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养山在特科的特殊岁月3解放后鲍君甫被捕,写信要求陈赓作证

大肥肥文史说 2024-11-24 20:54:39

作者:姚华飞

1928年七八月间,杨剑虹因涉及 贪污案自杀。蒋介石正式委任鲍君甫 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 的特派员,成为国民党上海特务机 关的负责人。他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 用的假名是杨登瀛。从某种角度讲, 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是由 中共特科替它配备人员的。

鲍君甫上任后,第一步是要取得 上司的信任。开始时陈立夫等虽不知 鲍与共产党的关系,但还是有些不放 心,杨剑虹曾命令鲍参与搜捕共产 党,但事先并不告诉他搜捕地点和搜 捕什么人。鲍心里明白,为骗取杨剑虹的信任,他故意表现出积极搜捕共产党的样子。

徐恩曾,1898年生,浙江湖州人,早 年留学美国,攻读电机,后主持国民党的 调查工作,长达14年之久。

鲍君甫当上特派员以后,中共特科一方面利用鲍的关系派人打入国民党 警察局、侦察队、宪兵队中去,另一方面尽力巩固鲍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对 一些叛徒,特科通过鲍君甫说是假叛变,与共产党仍有“勾结”,借国民党的 手搞掉他们。有时特科故意布置一些假机关,让敌人去破坏,使鲍取得国民 党的信任。

鲍君甫的活动范围很广,当时英国巡捕房的政治处主任兰普逊,认为鲍 君甫是一个专家,与鲍君甫关系很好,什么情况都告诉鲍君甫,有疑难问题 都找鲍君甫商量,他那里的材料鲍君甫都可以看,有时巡捕房抓人也让鲍参 加。鲍就把得到的各种情报及时与中共特科联系,因而使特科基本上掌握了 英捕房的情况。为了同兰普逊保持密切的联系,鲍君甫在取得了特科的同意 后,给兰普逊送了不少东西,包括一部汽车。

1930年上半年,陈赓通知鲍君甫,我党有两个地方机关暴露,巡捕房及华 界(中国地界)当局准备去抄查,我党面临着遭受重大损失的危险。鲍君甫接 到任务后,立即行动,将文件等重要资料及时转移,使敌人搜查时扑了个空。 上海北火车站华界旁边有一个双开间的门面房屋,是我党隐蔽的宣传机关,不 料被叛徒出卖。

陈赓知道后将计就计,趁敌人还没有动手,赶紧将宣传品、旗 帜等物全部转移,然后再叫鲍君甫向敌方打电话。鲍君甫接报后,就带着公 安局、巡捕房的人前去搜查,结果仅搜到一些用处不大的宣传品,交至公安局 后,不明真相的局长分外高兴,当场嘉奖了鲍君甫,还签发了手谕:“以后鲍督 察员来报告消息,当应立即行动。”于是鲍君甫的威信顿时提高。

为了使鲍君甫进一步应付和麻痹敌人,陈赓、陈养山有选择地常送一些 不很重要的共产党文件,如我党的宣言、传单、党的公开刊物《红旗》《布尔 什维克》等给鲍君甫,并将有关文件优先送给他看,鲍君甫以此作为接近敌 人、取得信任的资本。

每次陈立夫、张道藩到上海,鲍君甫都投其所好,取得他们的欢心。最使 陈立夫看得起鲍君甫的,是他与租界巡捕房建立的良好关系。过去国民党调 查科总想与巡捕房搞好关系,但外国佬总是不理睬,一些重案要案,租界当 局开庭审判,从不要国民党人参加庭审。国民党要鲍君甫同巡捕房建立良好关系,目的是让巡捕房随时协助捕人。陈赓也提出要鲍同巡捕房建立联系, 目的是获取情报。

所以鲍上任伊始,就用很大精力做这方面的工作。他除在 办案时同英巡捕房探长兰普逊、帮办谭绍良建立工作关系外,还同他们建立 私人感情,成为知心朋友。兰普逊和谭绍良认为鲍同淞沪警备司令部关系密 切,想利用鲍君甫替他们办事。

1928年8月,谭绍良要鲍君甫打听他们的两个 人失踪是否是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关起来了。鲍君甫就找到钱大钧询问,果有 此事。当鲍君甫回到巡捕房时,这两个人已经被放回来了。谭奉英工部局之 命,拿出200块大洋给鲍君甫,鲍君甫予以拒绝:你认错人了。这件事给巡捕 房的印象很深。

