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一天，著名爱国人士、香港实业家霍英东先生乘飞机落在了首都国际机场，当他走出时，意外注意到机场壁画，他被这幅壁画的内容深深的吸引了。

壁画是袁运生在1979年10月创作的一幅——《泼水节——生命的赞歌》。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去看，这幅画美感十足，然而袁运生当年在创作这幅壁画过程中，却遇到了不少问题。

壁画所反映的内容来源于傣族的一个传说，即泼水节的起源：

据说在很久以前，傣族被一个恶魔统治着，喜好抓傣族少女做小妾，没有人能杀死他，但这个恶魔有一个弱点，就是用他自己的头发才能把他的头割下来，恶魔最小的小妾十分勇敢，她把恶魔灌醉后，用头发将他的头割下来，然而恶魔的头不能乱扔，否则一落地就会成为一个新恶魔，于是与这个小妾一同杀死恶魔的姑娘们便轮流抱着恶魔的头，而善良的傣族人民则替少女们清洗身上的脏污。

画中所绘的场景是三个傣族少女在洗澡，然而一个问题就是，人如果洗澡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穿着衣服的，然而这样大胆的画法在当时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一直到画创作出十多年以后，还有很大的反对声音。

事情报到中央以后，邓小平看了画以后，直接拍板：

“我看袁运生可以。”

这幅画后来才得以保留下来。

时隔多年后，袁运生谈起这幅画作时仍表示：

“正因为当时刚改革开放，所以我在画的时候进行了这次尝试，如果通过了，那么将是一个思想上的巨大飞跃，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画这样一幅画。”

海外媒体当时对这幅壁画评价非常高：

“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显然，对于看到这幅画作的霍英东先生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

尽管当时中国已经宣布了要改革开放，但许多人心里都很没底，特别是一些来自港澳、海外的一些投资商，甚至包括一些外商，他们都在小心翼翼的观望，而这样一幅简单的画作，无疑说明了中国对于改革开放的决心。

“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霍英东先生祖籍广东番禺，1923年出生于香港，少年时代便四处打零工为生，吃了无数的苦，至1948年开始与人合伙做打捞海人草的生意。

趁着五十年代香港工商业蓬勃发展，霍英东经过数年的发展，其经营的行业已涉及地产、建筑、航运、建材、石油、百货、旅馆、酒楼等等。

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经济低迷，霍英东以其号召力，大力倡导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对香港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已经成为了富可敌国的商人，但霍英东骨子里对祖国却有很深的眷恋。

1950年，抗美援朝爆发后，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施行禁运，英国紧随美国其后，宣布在药品、衣物、铁皮、食品等13类可能在战场上出现的商品施行禁运，其中不仅包括英国本土，还包括其属地，其中就有香港。

应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此种用心不可谓不险恶，要知道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大陆上的生产完全跟不上实际需求，而对外的窗口香港、澳门几乎是唯一可以获取物资的来源，这样一来，入朝作战的志愿军处境将变得更加艰难。

当时，隶属于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香港华润公司（后来改隶属于贸易部）以及澳门南光公司等港澳爱国商人已经采购了数额足够的物资，但因缺少运输工具，无法送回国内，就在一筹莫展之际，华润公司联系到了霍英东。

霍英东从四十年代末，已经涉足到海上驳运业务中，拥有船只，但当时在港英当局禁运的前提下，给大陆运送物资无疑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可在听了祖国的要求后，霍英东还是毫不犹豫的答应了。

霍英东组织了一支颇具规模的运输船队，还雇佣了200余名工人，专门用于运输物资，为了规避风险，当时设计的路线是经香港先送到澳门，再由澳门运送回国。

可即便如此，风险仍然很大。

为了躲避港英当局的监视，霍英东所建立的“临时指挥部”经常搬迁，有时一天要转移三个地方，霍英东在那段时间，随身揣着现金，以便于贿赂港英当局工商、司法、海关等单位。

更麻烦的是，尽管港英当局的相关部门可以用钱来打点，但游曳于香港公海附近的英国海军则不是用钱可以收买的，英国海军严格执行本土禁运的政策，甚至还对有可能进行“走私”的船只开枪追击。

1950年冬，霍英东随船出海运货，不幸遭遇海盗，船上的货物被洗劫，好在当时霍英东随身揣着一笔巨款，这才保住了一条命。

整个抗美援朝三年时间里，霍英东每天睡眠时间就只有三、四个小时，伙计们则全部是三班倒，因为劳心劳力，霍英东三年时间暴瘦至90斤。

对霍英东甘冒风险为志愿军运送物资，不少好事者认为，不过是唯利是图而言，霍英东对此从来没有过回应，只是在晚年时候谈起当年壮举时，老人只用了轻描淡写的三个词来形容：

“无愧、无怨、无悔！”

