泰时期都手握重权。然而，随着宇文护的上台，他们的权力逐渐被削弱和剥夺。

李植和孙桓心中充满不满，于是向宇文觉提议除掉宇文护。两人意见一致，迅速制定了诱骗宇文护进入皇宫并将其刺杀的计划。宇文觉亲自带领亲信武士，在皇宫内练习擒拿技巧，随时准备行动。

这次政变计划显得相当荒唐。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天子宇文觉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长安外城的兵力掌控在雍州刺史于谨手中，而于谨刚刚公开表示支持宇文护。

皇城禁军由尉迟纲掌控，他也支持宇文护。唯一对宇文觉有利的条件是，宫伯中大夫乙弗凤、张光洛、贺拔提和元进四人是他的心腹。宫伯中大夫隶属于天官府，根据《北周六典》记载：“宫伯负责侍卫禁令，轮流在宫内值班。”

然而，王宫宿卫兵的最高负责人尉迟纲和蔡佑（即那位认宇文泰为父的猛将）看到年幼的天王在一群年轻实力派的鼓动下蠢蠢欲动，不忍心看他以卵击石，多次苦劝宇文觉不要冒险。但宇文觉仍然不听劝阻。

宇文护得知了宇文觉的阴谋后，将李植和孙桓分别调任至梁州和潼州担任刺史，并劝谏宇文觉不要听信谗言，避免叔侄相残，让外人得利。这表明宇文护实际上并不希望与天子决裂，毕竟局势尚未稳定，双方公开对抗对谁都没有好处。

然而，宇文觉并没有因此而回头，他与乙弗凤等人计划在王公大臣入宫朝见时将其刺杀。同谋者之一张光洛担心事情败露后会丧命，于是向宇文护告密。

形势至此，宇文护已无退路，只得采取行动。他逮捕并处死了乙弗凤等宿卫头目，随后发布诏书废黜天子宇文觉，改立宇文泰的庶长子宁都郡公宇文毓为天王，即周世宗明帝。

宇文护借此机会，杀死了十二大将军之一的李远。李远是司会李植的父亲，当时正在弘农镇守。接到朝廷诏命后，李远入朝，结果他和他的几个儿子李植、李叔谐、李叔谦、李叔让都被处死。

李远是原州李氏的代表人物，他的哥哥李贤和弟弟李穆都是当朝显贵。因李植一案，李贤和李穆被剥夺了一切官爵。

表面上看，这起事件是周孝闵帝（宇文觉被追谥为孝闵帝）对宇文护专权的不满，但实际上，这是关陇勋贵集团与宇文氏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

宇文觉，一个年仅15岁的少年，登基时间短暂，后宫事务无人管理。即便最初心存不满，但经历了赵贵和独孤信事件后，理应变得更为谨慎。然而，他为何还会冒险，不自量力地与宇文护对抗呢？

关陇地区的勋贵集团在宇文泰去世后，看到宇文氏失去了权威领袖，纷纷产生了夺取最高权力的野心。

无论是赵贵和独孤信的谋刺行动，还是李植等人策划的宫廷刺杀阴谋，乃至仪同将军齐轨在外朝的种种言论，都可以被视为推动北周初年政局动荡的主要力量，而并非出于年轻且缺乏经验的天王本人的意图。

好在宇文泰在创业初期对权贵们的控制非常严密，使得北周朝内并未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六大柱国中，于谨长期受到压制，独孤信则长期驻守陇右，李虎去世较早。在中枢的赵贵虽然有一定的心机和军事才能，但并不突出；李弼和侯莫陈崇则以勇力著称，但在政治上野心不大。因此，六柱国之间难以结成势力，他们在两代交替时对最高权力的争夺也显得较为零散，未能对宇文氏构成重大威胁。

宇文护采取了一系列精准且有力的措施，严厉打击了顶级勋贵的嚣张气焰，为权力的平稳过渡创造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