还有一次,兰普逊要求鲍君甫弄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 式样。鲍君甫通过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茅乃功,把司令部和所属各处的印鉴 式样都搞到了,兰普逊如获至宝。从此鲍君甫就赢得了英巡捕房的信任。凡 租界审理的案件,总是请鲍君甫出庭,鲍君甫在租界处理紧急案子时,可以 不履行常规审批手续。后兰普逊又将鲍介绍到法租界巡捕房当顾问。

从此鲍 君甫名声大振,所以当杨剑虹因重大贪污案被处死后,鲍君甫就成了陈立夫心目中的第二个杨剑虹,成为国民党上海特务机关的领导人。鲍君甫的权力 更大了,陈赓指导他抓紧时机与国民党军警宪特机关和租界工部局、巡捕房 等机关建立关系,并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密切往来,以便获取情报。

从1928年10月到1929年12月这段时间内,陈赓除对他进行政治争取外, 还设法提高他的社会地位,陈赓还经常给鲍君甫一些公开刊物,有时也给他 机密性不大的党内文件,使他有吹牛报功的资本。从陈立夫到张道藩、钱大 钧、叶秀峰、徐恩曾,都对鲍君甫表示信任,可说是言听计从。这个时期,鲍君 甫从国民党警宪机关特别是巡捕房了解到许多情报,都及时送给陈赓,有几 次敌人的搜捕行动都空手而回。而陈赓为掩护鲍免遭敌人怀疑,曾故意布置 一个机关让敌人去破坏。

从1929年12月至1931年4月,是鲍君甫得到国民党调查科主任徐恩曾重 用的时期。他为了拉拢陈果夫、陈立夫和上海市警察局长陈希曾,给他们各买 了一部不纳税的汽车,并亲自将送给二陈的汽车运到南京。陈立夫交下来的 重大案件,凡与上海有关的,都嘱徐恩曾让鲍办理。

这时陈赓发现鲍君甫在上海敌探机关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但给中共特科办起事来却不如以前那样痛快,有些畏首畏尾,陈估计他可能怕与共 产党的关系被国民党调查科发现。针对这种情况,陈赓就从政治上帮助他、 鼓励他,注意使用也注意保护,使他感到共产党组织对他的关心。当得知徐 恩曾向他要情报时,就给他编一些假情报,让他送给徐恩曾,取得徐恩曾的欢 心。鲍君甫解除了顾虑,继续积极地为中央特科工作。

鲍君甫是中央特科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发展的第一个秘密情报员,在陈赓 耐心教育、争取和领导下,为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从国民党和 租界侦探机关,及时获得敌人破坏我党领导机关的情报,为保卫中央机关的 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在周恩来、陈赓直接领导下,参与营救被敌人追 捕的中央委员任弼时,营救共青团中央书记关向应,营救政治局委员彭湃和 杨殷等四同志(因故未成功),协助侦察叛徒白鑫、戴冰石、陈慰年、黄第洪的 行踪,以及报告山东省委书记叛变等,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是特科在敌 人营垒复杂关系中发展使用非党情报员的一个范例。

使用鲍君甫的事实证明,周恩来同志指示中央特科大胆使用敌人营垒中 各种可以利用的人员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鲍除了向我党提供国民党特务 机关和帝国主义捕房阴谋破坏我党组织的情报,还为我党营救战友和清除 叛徒、内奸起过重要的作用。

例如:

1929年11月1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同志,去华德路竟业里参加共 青团江苏省委扩大会议。这个开会地点被敌人发现,英捕房在会址埋伏了便 衣。而我们的同志来不及报警,当任弼时走上台阶叩门,门开了一半时,屋内 出现了一些探头探脑的陌生人。他发现不对头,正要转身离开,便衣已抓住了 他的臂膀想挣脱已不可能了。敌人逼住在这个屋里的妇女说出他的姓名,这 个妇女看了任弼时一眼说:“不认识”。敌人不相信,这时这个妇女四岁的孩 子向任弼时扑过去,敌人不由这个妇女辩解,就给任弼时戴上镣铐,推向囚 车。此时任弼时乘机迅速把暗藏在衣兜的字条放入口中咽下。