要知道在当年，霍英东光是用于打点港英当局的资金，就占了整个运输货物利润的一半还多，更为关键的是，他当年参与运送的货物，风险大不说，利润都很低。

1951年1月，因为前线缺少黑铁皮油桶，苏联援助的大批汽油都滞留在东北中苏边境，因为运送黑铁皮的利润很低，许多船队都不接这单生意，当时是霍英东不顾危险，组织人员加班加点，将6000吨黑铁皮运送回国，制作油桶，这才解决了战备运油的燃眉之急。

难怪后来周总理谈到以霍英东为首的一批港澳爱国商人时，称他们是“患难之交”。

2000年10月25日，在纪念抗美援朝五十周年大会上，霍英东是唯一受邀出席的香港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

在中央提出建立经济特区之前，时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的袁庚已经先行赴香港考察，并提出利用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蛇口工业区，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业区正式运营。

就在蛇口工业区风风火火开干的时候，在廖承志邀请下，霍英东抵达北京，谈了一个计划：

“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兴建8家中外合资酒店。”

既然已经要决定吸引外资，利用国外的先进经验来发展经济，没有一个好的招待地方是不行的，当时的中国，除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外，毗邻港澳的广州都没有一个像样的酒店，怎么用来吸引外资，招待贵客的。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的广州，无疑有着很大的发展潜力，霍英东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早在兴建广州白天鹅宾馆前，霍英东就在家乡广东省中山市投资兴建了中山温泉宾馆，邓小平亲自为该宾馆题词，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还亲自出席了落成仪式，并将之誉为是“改革开放之光”。

为了能建好白天鹅宾馆，霍英东几次到广州考察，最终选定了广州的“城市绿洲”沙面岛。

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筹建白天鹅时，霍英东投资了5000港元，约合1350万美元，彭国珍投资1250万港元、广东省旅游局投资400万元人民币。另外在1981年，广州市白天鹅宾馆还向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贷款3631万美元。

1979年7月19日，广州白天鹅宾馆正式打下了开工的第一铲。

说一句老实话，尽管霍英东是本着爱国之心向祖国投资，可对于祖国大陆的政策，心里仍然是有很多疑虑的。

也就是在这一年到北京，霍英东看到了北京首都机场那幅巨大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

后来每次到北京，霍英东都要去看看这幅壁画。

《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自从他出现的那天开始，受到的争议就不断，不仅仅是引起美术界的批评，甚至后来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这幅壁画也受到了许多磨难。画上的裸女后来被被迫披上了一层纱衣。

1982年，袁运生出国后，机场在壁画前建立了一座三合板做的假墙，挡住了壁画。

几经辗转，这幅壁画才终于被保留了下来。

壁画的命运，无形中也成为那个时代投资商人普遍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霍英东投资广州白天鹅宾馆，一开始也历经波折。

因为没有经验，在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霍英东面临的首个问题就是物料短缺，除了基本的水泥、砂石外，绝大多数物料都需要进口，甚至连洗澡盆的软塞也没有，只能用暖水瓶塞代替。

不过，话又说回来，物料短缺的问题很好解决，缺什么买什么就可以，没有的可以从国外进口，但在当时却没那么简单。因为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每进口一种物料，就必须要经相关部门批准，盖十几个章，跑得次数多了，不免受到刁难。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才从那个特殊年代过来，各种观念的碰撞也让人头痛，当时霍英东跑到沙面街道办事处盖章时，办事处主任直截了当的批评：

“投资者是资本家。”

有意思的是，广州白天鹅酒店一开始定高是100米以下，按照规定，这种建筑必须在顶楼架设高射炮，霍英东大惑不解：

“有高射炮在上面，客人怎么敢睡觉？”

理念上的冲突，让霍英东平添了许多烦恼。

对于盈利，霍英东其实并不担心，毕竟是作为国内首家五星级酒店。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当时经济领域的犯罪也陡然滋生，1983年1月17日，广东汕头汕头地委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兼海丰县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王仲因贪腐案被执行死刑。

“ 打开窗户,新鲜空气会进来,苍蝇也会飞进来。”

也就是在这一年，广州白天鹅宾馆在一片争议声中开业，当时国家正致力于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大家都想看看，这家酒店能够走多远，甚至还有一些因循守旧的人冷言冷语：

“想要看看什么是资本主义，就到白天鹅宾馆。”

可事实无疑打了所有人的脸。

1983年2月，广州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许多人都好奇这家顶着中国首家五星级酒店到底是什么样，第一天，广州上万名老百姓都涌进酒店看热闹。