周明帝即位后不久，老一辈柱国李弼去世，开国功臣逐渐离世，使得宇文护面临的挑战逐渐减少，主相之间的矛盾也随之日益凸显。

自明帝即位后的那年年底起，北周除了征讨吐谷浑和信州蛮人的叛乱外，并无重大政务，宇文护将政权交还给周明帝。

周明帝采纳朝臣的建议，将天王称号改为皇帝，但依然牢牢掌握着军权。在此期间，周明帝有意策划了一次朝议，再度激化了主相之间的矛盾。

河东名士乐逊上书，指出了当时军政管理中的诸多问题，包括选官应广泛征求民意、避免在边境挑起争端、整治奢靡之风等，这些批评虽未直接点名，但显然针对宇文护的施政。

宇文护意识到这位新立的皇帝并非易于对付，决定再次废黜明帝。然而，由于明帝为人谨慎，表面也对宇文护表现出极大的尊重，宇文护找不到足够的理由废黜他，最终命令负责皇宫膳食的厨师李安在食物中下毒，毒死了明帝。

北周武成二年（560年）四月，明帝临终前仍念念不忘权力的争夺，遗命宇文泰的第四子、鲁国公宇文邕继位，是为北周高祖武皇帝。

周武帝深知宇文护连弑二帝的威势，对他极为恭敬，主动交出所有权力，并给予极高的政治礼遇。周武帝下诏在同州（原为东雍州，西魏时改为华州，后又改为同州，位于今陕西大荔）为宇文泰的父亲宇文肱（被追尊为德皇帝）建立宗庙，以示尊崇。

西周成王曾为表彰周公的卓越功勋，允许他在封国鲁国建立周文王的祖庙。周武帝此举旨在表彰宇文护如同周公一般辅佐幼主、平定天下的千古功臣。

至此，宇文护终于全面而稳固地掌握了北周的最高权力。他全力维护宇文泰时期的执政方针，不断提升宇文氏家族的权力，继续打压武川元老将领，逐步将权力集中于中央。尽管北周权臣专横、皇帝受制，但国力依然保持稳步上升的趋势。

北齐天保十年（559年），北齐似乎在冥冥之中与陈朝、北周同时经历了皇帝驾崩和政权更迭的重大事件。

这一年的十月，北齐文宣帝高洋因病突然去世，其长子济南王高殷在灵柩前即位，成为新的皇帝，即齐废帝。

高洋于东魏武定八年（550年）篡夺东魏建立北齐，统治了十年。史书上记载，高洋“少年时便胸怀大志，机智敏锐，外表柔和而内心坚定，果断决断”。在他执政期间，改变了高欢时代频繁征伐关中的策略，将重点放在巩固政治秩序、整肃军备以及解决北部边境问题上。这种内重外轻的政策虽然减少了战争对国家实力的消耗，但也导致北齐错失了利用南朝混乱扩展领土的绝佳机会。

高洋在位末期的行为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尤其是他的暴行。根据《北齐书》和《北史》的记载，高洋的暴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嗜杀成性

高洋不仅杀害了自己的兄弟和高氏宗室成员，如高涣、高浚等人，还屠杀了元魏宗室和重臣，如高隆之、杜弼等。此外，他还处决了许多中下级官员。虽然这些杀戮可以被视为剪除异己，但对普通官员的屠杀显然没有必要。

高洋的杀人行为逐渐变得疯狂，他甚至将京师的死囚提解出来，随时可以处决。

有一次，他怀疑自己的嫔妃与人私通，便将其杀死，并将她的头颅当众抛出，甚至将其骨头制成琵琶。这种残忍的手段让群臣无不感到恐惧。

高洋的杀人方式极其残酷，包括肢解、火烧、扔入漳河淹死等。他曾一次性杀害721名元魏子弟，并将他们全部投入漳河，结果邺城的居民在吃鱼时经常发现鱼腹中有指甲，这让他们长时间不敢再吃漳河的鱼。

纵酒淫乐

高洋在晚年似乎出现了精神问题，完全不同于即位初期的励精图治。他整日沉溺于酒色之中，通宵达旦地宴饮作乐。醉酒后的高洋甚至对母亲娄太后动手，毫无节制的生活方式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最终导致他在34岁时因病暴亡。

大兴土木

高洋在位期间，大规模征调民夫加固长城，修建豪华的宫殿。他对勋贵的赏赐也非常慷慨，国家府库因此耗尽。这些奢侈的行为几乎完全抵消了他早期治国的成就。

高洋的这些行为不仅让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负面的形象，也严重削弱了北齐的国力，为后来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废帝高殷即位后，次年八月便被其亲叔常山王高演废黜，高演夺位称帝，成为北齐孝昭帝。