敌人将任弼时押解到捕房后,从他身上只搜出一张车票,别无任何凭 证。在审问中任弼时说他叫彭德生,是从江西来上海投亲谋职的失业青年, 因记错了门牌被误捉来的。敌人对他严刑拷打,但始终得不到任何口供,就 将他当作嫌疑犯转押到监狱。

任弼时同志被捕后,党中央令中央特科营救。陈赓遵照中央指示,让鲍 君甫设法营救。鲍君甫利用自己同英捕房的关系,向英捕房说被捕的彭德生 是他手下的人。这样英捕房就看同鲍君甫的关系,把任弼时释放了,使任弼 时逃脱了敌人的残害。

1931年关向应调回上海领导工联工作。不久。上海工会组织遭到破坏, 关向应被捕。

敌人将他押解到英巡捕房,在审讯中关向应发现敌人还不知道他的身 份,便化名李世珍,说是刚从外地来沪谋生,有个亲戚在酱油店附近,来打听 亲友住址的。敌人因问不出他的身份,就暂时将他关押在英巡捕房。

关向应被捕后,陈赓让鲍君甫去英巡捕房打探情况。鲍从英捕房政治部 西探长兰普逊处了解到,经过初审没有弄清被捕者的身份,但对从酱油店抄 来的那一大箱文件很感兴趣。

陈赓将这些情况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指示先从这批文件入手,设法 把重要的文件抢救回来,然后再设法营救关向应。于是陈赓让鲍君甫去英捕 房活动。

鲍从英捕房听到国民党想把这箱文件弄走。英捕房不同意,说此案是英 捕房侦破的,不肯把这箱文件交给国民党,双方正在据理力争这箱文件的归 属。陈赓让鲍君甫告诉兰普逊:这箱文件很重要,并表示愿意帮助鉴别文件 内容。兰普逊正想从这箱文件中挑出重要的文件据为己有,便对鲍说:“那就 交给你来鉴别吧。”鲍佯说自己很忙,但表示可以另想办法。于是,陈赓按周 恩来的指示,派刘鼎前去“鉴别”。

鲍把刘鼎作为自己请来的“专家”介绍给兰普逊,并把刘鼎领到存放文 件箱的房间,关上门让刘鼎仔细查阅全部文件。刘鼎将其中机密文件抽出来 藏在身上。临走时手里故意拿了几张油印文件,对捕房的人说:“我带回去研 究研究。”过了几天,陈赓让鲍君甫告诉兰普逊:被捕者是一位学者,抄来的 这些文件全是学术研究资料。兰普逊见不是政治要犯,就把他转到淞沪警备 司令部关押。

由于关向应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国民党又没有捞到这批文件,也以为并 非要犯,也就不再深究。

随后,黄慕兰接到潘汉年的指示, 要完成周恩来营救关向应的重任。黄 慕兰通过上海滩著名律师陈志皋,以 及陈的父亲陈其寿(同盟会会员),多 方活动,营救出了关向应。

1931年4月,发生了中共中央特科 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事件。

顾顺章叛变后,地下党立即派陈 养山对鲍君甫加紧进行气节教育,指 出:“只要你矢口不讲,国民党不敢对 你怎么样!”并告知鲍君甫,“不管形 势怎么变化,共产党是不会忘记你这 个朋友的”。还告知鲍君甫,“一旦被 捕,要意志坚定,只要你不开口,他们 不会把你怎样的!”

黄慕兰,1907年生,1926年入党, 1928年末任中央秘书处秘书兼机要交 通。1931年1月,负责对外联络,并与潘汉 年建立单线联系。

因为当时形势紧迫,陈养山已不能再多去鲍君甫家,只能用电话取得联系,把人约出来密谈,几次都是与鲍 君甫的妻子见面,除了对她进行安慰,他还代表组织给了她一笔钱。告知她: “有什么要求和困难,随时来找我。”把找他接头的暗号和地方通知给鲍君 甫的妻子。

在一次会面中,陈养山告诉鲍君甫的妻子:请你转告鲍君甫不要跑,即 使被抓起来,也不要讲。陈养山还帮她分析说:“这样是最好的办法,不会出 什么大问题,张道藩会来帮忙的。也请转告君甫兄,你们鲍家的事,我们中国 共产党是要管到底的。”

鲍君甫被抓起来后,又是陈养山约鲍君甫的妻子秘密商议,他告诉她: “快把租的大房子退掉,搬到你母亲家去住,这样会更安全一些。有什么困 难随时找我。”鲍君甫的妻子搬到娘家去后,陈养山又去看望她,还代表党 组织送钱给她。