当时，有人担心出乱子，想不让普通市民进入，霍英东却摇了摇头：

“老百姓想看，就让他们来看。”

就在白天鹅宾馆开业的当天，霍英东发给广州政府各个部门不少请帖，邀请他们出席，但鲜少收到回应，不少人私底下都说：

“不吃资本家的饭。”

霍英东尝试给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写了封信，邀请他来参加开业典礼，当时任仲夷的秘书张岳琦拿着信请示时，任仲夷只幽默的回了一句：

“有免费的晚餐咋不去呢？好事啊。”

事后张岳琦把这个情况告诉霍英东，霍英东激动的热泪盈眶，时隔多年后他回忆起当时的心情来仍忍不住感慨：

“当时我好感动，好兴奋，觉得一天乌云没有了，我们的改革开放有希望了，中国有救了。我想任书记以这样幽默的话同时也批评教育干部，诠释了什么是改革开放。“

就在营业的当年，广州白天鹅宾馆实现盈利，纯利润达1282万元。

1984年1月31日，邓小平到深圳视察，住进了白天鹅宾馆，登上28楼向外眺望的邓小平盛赞：

“很好，很好，这比美国都好。”

霍英东的心一下子咽回肚子里。

到2010年，广州白天鹅酒店被国家文物局定为“国家文物”，而在中国境内，被定为国家文物的酒店就只有两处（另外一处是始建于清末的和顺德饭店）。

霍英东当年受的压力并不小，我们大多数都并不知道。

当时，国内不少人都称霍英东是“回国捞好处，投机分子，资本家就是吸血虫”，在香港，不少人也都谩骂，称霍英东“奴颜屈膝，投靠中共”，在往后的二三十年时间里，霍英东在港的投资屡屡受挫，不少大学更是拒绝接受他的捐款。

可就是顶着这么大的压力，霍英东却仍然义无反顾，积极投身祖国的建设事业。

1981年春，全国人大和政协开会，霍英东受邀出席，会议期间，澳门爱国商人何贤替时任番禺县副县长刘檩添和县侨办主任郑德引见给了霍英东，当时几人一边吃西瓜，一边谈事儿，当聊到要建设洛溪大桥时，何贤当时就表示要捐车建桥筹款，霍英东一向对国家建设感兴趣，听说消息也欣然同意出资。

洛溪大桥建成以后，在大桥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何添和已故的何贤先生为建设该桥捐资1700万元。霍英东当时出资1000万港元，何贤、何添各出100万港元，且均以物质兑换的形式来实现。”

1984年，霍英东拿出10亿港币成立“霍英东基金会”，用于投资和捐赠祖国内地建设。

……

霍英东绝大部分的投资和捐款，都是用于祖国建设，其中捐赠的部分，则多数是用来成立基金，以霍英东名字命名的体育基金、教育基金就有很多，另外霍英东还特别关心体育事业，光是为体育事业的捐款，合计就达到了40亿港币。

为什么要给体育事业上捐款，霍英东有他自己的解释：

“国家每年拨予教育的经费达四百多亿人民币，拨予体育仅十多亿。当然，相对于11亿人口，还远未能说教育经费已经足够，但海外华人、港澳同胞之中，捐资兴学的人士毕竟比襄助体育者多得多。因此我尤其愿意在体育方面，贡献自己一份小小的努力。”

或许投资、捐献了多少钱，涉及到多少个项目，可能就连霍英东自己也算不清。

根据粗略计算，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霍英东通过自己创立的霍英东基金会、霍英东体育基金会、霍英东番禺建设基金会等机构，分别以独资、合资、捐赠、低息贷款等方式，在内地兴建了数百个项目，总支出90多亿港元。

也有一个比较笼统的数据，在过去几十年中，霍英东累积用作慈善的捐款已经达到了150多亿元。

尽管为祖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霍英东却并未居功：

“我们在内地多方投资、捐赠，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国家兴旺、民族富强。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我愿尽我之所能，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多办些实事。”

后来在一次演讲中，霍英东曾讲了这样一句话：

“到我这样年纪的人，人世间许多事都看过，今天虽然事业薄有所成，也懂得财富是来自社会，也应该回报于社会。社会的进步发展，是一代人一代人奋斗积累的结果，从个人来说也希望为桑梓造福，为子孙积德，历史长河就是这样延续发展向前的。”

霍英东在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并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93年2月，霍英东当选为第八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并连任了第九届、第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006年10月28日，霍英东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按照霍英东生前遗愿，遗体被送回香港安葬。

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的霍英东的遗体告别仪式上，灵柩上覆盖着一面崭新的国旗。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治丧委员会主任的王忠禹致悼词时称：

“霍英东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亦是知名的实业家，对香港经济作出重要贡献。他的离世是香港的损失，国家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