高演是娄太后所生，与高洋同母，他在朝中握有重权。高洋临终前预见到高演会夺位，但由于惧怕娄太后的威严，不敢公开杀害弟弟。高洋几乎是在哀求高演：“夺时但夺，慎勿杀也。”意思是说，可以夺走我儿子的皇位，但请务必保全他的性命。然而，在权力斗争中，亲情显得微不足道，高殷最终还是被秘密处死。

尽管如此，高演仍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他即位后，改变了高洋末年恐怖的政治氛围，对已故官员进行褒扬，扩大了人才选拔的范围，并实施轻徭薄赋的政策，以减轻百姓的负担。

同时，高演继续北伐库莫奚等胡族，并计划进军关中，以实现高欢平灭宇文氏的遗愿。在他的治理下，北齐政局一度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天不假年，高演在称帝的第二年因意外受伤而去世。

高演临终前，娄太后前来探望，反复追问被废黜的高殷的下落。高演始终坚称不知，娄太后心知肚明高殷已经遇害，愤怒地斥责高演：“杀去邪！不听我的话，死有应得！”

高演深知年仅十几岁的皇太子高百年无法稳固皇位，于是下诏让同母弟弟长广王高湛继承大统，即北齐武成帝。

高澄、高洋、高演、高湛四兄弟皆为娄太后所生。高演和高湛能够相继登基，娄太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她最终未能阻止高氏家族内部的血腥争斗。

高湛即位后，并未放过高演的儿子高百年。他命令人在玄都苑的凉风堂拖拽高百年绕堂而行，一边走一边毒打，血流满地，高百年哀号求饶，场面惨不忍睹，最终被斩首，头颅丢入池中，池水因此染红。

高百年的妻子斛律氏（大将斛律光的女儿）手持高百年赠送的玉玦，悲痛欲绝，绝食月余而亡。死后，她的手依然紧握着那枚玉玦，斛律光不得不强行掰开她的手指，才能将其下葬。

高湛生性残忍，对宗室的残酷程度甚至超过了高洋和高演。高氏家族中稍有年纪的成员大多被武成帝高湛所杀，包括高澄的儿子高孝瑜和高孝琬，高洋的儿子高绍德，甚至连已淡出权力核心的高欢第四子高淹也被毒死。

到了武成帝高湛统治时期，北齐终于结束了频繁的皇位更迭，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然而，由于多次内部的残酷斗争以及武成帝的政治能力低下，北齐的国力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在陈永定三年（559年）至天嘉二年（561年）期间，周陈两国在湘州地区展开了一系列争夺战。最初，北周将领史宁率部进攻郢州，但在王琳部将孙玚的顽强抵抗下未能得逞，最终撤退。然而，随着王琳的失败，北周开始通过后梁萧察政权对王琳原先控制的地区发起进攻，并相继攻克了南平（今湖北公安）和武陵（今湖南常德）等地。

陈天嘉元年（560年）八月，陈朝武州刺史吴明彻率部沿长江西进，意图收复失地。

得知这一消息后，北周迅速派遣司马贺若敦与开府将军独孤盛率军前来支援，兵力大约在6000至1万人之间。《陈书·侯瑱传》记载贺若敦有1万人，而《周书·贺若敦传》则称其仅有6000人。

贺若敦出身于东魏降将贺若统之家，家族世代为将，擅长军事。在沙苑大战期间，他极力劝说父亲贺若统投降西魏，其果敢勇猛备受当时人们的赞誉。

贺若敦率领军队击败了以水军为主的吴明彻部队，声势浩大，于是贺若敦乘胜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攻占了湘州的长沙城。

虽然北周未能完全占领湘州，但已经对南陈带来极大的威胁，自南平至长沙一带地区如同一把尖刀，这把刀深深插入湘州腹地，给陈朝带来了极大的被动局面。

湘州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对于南朝的国防形势而言，长江中游以荆州最为关键，但荆州已被北周和后梁控制，湘州实际上失去了天然屏障，然而陈朝仍不得不防守此地。

湘州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长沙和巴陵两地。一旦长沙失守，湘州以南直至广州北部将无重镇可守；而巴陵一旦失守，则顺长江东下直逼江州，江东的局势将岌岌可危。北周和陈朝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贺若敦拼死也要守住湘州长沙。