因顾顺章叛变告密,鲍君甫被逮捕,关押于南京宪兵司令部,他始终没有供出中央特科工作的情况。敌 特审问他时,他总是说:“我的事 顾顺章完全知道,我没有什么好 讲的。”此后,鲍君甫在狱中始终 缄口不言,1932年一二八事件以 后,位居国民党要位的张道藩暗 中活动,果然将鲍君甫释放出狱。

后来,国民党特务机关又故意将 鲍君甫逮捕,让他在狱中对中共 被捕人员做劝降工作。1933年3月 陈赓被捕后,在狱中与鲍君甫相 遇。鲍君甫通过关系,在狱中对 陈赓予以照料,陈赓很感动,对 鲍君甫说:“今后共产党要得天下 的,到那时我们绝不会忘记你。”

鲍君甫对陈赓说:“哪怕明天就 叫我上刀山下油锅,我也决不后 悔交了你这样一个朋友。”

这时周恩来、陈赓等已相继 离开上海,或赴天津或到苏区。 1934年国民党再度启用鲍君甫,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但此时的 鲍君甫已经完全脱离国民党特务系统,与共产党也脱离了联系,生活归于平淡。

时过境迁,世事沉浮。1949年,当解放军攻进虎踞龙盘的南京石头城后, 鲍君甫已经是一个以文为名,在南京街头摆小纸烟摊为生的一介平民了。

1950年10月,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1月南京市公安 局开始了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工作,第一天就有1500多人登记,到第五天 已有4200多人登记,其中有原国民党军委会军政部副部长、西北行辕少将参谋长等高级官员,但也有少数人员顾虑重重,在等待、观望。鲍君甫就是其中 之一。

由于鲍曾担任过国民党政府感化院和反省院的院长,故被市公安局逮捕,很快移送法院。经法院有关领导审批,准备处以重刑。

这时,鲍提出大革 命时期曾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做过工作:“1926年由陈养山引荐打入敌人内部 并由陈介绍参加共产党,在1930年至1931年打入国民党期间,并任国民党中 央组织部调查科驻沪办事处主任,担任这个职务是经过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 陈赓同意的。

在上海期间凡有搜捕中共党员时,我总是事先通知陈赓,使其 转移躲避,后因叛徒告密,我和陈赓都被国民党逮捕,先后关押在南京市白 下区羊皮巷首都特别刑事法庭看守所,后又被关押在瞻园路宪兵司令部看守 所等处,在狱中遇到了陈赓,当时我在甲级号房,陈赓在丙级号房,我设法通 过关系将陈转到条件较好的甲级号房,至1937年我被释放后,我即与中共失 去联系,我绝无叛党出卖组织情事。故要求陈赓同志作证。”

时任市法院第一任院长的鞠华对此案非常重视。1951年7月市法院两次 给时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陈赓发函,希望证实鲍在大革命时期的政治身 份。

陈赓于1951年11月24日给鞠华院长亲笔回信,其内容如下:

南京市人民法院鞠院长:

关于鲍君甫(又名杨登瀛)之供词是否属实一事,据我所知,鲍确系1927 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 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我同狱,此时表面上还好,以后 任伪中央感化院院长,据说表现不好,其他详情不知……,仍以注意,管制 为好,特此函复。

并致敬意

陈赓

11月24日 陈赓这封信肯定了鲍在大革命时期作出的贡献,为法院审判此案提供了

重要证据,使鲍君甫的命运发生了转机,法院又进一步查实,取得了大量我 党高级干部证词,经法院研究对鲍予以释放,判处管制一年。

鲍君甫被判管制后住在南京玄武区大树根,后搬至随园,无生活来源。

1952年11月时任司法部副部长陈养山闻讯后,立即写信给南京市公安局三位局长,多次强调“鲍君甫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 救出了许多我党负责同志……”

信中说,“我与陈赓同志商量给鲍作些救济, 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

1956年3月,南京军区专程派人送鲍君甫去北京, 鲍君甫在北京受到陈赓、李克农、陈养山等人的会见。陈赓详细询问了鲍君 甫的生活情况,并委托国防部安排其生活,在北京协和医院为其安装了假牙, 制作了呢料制服、皮鞋等物,然后鲍君甫在专人陪同下在北京逗留了三个星 期。以后陈赓只要到南京都到鲍君甫家看望,对其生活给予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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