不过，双方对湘州的态度有所不同。北周夺取湘州主要是为了扩展领土，而陈朝夺取湘州则是关乎生死存亡。因此，在兵力投入和取胜的决心上，双方有着明显的差距。

吴明彻败退之后，陈文帝立即派遣大将侯瑱、侯安都、徐度等顶级将领率军进攻湘州。天嘉元年（560年）九月，湘州北部连降大雨，湘江水位暴涨。贺若敦与独孤盛率领的北周大军以步骑兵为主，水师力量薄弱，面对陈军强大的水师，立刻陷入了劣势。

侯瑱指挥水师出击，成功切断了北周军的粮道。北周军无计可施，只能四处劫掠，搜刮军需物资。

为了迷惑陈军，贺若敦借鉴了刘宋名将檀道济“唱筹量沙”的策略，在军营中堆起大土堆，并在土堆上覆盖一层大米。各营将士聚集在粮堆前分发大米，每人手持装满大米的鼓囊囊的粮袋，然后故意在营门附近找几个当地村民询问情况。

村民们看到北周军粮草充足，回去后告诉了陈军。侯瑱信以为真，不敢贸然进攻贺若敦，命令各军据守险要之地，意图通过持久战耗尽北周军的粮食。贺若敦则针锋相对，增修营垒，建造房屋，表现出一副准备长期作战的姿态。

但周军毕竟是在异国作战，湘州当地的百姓普遍支持陈军，不断有人送来粮食、鸡鸭等物资。贺若敦见状，命令士兵藏在船中，假装成湘州百姓给陈军送粮。当陈军前来接收时，周军突然发起袭击，俘虏并杀死了对方。这样几次之后，陈军变得非常警惕，即使真的是当地百姓送来的粮食也不敢接受。

这种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陈军的后勤供应，但并未解决周军自身的困境。周军的粮食日益减少，军心也开始动摇，不断有士兵逃亡投降，甚至有人带着战马投敌。

在这种敌境作战的情况下，战马是保证部队机动能力的重要资源。长此以往，形势将更加不利。于是，贺若敦又想出了一个计策。他命令士兵将战马牵到江边，然后让船上的人看到战马后就用鞭子猛抽。经过几次这样的训练，战马形成了条件反射，见到船就不敢上去了。

周军将领周军将训练有素的战马牵来，假装要向陈军投降。陈军照例前来牵马过船，没想到战马却无论如何也不肯上船。当陈军士兵反复尝试时，周军突然发起攻击，杀死了陈军士兵。这一计谋十分高明，从此以后，陈军再也不敢轻易接受周军的投降。

这种局面下，双方都显得十分谨慎。陈军不敢再接触周军，而周军的贺若敦也不敢轻易暴露自己的实力。

这样的对峙持续了将近五个月，直到陈天嘉二年（561年）正月，深入湘州的周军形势逐渐恶化。巴陵城的周军最终放弃了抵抗，守将尉迟宪率全城投降陈军。

与此同时，独孤盛率领的水军也在杨叶洲被陈军将领侯瑱击败，湘州长沙城的主将殷亮也投降了陈军。只剩下贺若敦的主力部队被困在湘江边。

侯瑱深知贺若敦的狡猾，不敢直接与其交锋，便提出一个建议：如果周军愿意撤退，陈军不仅不会追击，还会提供船只帮助周军渡江。贺若敦虽然心动，但表面上却装作强硬，表示周军此次前来是为了决战，未达目的绝不撤兵。

然而，侯瑱多次催促，贺若敦见状便顺势答应，条件是陈军必须后退一百里，并留下船只在江边。侯瑱为了尽快解决这场旷日持久的对峙，同意了这一要求，最终“礼送”贺若敦渡江北归。

陈军因此完全占据了湘州，将国境线推进到了长江，与后梁隔江相望。

在湘州争夺战中，尽管周军保全了主力，却未能如愿夺取湘州等地，可谓是虽未败但无功而返。反观陈军，尽管战绩平平，却成功将周军拖得疲惫不堪，最终迫使对方撤退，从而在实际利益上占据了上风，可谓是以守为攻，不胜而胜。

这一看似矛盾的结果，既体现了陈朝开国初期的锐气与决心，也反映了南朝整体求稳求强的战略趋势。

钟山之战和湘州之战给三国君主们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北朝虽然能够趁乱夺取江陵和淮南等地区，但在南朝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后，想要再次深入南朝腹地，难度堪比虎口拔牙。随着561年春天的到来，三国的君主们逐渐意识到，天下的形势正在悄然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